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勇闯艾滋村，却流亡美国、争议缠身，这个裹脚老太太，应该被所有中国人记住！
文 | 难得君
纽约曼哈顿上城哈莱姆区，被形容为“全美贫穷和犯罪最严重的区域之一”。然而，一位年逾九十的中国老太太却在这里住了近十年……她蜗居在一间不起眼的简陋公寓里，双耳失聪，胃被切除了四分之三，还有严重的血栓病。
老人裹着“中国特色”的小脚，常年躲在屋子里伏案写作，饮食简陋，偶尔会坐着轮椅出来晒晒太阳。
她看起来没有亲属，最常来拜访的人是留学生或者学者模样的亚洲面孔，他们会帮助她把写在笔记本上的文章打字到电脑里。
周围邻居大多数并不知道她的来历，只是觉得这个亚裔面孔的老人“举止怪异”。
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老人这双饱含沧桑的眼睛，曾见证过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河南的那场“中原血祸”；而她那双并不利索的三寸金莲，曾踏遍祖国山河大地，为一群罹患艾滋病的底层农民奔走呼号。
她的名字，叫做高耀洁。
这个名字曾经出现在艾滋病人的捐款单中，2003年“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台上，希拉里·克林顿的会客单中，以及2009年8月从广州飞往美国的飞机票上……此后，她一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客居纽约。
如今，在国内，这是一个让不少人讳莫如深的名字，你也根本不可能在官方宣传途径中找到她的踪迹。
可在海外，她却获得过众多荣誉奖项——她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亚洲英雄”，还获得过全球女性领袖奖、有亚洲诺贝尔奖之称的“拉蒙-麦格塞公共服务奖”以及联合国颁发的救治艾滋病奖章。
每当你抬头望天，在那遥远璀璨的星系中，还有一颗被命名为“高耀洁”的小行星在悄然运转。
在到达美国的那天晚上，高耀洁发电子邮件给朋友说：
“我离开，为的是能让世界知道更多的真相；我还是要回来的，我死也要死在回中国的飞机上。”
01
高耀洁是文革前的大学生，1954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医学院。
到90年代退休时，她已经是享誉整个河南省的妇科专家，还曾经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接见。
彼时60多岁的高耀洁，儿女双全，名利双收，本可享有一个富足安稳的晚年，缓步迈向人生终点。
可是，1996年，一位女病患彻底改变了高耀洁的人生轨迹。
1996年，业已退休的高耀洁被请去某医院会诊时，遇到一位奄奄一息的农村妇女，HIV检测结果成阳性。也就是说，这个女人得的是被当时人们普遍视作“脏病”的艾滋病！
在那个年代，人们对艾滋病还没有特别清晰的认识，只是有个模糊的概念——乱搞男女关系和吸毒，都有可能染上艾滋病。
一开始，高耀洁以为是病人，或者病人丈夫的作风不好，为安全起见，她给病人全家十几个亲属全部做了化验，结果发现，全家人中，只有病人感染了艾滋病毒！
并且，根据病患亲属的说法，这个女人只是个实诚的普通农妇，根本不会乱搞男女关系，更别说吸毒。
那么，这艾滋病病毒究竟是从何而来呢？
病人的丈夫告诉她，妻子以前做过一次子宫肌瘤手术，曾经输过血。
难道是因此才让她染上艾滋？高耀洁被震惊了，因为这意味着，医院的血库已被污染，受害人绝不止一个！
这也是国内首次发现因输血感染艾滋病的病例。此后，高耀洁拖着年迈的身体多次前往河南农村做田野调查，在不断的调查取证中，她几乎已经可以肯定，就是“血”的问题！
02
2011年，由顾长卫执导，章子怡、郭富城、陶泽如、濮存昕、孙海英、蒋雯丽、王宝强、蔡国庆等众星主演的电影《最爱》在中国内地上映。
影片第一次把镜头对准了因卖血而被传染艾滋病的人群：
在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个封闭的小村庄里，人血走私生意泛滥。
这是个无尽收入来源的生意，但同时，因为卖血组织者节约成本给大家共用针头，造成了大量的绝症“热病”传播。
这里组织卖血的人被人称做“血头”，他们一直赚着生命与黑暗交易得来的钱。
自从这个村子有了热病（HIV），一切的生活都不一样了……
吊诡的是，在电影中，因卖血而被广泛传播的疾病被叫做“热病”——尽管所有观众都知道那就是艾滋病。
此外，这部电影改编自阎连科的长篇小说《丁庄梦》，但最初宣传的时候不敢说，而编剧署名“言老施”，其实就是阎连科。
因为，《丁庄梦》曾经是一本禁书。
