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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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西南联合大学
（选自《三松堂自序》）
抗日战争是中国社会中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社会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在这个过程中，北大、清华和南开联合起来，在战争的艰苦条件下，维持正规教育，发展五四传统。这就是西南联合大学的历史意义。
在长沙临时大学时期，没有校长，由三个学校的校长组织常务委员会，共同主持校务。到了昆明以后，这个制度继续下去。常务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教务长、总务长和各学院院长列席。南开的校长张伯苓，不常在昆明，实际上只有两个校长在校。北大校长蒋梦麟负责对外，清华校长梅贻琦负责对内，处理日常事务。办事的职员也以清华的为多。梅贻琦说过，好比一个戏班，有一个班底子。联合大学的班底子是清华，北大、南开派出些名角共同演出。但是步骤都很协调，演出也很成功。当时还有一个西北联合大学，也是从北京迁去的几个学校联合起来而成的，设在陕西城固。但是它们内部经常有矛盾，闹别扭。蒋梦麟说，它们好比三个人穿两条裤子，互相牵扯，谁也走不动。当然这只是说有问题的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西北联大也是很有成绩的。
三校有联合的部分，也有不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和在本科担任课程的教师，以及在联合大学负责行政工作的人员，是联合的部分。本科学生都是联大的学生。担任课程的教师及行政人员有两重身份：一重是联大的人，接受联大的聘书和委任；另一重是原来三校的人，同时也接受原来学校的聘书和委任。原来从北京出来的人，当然都有这两重身份。但是如果不在联大任职，那就只有一重身份了。在昆明新聘请的人，如果是为教学的需要，那就只有联大的聘书，如果三校之中有一校认为这个人很好，那就给他另加一份聘书，表示将来三校分家的时候，可以继续聘请他一起回北京或天津。当时一般师生，对于最后胜利都有坚强的信心，都认为联大是暂时的，三校是永久的，而三校除了维持其原有的班子外，也都随时网罗人才，以为将来的补充。
当时，除了联大的总部外，三校各有其自己的办事处，自己设立一些机构，与联大无干。清华的办事处最大，自己设立的机构也比较多，主要的是那些原来办的研究所，有农业、航空、无线电、金属和国情普查等研究所，这些所都不招学生，与联大毫无关系。清华还有研究院，招收研究生，他们虽然也往联大听课，可是不算联大的学生。北大办有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也与联大无关。
当时的联大，好像是一个旧社会中的大家庭，上边有老爷爷、老奶奶作为家长，下边又分成几个房头。每个房头都有自己的“私房”。他们的一般生活靠大家庭，但各房又各有自己的经营的事业。“官中”“私房”，并行不悖，互不干涉，各不相妨，真是像《中庸》所说的“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当时联大的学生，有的是跟着三校来的，有的是在昆明录取的，他们的家大部分是在日本占领区，他们不肯接受日本的统治，离开了父母家庭，经过许多艰险困难，来到了当时的大后方。他们都是有志之士，可是往往与家里信息不通，生活困难，就在昆明自谋生计，勤工俭学。教师也因为通货膨胀而生活困难。当时有人说，现在什么都值钱，就是钱不值钱。教师所得到的，就是这种越来越不值钱的钱。他们大部分都是靠卖文或其他业余工作以补贴生活，也可以说是勤工俭教吧，但仍不够花。联大的部分教师，曾经组织了一个合作社，公开卖文卖字卖图章，我也列在卖字的之内。可是生意不佳，我卖字始终没有发市。
师生们同时还天天遭受日本空袭的威胁。虽然在这样的艰难危险的情况下，联大师生对于最后胜利的信心，始终没有动摇。这种信心，这种精神，在联大的校歌歌词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歌词说：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需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这首词是我作的，调寄《满江红》。（参看本章附记）
