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犹太难民纪念馆最长情的志愿者，优秀！
编者按：
他或许从未站在聚光灯下，但他有自己的光与热。 甘于平凡，不甘于平庸，在平凡的岗位，有着不凡的坚持。
他或许没有彪炳的成绩，但他的闪光点也能成为他人的榜样，或许是坚持不懈的汗水，或许是与人为善的古道热肠，又或只是单纯的正能量。
他，就是我们要寻找的“优秀的普通人”！
爱国情，奋斗者。东方网·纵相新闻每周一推出《优秀的普通人》专栏。记录那些为家庭、为社会、为国家默默付出的普通人。
让我们遇见一个最好的他。
撰稿 | 记者 程靖
上海市虹口区提篮桥一带，坐落着一栋栋灰红砖相间的欧式老房子，这里曾是二战期间两万多名犹太难民在上海的临时居所。而其中那栋尖顶红砖的三层小楼，就是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纪念馆的主楼是当年的“摩西会堂”，当时的犹太难民常常在这里举行聚会和宗教仪式，而今天，摩西会堂旧址对外开放，游客们通常在此会合，会堂成了走进纪念馆的第一站，也成了回顾那段历史的起点。
11月的一个下午，当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来到位于北外滩长阳路62号的纪念馆时，志愿者付思佳刚刚送走一波来自巴西的游客。这一天是他的值班日，他回到摩西会堂里，看到堂内的几排长椅子上已经坐着来着十几位中外游客，付思佳和他们搭着话，等待着整点到来。
付思佳在纪念馆内给游客讲解（图/纵相新闻）
每一拨游客到来时，付思佳会根据中外游客的比例来决定用汉语还是英语讲解。讲解通常从摩西会堂的历史开始，然后带着游客进入展厅。讲解从上午9:30开始，每个整点进行一次，一直到下午闭馆。
在游客络绎不绝的日子里，志愿者常常要重复五六次讲解。但付思佳乐在其中，犹太人贫民区“隔都”的地理位置、人口数量，难民们与上海人交往的故事，他都能滔滔不绝，一一道来。付思佳是这里资格最“老”的志愿者，今年已经是他在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工作的第9个年头。
他告诉东方网·纵相新闻记者，与纪念馆的结缘纯属巧合——2010年时恰逢上海举办世博会，当时“志愿者”还是个绝对时髦的概念，得知犹太难民纪念馆有志愿者需求，付思佳也想体验一把。他想到，世博会期间，可能会有大量外国游客来沪，自己英语好，可以利用语言优势来服务大家，和老外聊多了，还能提高口语水平。
澳大利亚女士父亲的旧居 图为采访对象提供
纪念馆的参观者中，除去对历史、宗教感兴趣的人士，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当年来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和他们的后人。
付思佳向记者回忆起了一件事。2015年的小年夜，临近过年，游客已不是很多，馆内也只有付思佳在值班。快下班时，一位40来岁的外国女士匆匆地跑到纪念馆来，“我看到她非常焦急，就想随便找她聊聊天。”原来，这位女士是来寻找她父亲当年的住址的。
“我一听就兴奋了，那天正好也没人了，我就突发奇想地说，’我陪你去找你父亲的住址吧’。”那位女士不会说中文，但手中攥着一张写着中文地址的纸片，就在不远处的唐山路附近。
付思佳带着外国女士往东长治路方向走。走到一片破旧的红砖小楼附近，远远地就就看到墙上写着大大的“拆”字，付思佳说，当时他就觉得那位女士心里可能凉了半截。找到了父亲旧居的门牌后，那位女士兴奋地两眼放光，尽管付思佳告诉她，这里的建筑要拆了，但她依然开心地和父亲的旧居合了影。
两人准备离开的时候，老房子的门开了，住在里面的是一个外来务工者。付思佳请求带女士进屋拍照，得到允许后，两人走进了这件狭小如楼梯间般的屋子，女士在屋子里四处看，“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十岁一样，眼睛里一直有泪光。”付思佳回忆起那个场景，还是很感慨。
“我没法完全体会到她当时的心情，但对她来说，父亲的故事一定是成长过程中耳濡目染的。以前她对中国可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但亲身来到了上海，一下子就非常地清晰了，就对这里有了亲切感。”付思佳说，那件事情让他非常感动。
纪念馆的工作不只是给观众提供讲解服务，另一项重要的任务则是收集史料。
在成为志愿者之前，尽管付思佳很喜欢历史，但他对上海犹太难民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他告诉记者，在纪念馆，他第一次看到大量的史料和真实的犹太人群体，才知道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曾有过如此厚重的故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推行排犹、灭犹政策，大批欧洲犹太人被迫背井离乡，寻求栖身之地。
当时上海是世界上唯一不需要入境签证和财产担保的都市，因此，上海成了大批犹太人的“避难所”，在1938-1939年形成了难民潮。他们多数聚居在长阳路、舟山路、东长治路、唐山路、霍山路、高阳路、平凉路等一带的里弄街坊。
犹太难民在上海暂居，形成了“小维也纳”（图/纵相新闻）
