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制度优势:迎击贸易战的关键底气
前言:
本文刊发于今天(2018.7.16)《人民日报海外版》头版“望海楼”栏目,原稿3600余字,刊发稿1400余字,几乎是该栏目最大极限。今天先贴出报纸刊发版。
强调本文一个观点:
打好这场史诗级贸易战,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压力测试”作用,帮助中国发现现行具体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观规律之处,进而果断进行改革。
2018.7.16
全文:
10天前,美国挑起了对华贸易战,中国被迫应战且底气足。中国被迫应战,是维护国家和人民持续发展权利、维护全球多边贸易机制的必然选择。
中国底气足,除了站在道义高地上,有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坚实国力等显见因素外,一个关键因素是——中国拥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组织动员能力强大的制度优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
正是因为这种制度优势,重大决策一旦形成,中国就能够迅速动员起各方面资源,全力以赴完成,而不至于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看看美国每次竞选政党轮替之后国家政策路线的变化,再对比中国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长期坚持,不能不给人以深刻印象。
正是凭借这一制度优势,中国只用了世界经济史上相当短的时间就从积贫积弱成功实现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也正是依托这一制度优势,中国能够有效动员一切力量,不仅仅应对眼下的贸易战,还预先为可能的国际宏观经济变局做好准备。
动员力是一项强大能力。在某些人笔下,西方一些国家的党争不休、言胜于行、朝令夕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被描绘成一种优点,而中国的强大动员能力则被描绘成一种“不合时宜”。其实,只要审视人类文明诞生发展的历程,审视西方世界崛起的历史,就不难得出相反结论:动员能力是文明与人类社会诞生的基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前提,是决定一个社会在战争和灾害考验中能否生存的关键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否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这场贸易战中,美国选择此时发难,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认为经济周期变动时段于己有利。但美国应该看到中国的动员能力和坚定信心。正如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公告所说:“(我们)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对此充满信心,下一步各项工作都将按既定方案有序推进。”
中国还善于调适。中国不认为自己体制的每一个细节都完美无缺,也不认为自己的政策尽善尽美,但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让中国不断锤炼改进自身,在保持大的路线框架稳定前提下,不断因应环境变化调整具体政策。正因如此,我们相信,打好这场史诗级贸易战,能够对中国经济社会发挥“压力测试”作用,帮助中国发现现行具体政策措施中不符合客观规律之处,进而果断进行改革。这场贸易战发展至今,给中国带来的最大利益就是有效地激励了中国社会上下发奋图强、加强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决心,而且付诸行动。
中国决策有高效性,执政党有担当精神。民主集中制既能吸收各方各地智慧,也能高效决策。而西方国家的议会更容易陷入“人人负责又无人负责”境地,对成功的决策竞相争功,却无人为失败承担责任,这样的内在机制进一步恶化了效率。在这个竞争的世界上,任何国家、民族的发展乃至生存归根结底都取决于其效率,任何政治体制最终都必须接受效率原则的考验。《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很大程度上正是美式体制的掣肘,使得美方决策者使出了几乎同时向全世界贸易宣战的招数,而中国在贸易战爆发之后迅速启动了“伐交”布局。
中国的眼光不局限于眼前。凭借制度优势,中国不仅努力有效应对当前贸易战考验,还将眼光投向多年之后。中国一党执政,有中共中央的坚强领导,执政党富有远见,且意志统一坚定不移。相比而言,美国两党轮流执政,其政府只想着任期内,甚至把视线停留在中期选举上。当美国经济不可避免地结束当前的景气、步入萧条之时,届时的反危机如何布局,美国你考虑了吗?
前文回顾:
梅新育:中国不需要精神“跪族” ——主动开放与贸易战压力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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