国民党对于高等院校的直接控制空前地加强了。1939年就要求院长以上的教职员都必须加入国民党，并在联大公开设立国民党党部，称为区党部，在各学院设立区分部。这种公开地以党治校，在中国教育史上还是第一次。在学生中还公开设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分团部。出席联大常委会的人都是国民党党员，而且还要受区党部的“协助”。在学校还设有训导处，由训导长负责对学生进行“训导”。从表面上看来，联大成为国民党完全统治的学校了。其实并不尽然。据我所知，联大还是照三校原有的传统办事，联大没有因政治的原因聘请或解聘教授；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录取或开除学生；没有因政治的原因干涉学术工作；所以在当时虽然有这些表面的措施，但社会上仍然认为联大是一个“民主堡垒”。这个民主，当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但是在封建法西斯的统治下，维持资产阶级民主也不是容易的事。
三校有一个传统，就是“教授治校”。这个传统联大也继承和发扬了。其表现为教授会的权威。这种权威在学校正常的情况下，不显得有什么作用；但是遇到学校有对内或对外的大斗争的时候，这种权威就显出作用了。
1944年国民党政府接受了美国的军事援助，征发高中和大学的学生从军，组成青年军。国民党政府的这个措施，如果是在抗战初期，学生们是会争先恐后报名参加的；可是在这个时候，学生们对于抗战最后胜利的信心虽然没有动摇，但是对于国民党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对于青年军的报名疑虑很多，观望不前。当时的教育部为各大学分配了名额，规定了指标。联大的常委会慌了，于是召开动员大会，请教授们向学生劝说。我的发言大意说，抗战已经进行了这几年了，以前国家、政府不征发高中以上的学生，实行免役，这是因为当时没有新式武器，还用不着有科技训练的人。现在美国送新式武器来了，正需要有科技训练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训练的青年不去从军，叫谁使用呢？这个仗以后怎么打呢？闻一多发言最突出，大意说，现在我们在政治上受压迫，说话也没有人听，这是因为我们手里没有枪。现在有人给我们送枪，这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先把枪接过来，拿在手里，谁要反对我们，我们就先向他下手。这次会开得很热烈。散会以后，我走出校门，看见有人正在那里贴大字报，反对报名从军。我心里很气愤，走上前去，把大字报撕了，并且说，我怀疑这张大字报是中国人写的。这次动员会开过以后，学生报名从军的多起来了，不过几天就超过了指标。
青年军成立了，蒋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训练。后来又把青年军开到印度，接受美国运来的武器，就地训练。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军并没有开到前线和日本作战。
日本投降以后，联大师生虽然实现了原来的信心和期望，但没有表现应有的欢乐，大家都看到，蒋介石一定要向解放区进攻，内战迫在眉睫。国民党政府的贪污无能，有加无已。有一件事情直接使联大师生感到痛心。当时从昆明到重庆的铁路已经通到曲靖，有一段正从联大旁边经过，常常有军队顺着铁轨行走。师生们常常看见，经过的士兵都是面黄肌瘦，疲惫不堪，真正走不动了的就躺在路旁，军官们不但不救护，反而举鞭就打。真是像当时所说的：前线的士兵要啥无啥，后方的大官要啥有啥。这种情况使进步的师生更加愤怒，不怎么进步的师生也觉得寒心。
在这种情况下，联大中的政治空气越来越浓厚了。进步的学生们经常举行集会，请教授们讲演，评论时事，报告些不见于报刊的新闻。1945年11月下旬，学生罢课反内战。25日下午，我家里的人上街买菜回来说，也许有什么事，就要戒严了。果然当天晚上，联大学生在联大操场中举行时事晚会。正在开会的时候，就有军队在联大后面土山上放枪。联大及他校学生不为所动，仍然把会开完，但是都大为愤慨，加紧戒备。联大的校门紧闭，不准闲人进去。到了12月1日，我在家里，忽然听到联大新校舍内发出了两阵手榴弹爆炸的声音，看见吴晗匆匆地从他家里跑出来，对我说：“开火了！杀了人了！学校赶紧想办法。”吴晗同我所住的西仓坡联大家属宿舍，也有许多歪戴帽子、流氓打扮的人出出进进，显然是特务来威胁。后来又有人来说，新校舍墙内落了手榴弹，炸死了四个学生。事态更加扩大了。昆明全市的学校都罢课了。国民党的云南省政府出面“调停”，学生提出的条件，如为四烈士出丧游行之类，省政府都答应了，而且有些已经办到了，最后只剩下一个条件，学生要求惩办昆明警备司令关麟征。云南省政府说，警备司令是中央任命的，不在省政府管辖之内，没有办法。后来又通过各种渠道，向重庆直接交涉，重庆暗示说，如果学生能先复课，可以考虑撤换关麟征。而学生则坚持，必须先撤换关麟征，才能复课。就在这个问题上卡住了，形成僵局。