推崇者说，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艾滋病题材的长篇小说，一部可与加缪的《鼠疫》、笛福的《大疫年纪事》等描写蔓延性传染疾病的世界名著相媲美的作品。
而官方说，《丁庄梦》过分夸大了艾滋病的社会影响，和在中国农村中的严重程度。
但是，事实也许比书和电影还要严重。
现在人们一般都知道，河南农民感染艾滋病是因为卖血。而卖血怎么会感染艾滋病？大多人以为是采血器械消毒不严格，共用针头。
如果再问：怎么会大面积传播蔓延？
人们就不知道细节了。
从上世纪80年代末起，保健品市场开始在中国发展起来，出现了很多生物制品机构，血液作为生物制品的原材料被大量收购，市场需求急剧扩大，“血浆经济”遵从利益的逻辑突飞猛进。
各地都开始大规模引进国外资金、技术和设备，兴建血浆采集站和血液制品企业。在部分地区，“血浆经济”被视为带领农民脱贫致富的第三产业：
“胳膊一伸，露出青筋，一伸一拳，五十大元。”
虽然营养费最初仅为50元，但对很多农民而言，比种田划算得多：那些挑进县城来卖的大头菜，一斤只挣一毛钱。
所以，当时在河南农村一些贫困地区，掀起了 “快速致富，献血光荣”的风潮，许多村庄被卷入其中。
为了有所区别，人们将到医院卖血，叫做卖全血，简称“全采”；到血站卖血叫做卖血浆，简称“单采”。
所谓“单采”，是血站把采到的血用离心机分离，只留下血浆，把红细胞回输给卖血者，采到的血浆卖给生物制品生产厂家，生产制造生物制品，如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第八因子等等。
“单采血浆”有极其严格的操作技术要求，否则在回输血球的过程中，同一批卖血者中，只要有一个病毒携带者，就很可能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
艾滋病就是血站在“单采血浆”回输红血球的过程中，在卖血人员中传播开来，同时传播的还有疟疾、丙肝、梅毒淋病等多种疾病。
1994年9月，上海莱氏生物制品公司反馈，安徽省阜阳地区李某的血浆为“HIV+”，但是，当地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知HIV为何物，未引起任何重视。
11月，该公司的抽检报告中再次出现：李某，“HIV+”。卫生部接到报告后立即派一个研究小组进入安徽阜阳地区调查，最终将感染途径锁定在当地的单采血浆站。这可能是第一份证明艾滋病与血浆站间存在关联的正式报告。
同年，河南省周口地区防疫站医生王淑平，也首次在献血者中发现HIV感染者。但是，河南省卫生厅并未承认王淑平的调查结论，王淑平因此失去了工作，后来只身前往美国。
1995年12月，王淑平向周口地区卫生局递交的报告。
事后看来，危险的种子早已埋下，至少在1995年之前，全国的血浆站基本没有任何艾滋病检验程序。
更可怕的是，当时还存在很多民间私人血站——并没有任何卫生资质，一个会计、两个护士、几个针管、几瓶酒精，把牛棚改造一下，就成了人们趋之若鹜的“采血点”。
这样的“黑血站”还像雨后春笋一样越冒越多，有人统计过，1993年，仅驻马店地区就有33个。
当时的景象，作家阎连科在《丁庄梦》中也有过描绘，读起来触目惊心：
庄子里到处都是挂着如藤如蔓、流着血的塑料管和红葡萄似的血浆瓶。到处都是扔的消毒棉球和废针头。到处都是碎了的针管玻璃和装血的玻璃瓶。到处都是搁着、挂着收集起来的O型、A型、B型和AB型的血瓶和血桶。地面上是一片落着的血滴和洒出来的红血浆，空气中整日飘散着红烈烈的血腥气……
遗憾的是，各地政府对采浆过程中的艾滋病感染讳莫如深，大批HIV感染者藏匿于人群之中。
1996年，河南中医学院退休教授高耀洁遇到一例因输血而感染艾滋病的妇女，因而发现了这个被遮盖的惊天秘密，从此为之奔走呼号。
03
可以说，河南农民因卖血引发的艾滋病灾难，是在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型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双重背景下，完全没有竞争资本的农民以自己身体的血为资本捲入与市场的交换，所酿成的群体性的社会悲剧。
2000年，河南文楼村艾滋病疫情经国内外媒体报道之后，河南省艾滋病疫情引起了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河南省对待艾滋病的态度在2000年前后180度大转弯。
自2000年起的3年间，河南省迅速关闭了全部单采血浆站，与此同时，投入1.6亿元专项经费加强血站规范化建设，大力推行无偿献血制度，有效切断艾滋病经血液传播途径。
