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泰谈李泽厚：没落井下石，有学者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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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高尔泰著《寻找家园》（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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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我初到北京时，已经四十三岁。

一年前，我还在酒泉五七干校劳动。半年前，刚“归口”到兰大哲学系。友人李泽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美学室当副主任，主编《中国美学史》。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邀我一同参加。我被“借调”到社科院，前后三年。

但我对不起他：三年间，没给美学史写一个字，却写了许多自己想写的文章。我说我骨鲠在喉，难得他表示理解。后来出书，还白挂了我一个虚名，白给了一份稿费。都是好意，我受之，都有愧。

与李的交往，始于五七年。那时全国围剿《论美》，我成了政治批判的靶子。李在《哲学研究》上发表《关于当前美学问题的争论》一文，从学术的角度，归纳了四种看法:

1.高尔泰的主观论;

2.蔡仪的客观论;

3.朱光潜的主客观统一论;

4.自己的客观性和社会性统一论。

不同意我的看法，但说它值得重视。没抓辫子，没打棍子，没说主观就是唯心，唯心就是反动，很特殊。我给他写了个信，谢没落井下石，赞有学者风度。他回信说，这是最起码的。那时候，我们都年轻(我二十一，他二十六)，“在山泉水清”。有过这么个茬儿，一直保持着好感。反右没再联系，“新时期”恢复了通信。

到北京，才第一次见到他，相识虽新有故情。说起敦煌，他示以长诗一首，开头是“快马轻车玉门关，万里风尘谈笑间”，是五七年去参观路上写的。那年我去酒泉劳教，走的是同一条路，也有几句东西给他看。末尾是“无限行程无限苦，最苦大漠寂寥中”。我说我这两句，和你那两句，象征着两种不同的命运。他笑说我是不了解情况，他命运只比我略好。后来的变化(所谓“告别革命”)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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