关麟征请联大部分教授谈话，其中有我，有张奚若。谈话之中，张奚若和关麟征这两个陕西人发言最多。张奚若说，这个事件是警备司令部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来的。关麟征说，是联大有预谋、有计划地挑起来的。最后关麟征说，不必辩论了，现在是以组织对组织、以暴力对暴力的时候，其他都不必说了。谈话没有任何结果，不欢而散。
在这种僵持的时候，傅斯年从重庆来了。在日本投降以后，北大校长蒋梦麟当重庆行政院秘书长去了。重庆派傅斯年为北大代理校长，他到昆明是来就职的，同时他也成了联大的常务委员。他秘密地向联大的部分教授说，这次罢课，蒋很怒，你们要叫学生赶紧结束，不然的话，蒋要派霍揆彰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我当时跟他开玩笑说：“你原来也是个学生头头，专门跟学校当局闹别扭。现在别扭闹到你头上来了，真是‘请看剃头者，人亦剃其头’。”当时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撤换关麟征和学生复课这两件事孰先孰后的问题。重庆为顾全它的面子，坚持要学生先复课。学生为了贯彻他们的要求，坚持要先撤换关麟征。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做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十五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和训导长查良钊联合提出一个议决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十五天内使关麟征去职。会中就这个议决案进行讨论，很是激烈，发言的人很多，甚至要发言的人必须先到主席台签名，由主席按顺序叫名发言。辩论的结果，议决案通过了，学生也接受了保证，复课了。果然在十五天内关麟征被调到东北当接收大员去了，昆明的警备司令换成了杜聿明。可是学生又向教授会质问：关麟征调到东北，这是升官，不是撤职。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有保证。有人提议再开教授会，但没有成为事实。
就我个人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料想复员以后，像“一二·一”这类运动还会很多。恰好这个时候，布德约我到美国去，继续和他合作翻译《中国哲学史》，我就乘此机会于1946年9月到美国去了，自以为可以脱离“是非之地”。
在这个时候，梅贻琦接到美国加州大学的一封信，说是他们想请一位能讲中国文学的人到他们那里去开课，请梅贻琦推荐一个人。梅贻琦想推荐闻一多去，向闻一多一说，他就拒绝了。他要留身于“是非之地”，继续斗争下去。这才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正路。
我在美国住了一年多，又觉得像王粲《登楼赋》所说的：“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我于是在1948年全国解放的前夕，又从美国赶回来，又投身于“是非之地”。屈原在《离骚》的结尾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乱曰：已矣哉！国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我理解屈原的心情，但我没有屈原那样悲观，因为我不久就看见了中国脱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美政。
“一二·一”运动结束以后，联大在表面上平静无事了，其实它所受的内伤是很严重的，最严重的就是教授会从内部分裂了，它以后再不能在重大问题上有一致的态度和行动了。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
1946年上半年，三校忙于分家和准备北归的事，在有一次清华的校务会议上，梅贻琦说，我们在昆明待了七八年，临走的时候总要留下一个纪念品吧。会上我就提议，留下一个有古典形式的纪念品。大家都说好，就推我筹备这件事情。我就筹备立—个完全合乎传统形式的纪念碑。严格地说，这座纪念碑并不是联大常委会正式决议建立的，而是作为在联大中的人为了纪念联大而建立的。碑文是我作的，碑文最后的铭词大部分用校歌的词句，可谓一稿二用。纪念碑的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于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院。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又成后方（当作“前方”——冯注）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者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离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终始，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曰：