2003年12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前往文楼村探望艾滋病人。
2003年12月18日，河南上蔡县文楼村，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仪紧紧拉住艾滋病患者张老太的手，关切地询问她的病情。
结束文楼之行后，吴仪在郑州与高耀洁医生闭门畅谈3个小时，吴仪问她：“有人告诉我，中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吸毒传播和性传播？”
高耀洁愤怒地说：“在这里，血液传播才更普遍！”
在2003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典礼上，高耀洁以“艾滋病斗士”的身份出现在舞台上，与杨利伟、巴金、成龙等知名人士同台领奖。
从1997年到2007年，高耀洁几乎将所有积蓄投入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中。她自费出版《艾滋病、性病的防治》、《预防艾滋病的知识》等书，试图用知识的普及来化解老百姓对艾滋病的恐慌，也让更多农民有备无患。
但是从2009年开始，高耀洁的工作渐趋艰难。她多年坚称中国艾滋病传播的根源在于“血祸”，一再受到代表正统声音的主流研究人员点名或不点名的批驳；她的研究成果得不到发表，研究也难以为继。
高耀洁和主流学界的分歧，主要在血液污染是否占艾滋传播途径主要的百分比上。
她坚持认为，仅仅强调性传播和吸毒传播，是把锅甩给感染者自身，推卸相关部门在“血灾”中的责任。
对于河南某些利益相关人士来说，“高耀洁”一直是个会让他们闻之色变的名字。在防艾滋的路上，她受尽压迫和打击，其中的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无数人都视她为眼中钉，监视跟踪、监控电话、不让她接触记者、不准她下乡调查、不让她去见外国人……动用一切势力阻止她这样一位年迈的老太太。
在某些艾滋病村里，如果谁能举报高耀洁来了，甚至还会得到500元奖励。
2009年5月，已经近83岁高龄的高耀洁只带着装有多年来收集的艾滋病调查资料的硬盘，匆匆离家出走，从河南，到北京，又到四川、广东，最后，2009年8月，她到了美国。
“因为我要把真相告诉全世界，”她在回忆录里写道。“我都八十二岁了，我不怕死。我要把中国艾滋病广泛传播的真相写出来，让世人知道造成这场血灾的真实原因，唤起所有国人们的关注和救助，这次决定出走就是为此，否则我死不瞑目。”
为此，高耀洁众叛亲离，老伴早已辞世，儿女拒绝认她，她的亲人们都记恨她，把她视作“国家的罪人”、“流亡海外的叛徒”。
她曾收到亲人的来信：“你在走让国人谩骂的路，你继续这样折腾下去吧，你将在孤独和寂寞中死去。”
04
在全球基金类别中，男男性行为者、吸毒者、因输血感染艾滋病或血友病艾滋病感染者、性工作者，都有各自的归类，唯独“因卖血感染艾滋病者”，这数以千计万计十万计的一大群，只能被算作“其他”。
官方为了逃脱罪责，社会民众不知情，国际社会瞽目塞耳难察就里，大批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中国农民，是最遭歧视打击、最被妖魔化的一群。
而与此同时，90多岁的中国老太太高耀洁，在遥远的纽约孤军奋战，写书、演讲，为中国艾滋病村的历史和现状发声。
时常有各怀心思的人找上门来，很多人想借用她的名声筹钱，如果她答应的话，日子会好过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高耀洁说：“我要保住晚节，不能和假货们混在一起……我想通过这个声明，让世界上的朋友们都知道：我生前的努力和建树，不能在去世后成为他人沽名钓誉的工具。”
近年来，中国防治艾滋病的工作，的确有了很多改善和进步，于是有人说，常年在美国闭门造车的高耀洁已经脱离时代了。
一段不堪回首的农村“卖血”历史，背后有太多复杂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因素。高耀洁的研究肯定有其数据和时空的局限性，但却不应被忽视，因为她的研究直指中国艾滋病预防的软肋：生活在农村地区的弱势群体。
无论如何，高耀洁这个名字，值得被记载在历史上。
但我并不期待她会成为一个妇孺皆知的英雄。
我相信，作为一个研究者，她最大的心愿不是成为“英雄”，而是自己所留下的记录，能被更多的人传承下去，成为未来中国未来公共卫生和公共健康发展中宝贵的资料，让千千万万中国人摆脱对于艾滋病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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