近日，一份四年前的涉酒后驾驶摩托车的醉驾无罪判决书在网上流传，判决中法官大篇幅的说理内容，被网友称为“最让人感动的判决文书”。有网友评论，其中论述精彩、学养深厚，可谓金句频出，让人心为之一暖、为之一振。审理此案的法官叫万选才。公开资料显示，万选才现任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法院院长。审理上述案件时，他担任广东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院长。5月16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上万选才，他因在外培训，婉拒采访。不过，对于网传该案一审判决后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产生分歧，后提出抗诉的情况，万选才2022年曾在最高人民法院机关刊《人民司法》杂志上发表的《对酒后无证驾驶摩托车不能简单定罪》一文中进行披露：当年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佛山中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对于为何要做无罪判决，万选才撰文写道，在法律效果方面，刑法第十三条“但书”部分，解决的就是那些简单从形式上看符合犯罪构成，但综合全案情况，属于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行为的出罪问题，本案的裁判依据就在于此。他还写道：对被告人处罚，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有一个限度，这就是“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民生不易，对那些受教育有限、谋生技能不多的弱势群体，还是应该尽可能地多一些宽容。案情回顾：50多岁佛山务工者因酒后驾驶摩托车被控危险驾驶罪该案2020年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审理，被告人是湖南人何某民，只有初中文化的他在佛山务工，案发时已经50多岁。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检察院指控称，2020年5月28日，何某民饮酒后驾驶一辆无号牌摩托车行驶，被执勤民警查获。经查，何某民无摩托车驾驶资格。同时，他的血液中被检出乙醇成分，含量为99.2mg/100ml。公诉机关指控，何某民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何某民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建议判处何某民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公诉机关提交了相关证据予以证明。包括查获经过；何某民的供述；驾驶人信息查询结果单；道路交通违法车辆技术检验鉴定报告；现场照片及抽血照片；酒精呼气测试单；血样提取登记表、检验报告；认罪认罚具结书等。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4月14日，何某民初次领取机动车驾驶证，准驾车型为C1；2020年6月28日，何某民因本次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相符的车辆、机动车未悬挂号牌、醉酒驾驶的违法行为，被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区分局处以罚款1200元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经开庭审理，何某民对指控无异议。但何某民称，自己二十来岁已在老家学会驾驶摩托车，因老家是山区，大家都没有考领驾驶证的习惯，于是自己也没考；因汽车驾驶证被吊销，目前家庭作坊的送货全靠聘请司机，生意成本增加；自工作厂区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被查，总路程约三公里。一审判决无罪：“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2020年12月23日，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依照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等相关规定，判决何某民无罪。对于是否有罪，法院审理认为，对本案被告人是否作有罪判决，得充分考量几个因素。一是刑法观念上的。刑法的谦抑性原则要求，不要轻易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也唯有如此，才会让人对法律心存敬畏，不至于对罪犯产生同情。目前，危险驾驶罪已取代盗窃罪，成为案件数最多的罪名。这不能不让人反思，司法是否应该在此罪名适用上做适当的限缩。二是司法实务上的。立法之所以将醉驾纳入刑法规制，是因为醉驾对公共安全法益构成潜在威胁，属于危险犯。对于醉驾这种抽象的危险，如果有证据证明或者基于常识判断，没有危险或者基本没有危险，就不应该定罪或者没必要定罪。三是法律衔接上的。处理违法行为，需区分轻重，差别对待。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提醒、教育、诫勉即可；对于一般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即可；对于严重的违法行为才予以刑事追究。刑事追究需谨慎，不宜挤压行政处罚空间，能用行政处罚调整的，就不必启动刑事追究。红星新闻记者注意到，在该判决中，还前瞻性地“纠正”醉驾一律入刑的错误观念，以案释法阐述司法的谦抑性。一审判决书这样写道：醉驾的危险是法律拟制的危险，凡血液酒精含量达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下仅写酒精含量数）以上的，法律即推定为醉酒，推定辨认和控制能力下降，并由此推定有社会危险。法律推定为醉，不等于真醉……醉驾的潜在危险大小，取决于醉酒的程度、机动车的种类、行车的速度、行驶的路段和时间点等。本案被告人酒精含量99.2，自工作厂区驾驶摩托车回家途中被查，总路程约三公里，时间已近深夜，路上行人稀少，难以认定其有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故意，也没有证据显示，被告人的本次摩托车驾驶有任何异常，更没有发生交通事故。由此可判定，被告人未达足以影响其驾驶能力的醉酒状态，其行为的社会危险性未达需动用刑罚来规制和惩处的程度。
判决书还指出，本案被告人虽然没有摩托车驾驶资格，但自称二十来岁就已在老家学会驾驶。2009年被告人考取C1汽车驾照，现已有十余年的汽车驾驶经验，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无证驾驶，只是“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对本案被告人不做有罪追究，不但不违反罪刑法定，更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应有之义。”前述判决书认为，罪刑法定原则解决的是入罪限制，即认定一个人的行为构成犯罪，必须有刑法的明确规定。判决书还说，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与案件事实的具体性矛盾，要求司法人员不能机械办案麻木办案，裁判文书的说理不能有违常识常理常情，否则就不能打动人心，就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对被告人处罚，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有一个限度，这就是“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本案被告人因准驾车型不符，被吊销C1汽车驾驶证后，家庭作坊的送货全靠聘请司机，生意成本增加，如果对被告人再做有罪追究，还会留下犯罪记录，进而影响其工作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这难免会让人对其产生同情。对此案不做犯罪追究，也不会出现鼓励醉驾的情况。基于此，判决书认为，刑法对醉驾的打击应区分汽车和摩托车，将打击的重点放在那些有现实危险，即真正醉酒导致行为失控或者出现交通事故的醉驾上来，对情节显著轻微，并表示已深刻吸取教训的本案被告人，应以不作犯罪处理为妥。万选才在上述撰文中披露，本案事实清楚，法律规定明确，但在是否应认定被告人有罪问题上，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产生分歧。一审宣判后，公诉机关认为一审判决确有错误，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抗诉。佛山中院将本案发回重审后，公诉机关撤回起诉。对于这份判决，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永生高度赞赏。他将判决转发到自己朋友圈，称“这是一份有温情、有理论深度，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判决。”陈永生看来，这是一份实现法、理、情有机结合，法律效果，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的优秀判决，具有非常好的示范效果。他介绍，我国刑法第十三条，在规定了危害国家主权、侵犯公民的人身权利等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外，有一“但书”部分，即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在实践中部分法官机械地按照刑法分则的标准来定罪，而没有考虑“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这一“但书”规定，忽略了出罪功能。从上述个案来说，陈永生认为，单纯从法律上看，法官可以作出有罪判决，但没有顾及常情、常理，“这样的一份饱含温度的无罪更加难能可贵，体现出法官具有很高的法律素养和充分的人文关怀。”对于这份判决，北京市义派律师事务所公益法律中心执行主任李恩泽也非常关注，他表示，一个不公正的判决，有可能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一个公正且有温度的判决，对整个社会充满益处。“我觉得这个判决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不仅对于全国的法官、检察官，对广大的执法人员也起了很好的示范。这种判决多了，有利于维护整个国家的良好形象，加强老百姓对政府的信任。”陈永生说。 往期文章：醉驾无罪判决获得广泛点赞说明，“醉驾一律入刑”不符合法律和常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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