痛南渡，辞宫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峣嵲。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丧，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仇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纪念碑按照传统的款式，署名“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碑的背面刻着从军的联大学生名单。
联大决定于1946年五四纪念日结束，纪念碑也于是日揭幕。那一天上午，先开联大的会，全体师生集合，由我朗诵纪念碑碑文，然后到新校舍后面小土山上为纪念碑揭幕。经历抗战八年的联大就此结束。
下午三校各自开会，算是分家，闻一多在清华的会上发言，有一段说：“大家都说清华有优良的传统，这不对，清华没有优良传统，有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教育传统。我受了这种传统的毒害，现在刚才有点觉醒。我向青年学习，学会了一件事，那就是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如我现在想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我就说蒋介石是个混账王八蛋，他就是个混账王八蛋！”只隔了两个多月，闻一多就遇难了，他以他的一死把联大的“民主堡垒”的地位推到当时的最高峰，把当时的民主运动推到最高潮。就在这个最高潮中，联大结束了它的八年的历程。
附记
1980年4月，清华举行校庆纪念会，清华校友返校的很多。同时也举行了西南联大校庆纪念会，由曾经参加联大的师生参加。在会中合唱联大校歌，情绪很热烈。当时有人提出这个校歌作者是谁的问题。
按说现在我是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人，因为1938年联大制定校歌校训的时候，设了一个委员会主持其事。我是五个委员之一，并且是主席。现在其他四人，闻一多、朱自清、罗庸、罗常培都不在了，只有我一个人还在，并且还没有失去记忆力。有人来问，我就凭我的记忆说是我作的。
校歌既然是我作的，那我就是当事人。既然是当事人，就失去了做证人的资格。所以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决定性的解决。大家都希望得到一种当时的记载作为决定性的证据。这种记载果然找到了，那就是朱自清先生长公子朱乔森所藏的他的父亲的日记。朱自清是当时委员会的五人之一，不能说他不知情。日记又是当时的记载，不能说有记忆上的错误。真是最靠得住的材料了。
日记中关于联大校歌的记载有三条。
1938年10月30日
下午大学校歌委员会开会，我们接受罗庸先生的词，但不是曲。
1939年6月14日
下午开校歌委员会，听校歌演唱会，接受冯的歌和马的谱，但谱嫌单调，因此决定马、杨、沈负责修正。
1939年6月30日
大学校歌委员会下午开会，接受张清常先生的乐谱，三人喜欢张的歌词，大多数人接受其乐谱胜过其歌词，他们同意接受冯的歌词。
根据这三条记载，罗庸是有一首校歌的稿子，并且带有谱子，这首稿子曾一度为校歌委员会所接受。所以有人说联大校歌是罗庸作的，也是事出有因。此外还有冯（友兰）词、马（约翰）词及张（清常）词，但是校歌委员会最后决定用冯词。联大常务委员会根据校歌委员会的建议决定用冯词作为校歌。
校歌的谱子原来有三种，有沈（有鼎）谱、马（约翰）谱和张（清常）谱，校歌委员会先建议用沈谱，常委会据以公布。常委会先公布的是冯词沈谱，后来又改用冯词张谱。这就是后来在校内校外演唱的西南联大校歌。
有人说：日记中只说冯词，何以知那个冯词就是《满江红》词呢？可能日记中所说的冯词不是《满江红》词，罗庸所作的是《满江红》词。这个可能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校歌委员会所决定最后上报常委会的、常委会所据以公布的不是《满江红》词，《满江红》词怎么会成为联大的校歌呢？
根据朱自清的这三条日记，我认为关于联大校歌作者的问题，已经解决，话也就不必再多说了。
听说有人发表文章说，“怒发冲冠”那首《满江红》并不是岳飞作的。1981年10月我在杭州过岳坟，心中有感，赋诗一首：
荷去犹闻荷叶香，
湖山终古护鄂王。
“冲冠”“怒发”传歌久，
何事闲人道短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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