二战期间，上海先后接纳了3万多名来自德国及德占区的犹太难民，其中数千人经上海去了第三国。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仍约有2.5万名犹太难民留在了上海。
在提篮桥一带的“隔都”区里，犹太人经商、办报、结婚、兴办学校，将香火延续下来，也积累了战后去国的资本。二战结束后，绝大多数犹太人都离开了，如今70多年过去，只有他们的旧居、旧物件和口口相传的故事还见证着那段历史。
付思佳说，他来到纪念馆9年多的时间里，随着收集到的材料越来越多，展览的内容也在不断地更新。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昔日上海犹太人及其后代来到上海，寻访故居和先辈的足迹。
付思佳对东方网·纵相新闻表示，“很多犹太人游客来到这里，并不是真的要听我们说，他们自己有很多故事要分享，就想找人倾诉一下。”
付思佳觉得，在纪念馆听到的故事常常和书本上记载的史观不同，为他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新的视角。纪念馆曾接待过一位德裔老先生，老先生的的家族曾经非常庞大，一战时曾为德皇效力，对德国有很高的荣誉感——他自己和家族的身份认同中，“德国人”的身份是第一位的，而犹太只是他们的血统。
老先生告诉他，他的家人曾以为，1930年代死灰复燃的反犹主义浪潮，可能就像历史上其他时候的浪潮一样，过一阵子就会淡化。但他的父亲做了一个冒险的决定——带着他们一家三口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中国上海。
二战时期，中国向奥地利犹太人签发了数以千计的签证（图/纵相新闻）
在上海生活了数年后，二战结束，德国战败。老人一家回到德国寻找当时的亲人，但所有的亲戚都杳无音讯，或许，只有自己一家人活了下来。
谈起这个故事，付思佳很是唏嘘，“我们过去看到的只是一些文字记载，但当时老百姓心里是怎么想的，都是通过一个个这样的小故事才知道，或是亲口诉说、或是别人收集到的，通过整理之后逐渐恢复了大的拼图的一部分，这很震撼我。”
纪念馆内的名单墙（图/纵相新闻）
从摩西会堂穿过，面向展厅右手边的院墙上刻着的曾住在上海犹太难民们的名字。付思佳说，平时他会特别留意那些来到名单墙上仔细寻找名字的人，“他们一定有很多故事，难道有故事我们不去发掘吗？”
就在11月，纪念馆来了一位巴西游客，也是在下班前匆匆赶来，经过一番急切的搜索，在名单墙上找到了他家人的名字。付思佳说，为了了解这位先生犹太裔祖辈的故事，在外开会的纪念馆馆长也专程回来对他进行了采访。
“相比于一段段书本上的文字，亲口说出来的故事更有感染力。”付思佳说，“对我们来说，墙上的只是一个个名字，但对于当时的亲历者来说，这是他们家族演变的重要见证……作为一个上海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付思佳把上海比作“大熔炉”，“现在我们看到的上海非常现代化，但在过去的困苦时光里，资源比较匮乏、社会环境处处限制，这群犹太人来到上海势必会挤占一部分社会资源，但他们的子孙亲口告诉我，他们的父辈在上海这座陌生的城市完全没有受到过歧视，上海人与他们和平相处。”付思佳觉得，这是中国人崇尚和平与包容的体现。
纪念馆的老式建筑与虹口区的高楼大厦（图/纵相新闻）
付思佳觉得，比起其他国家的犹太人历史纪念馆，上海的纪念馆成立较晚，本身就没有了先发的优势，因此史料收集是工作的重中之重。
他告诉记者，过去还常常有上海犹太难民的后裔找来探访纪念馆，但现在越来越少了，仍在世的亲历者家属也年事渐高。付思佳觉得，战争已经结束70多年了，“如果现在不再去做好这个工作，没有人再会记得这段历史了。”
付思佳喜欢听故事，而在纪念馆不仅能听到许多故事，自己也能做一个讲述者，“现在我把纪念馆当成家，把家里发生的故事呈现给五湖四海的人。”
付思佳在给游客讲解犹太难民历史（图/纵相新闻）
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自从2007年纪念馆开始招募志愿者以来，前前后后有4、500名志愿者在此服务，很多志愿者因为升学、工作变动等原因，做几年时间就走，志愿者间的流动性非常大。但付思佳是坚持最久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只有两三位。
现在的付思佳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而对他来说，纪念馆的工作也已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每周来一次、一个月三四次，并不会太占用我的时间。能在协调工作、家庭和生活之余还能参与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家里人也鼓励我坚持下来。”
记者离开时，付思佳也接待完了一批游客，转身去帮助一位来应聘志愿者的女孩进行登记。就在这座小小的纪念馆里，有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也有人一直坚守。付思佳也告诉记者：“如果条件允许，我想一直做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