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从盲目唱空到正视中国

前言：

本文以《客观认识中国才能看清形势》为题刊发于今天（2017年6月17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望海楼栏目，但压缩了一半以上。在这里发出原稿全文。

这篇文章主题是分析西方机构唱空中国声浪根源，从客观认识障碍、心理、市场机构出头的“理性选择”、国际竞争战略等角度落笔，自认为还比较独到，有的地方写得可能有点刺。

2017.6.17

从盲目唱空到正视中国

穆迪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不过三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对中国经济作出了大相径庭的评价，在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没有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测值，反而将其预计的今年中国经济增速提高了0.1个百分点，达到6.7%，同时预计中国2018—202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4%。对比以前西方主流市场机构、主要国际经济组织通常异口同声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负面问题的景象，类似这回基金组织与穆迪对中国经济前景看法迥异的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多，表明外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评判正日益走出盲目唱空，转向客观正视。

客观现实是复杂的，对中国这样一个庞然大物经济走势存在不同看法的争议，本来也是理所当然，多种因素又会激化这种争议，一些政治性因素更是扭曲了这种争议。由于国际舆论界和国际市场话语权力长期主要掌握在与中国差异甚大、而且存在重大矛盾冲突的西方世界手里，我们长期面临唱空中国声浪的压力，实不足为奇。

实事求是地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从来就存在一系列问题，从地方政府债务、影子银行、房地产资产泡沫、收入分配失衡、腐败、社会冲突到环境污染，不一而足。由于世界经济走势已经结束19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的高增长时期，已经步入可能延续相当一段时间的低增长时期，特别是整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确定性相当高，初级产品行情下行和西方货币政策转向是触发这一转折的导火索，许多抱有传统思维的研究者、市场参与者对中国的负面因素会看得更多一些，这都是正常的；而中国与其它新兴市场之间本质的差异，往往就被无视，这是金融市场上“羊群行为”的表现。以下因素又会使得他们更加关注中国的负面因素，认识不到中国迅速变化的现实：

——目前国际舆论界和国际市场话语权力主要还是掌握在与中国差异甚大的西方世界手里，他们对中国之大及其复杂性、对中国的抗冲击能力缺乏深入骨髓的理解体验，因此一些“人咬狗”式的负面因素往往比“狗咬人”的普遍正面因素更能引起他们的注意。

——中国国家体量巨大，且区域发展不平衡。但外界观察者往往只能关注于一些特大城市，而资产泡沫、影子银行、债务风险、商业成本过度上升等一些负面问题恰恰是在这些特大城市表现得比较集中。

——他们简单套用西方一些流行的看法观点、做法为准绳来观察中国，却往往没有深思这些流行的观点、做法本身是否符合中国现实，甚至是不是“自废武功”而给中国创造了崛起的机会。

除了上述人类认识能力客观存在的局限性之外，某些个人和机构的特定商业化动机也会加剧他们唱空中国的声量：

——向庞然大物挑战的形象通常更能吸引人们注意力，更能提升个人形象。因此，如果确定自身不会因此遭遇切切实实的风险，某些个人往往会选择营造自己向庞然大物挑战、指出庞然大物致命缺陷的形象，以提升自己的“品牌”无形资产。国内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不乏这样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维权斗士”和“学者”、媒体人，在国际市场上，夸张地炮轰中国存在的问题，显然比拿一个中小国家开刀更能令人“声誉鹊起”。

（章家敦，以2001年7月出版的《中国即将崩溃》一书而名闻世界）

——某些机构投资者需要不断制造热点话题，以确保维持自己对市场的控制能力。至于这种话题主题是唱多中国还是唱空中国，无关紧要，什么样的话题能畅销，就兜售什么样的话题。

某些处于国际竞争需求的政治性动机又会进一步加剧这种唱空中国的声浪。对于守成霸权而言，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是他们目前面临的最大挑战，西方内部相当一部分势力必然会寻求充分发挥自己的软实力优势遏制中国，而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在许多场合下又是最好的方式。

不仅如此，为了遏制中国，守成霸权不仅需要固本培元增强自身实力，而且需要扶植后发国家作为中国的竞争对手，一如春秋时期晋国扶植吴国以遏制楚国、19世纪英美扶植日本以遏制中俄。为此，通过唱空中国，引导投资回流本国，或是流向其他后发国家，而非中国，也就是必要的了。1990年代，为推行“南向政策”引导台商赴东南亚而非大陆投资，李登辉当局大肆唱空大陆，与现在某些国家的某些舆论是一个道理。

由于中国与其它后发国家经济利益摩擦客观上有增长趋势，守成霸权的上述动机和操作正对日思夜想希望“赶超”中国者的胃口，自然能够在一些后发国家得到强烈的呼应，从而放大了唱空中国的声浪。

一些年以来，某些中国人、华人的心态与行为特点也与海外唱空中国声浪形成了共振。吃“中国政治异见分子”饭的那些人自不待言，就是一些单纯的商业人士，多少也存在这类问题而不自知。近年来海外大型机构投资者聘用的中国员工数量大增，而在其中担任一定领导职位的多数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人员。由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盲目崇洋、推崇全盘西化之风较盛，当时不少出国人员思想比较崇尚西方而看轻中国，这种思想倾向使得他们对中国的负面因素看得比较多也比较重，对中国政治经济预期常常比持“中国崩溃论”的西方人还要悲观。因此，在这几年世界经济波动之时，这种华人员工构成恐怕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部分西方大型机构投资者看空中国的操作。但随着新世纪以来出国留学的人越来越多地走上西方大型机构投资者的领导职位，这些机构投资者对中国的预期倾向正在走向根本改变，因为这批留学人员生长于综合国力蒸蒸日上之时，对国家的自信心强烈许多，相应地，他们会对中国的正面因素看得多一些重一些。如他们时常自称“天朝”该如何如何，这种自信的口吻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的人员中基本上见不到。

（2017.6.16，仅代表个人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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