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IV（2）|| 汉水伊家：我的“小三”
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你好好把他抚养成人，就是你最大的福分。
一
人到中年，每月总有几天心情会莫名地烦躁。直到月明之夜，看到皓月当空，月光如水，心情才慢慢平静下来。
但一想到即将发生的几项开支，学生报名费、全家社保医保费、准备给全家接种一次流感疫苗的费用，一项项如大山般重重地压在背上，我刚刚轻松一点的心情，马上又变得沉重起来。
于是，我想到了我的“小三”，如果不是因为他，我如今的日子也不至于过得如此地艰难吧？
我的“小三”让我吃尽了苦头。
虽然他到来时，我所有的亲朋好友、左邻右舍都给我们送来祝福，但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感情上都不能接受他，我觉得他像我前世的“冤家”，是来向我讨债的。
直到后来他渐渐长大，一天天变得乖巧和懂事，我才开始感觉到他的可爱。
小三出生时的第一声啼哭就特别响亮。同病室的室友第一时间跑过来告诉我：是个男婴。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室友当时的神色，比我还兴奋。后来，他们全家人看到每天就我一个人照顾妻儿，时时处处对我无微不至地关照，令我终身难忘。
小三刚满一百天不久，相关部门就给我送来了罚款通知书。我知道，我的厄运开始了……
二
我曾经是独生子女政策的坚定拥护和支持者，因为觉得这样不但抚养负担低，将来也可以给孩子更好的教育机会。
然而，有一天我在《读者》中读到一篇有关中国失独家庭困境的文章后，我转变了观念：不管男孩女孩，还是生两个更好。这样等他们长大后，不但可以相互照应，还可以共同赡养我们。
但在移民前，我的户口是非农户口，按国家政策严禁生育二孩。移民后，我们夫妻二人的户口都改成农业户口，加上我们老大是个女孩，我们就可以合法生育二孩了。
当我们决定生育二孩时，有“好心人”主动找上门给我们出主意，让我们提前做好准备，做个胎儿性别鉴定，以保证二孩生个男婴。他们认为我有职业便利，肯定能找到“关系”和熟人帮忙。
但我没接受他们的建议，因为我们当时只想着多要个孩子，是男是女都好。因此，当做孕检的大姐委婉地告诉我们是个女婴时，我们一点都没觉得失望。
我家老二出生于2012年2月，是个漂亮可爱的女孩。
三
我们生育三孩纯属“形势所迫”。虽然当初对我作处分前调查时，我如实对领导作了汇报并出具多项证明，但违纪违法是个事实，所以，当时对我作出处分，我并没有半句怨言。
但我仍为自己做了些辩解，想让他们减轻对我们的处罚。我告诉他们，我们决定生育三孩，以及暂时未接受处罚，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1、我妻子在婚前曾做过卵巢囊肿伴蒂扭转手术，把一侧的卵巢和输卵管都切除掉了，不能放节育环避孕，导致当其他避孕措施失败时，意外怀孕。
2、我们曾找计生部门要求终止妊娠，并且住进了医院，但由于胎儿月份过大，药物引产后需对胎儿做特殊处理，我没接受医生意见。
医生当时告诉我，娃娃已经生长成型，药物引产后，要么缴钱由医院请人处理，要么自己带走自行处理。
我当时听医生这样讲后，瞬间泪崩。我与妻子商量后，决定把孩子平安带回来。
3、我家小三是2016年2月出生的，当时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孩生育政策了，我请求相关部门酌情考虑，对我们减轻处罚。
然而，相关部门丝毫没接受我的请求，对我做出了开除d籍的处罚，并严格按照三孩违反国家生育政策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
四年来，由于没按时缴纳社会抚养费，我像个违法分子，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坐针毡地过日子。所以，不久前，当我终于缴纳完了几万元的社会抚养费后，我如释重负，第一时间给内弟发出消息，告诉他我终于重获新生了。
四年来，最让我感到痛心的是，曾经的不少朋友，都在不由自主地疏远我、躲避我，如避瘟疫。
同时我也百思不得其解。当时邻近许多家都有超生的，但是其他人都没处罚，单单严厉处罚了我。为什么呢？
我曾和一位熟悉的朋友讨论这个问题。他反问我：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顿时醒悟了，猛然想起自己几年前干的一些替村民们鸣不平的“傻事”，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
四
其实，在决定生育第三胎之前，我曾做了很久的思想斗争。由于接受过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教育，加上我的特殊身份(d员)，我知道，如果生育第三胎，我将面临怎样的处罚。
但我还是决意要把“小三”带到人间，因为几个人：
第一位，是我的父亲。
我兄弟两个，哥哥家生了两个闺女。父亲做了40多年村医，一生轻财重义，乐善好施，但没有孙子一直是他的一大心病。
搬离故乡后，父亲的这一心病与日俱增，天天吵嚷着要迁回老家住，经常与我和我哥哥闹情绪。
有一次，父亲竟然瞒着我和哥哥，悄悄请了个司机，欲将我母亲带上，迁回老家，结果被我哥哥给拦了下来。
当年，哥哥嫂子都已过了45岁，而我和妻子也年近40，我知道父亲的真正“心病”，值得他心底的盼望是想有个孙子，就再三给妻子做工作，让她再生育一次，但都被妻子拒绝了。
我的小三来到世间后，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活泼可爱。邻居都说我父亲像变了个人似的，至少年轻了10岁。在这之前，父亲每次回老家，不是呆一个月也至少半个月，但直从我有了小三之后，他最多回去呆一周，就赶着回来了。
第二位，是我的朋友Z。
Z是一位美丽知性的女生，由于一次意外的事故，失去了生育能力。
她曾多次对我讲到，身边没有孩子的痛苦和不能生育遭到的“白眼”。她说，很多时候，她都不敢往人多的地方站。
一个夏天的夜晚，我见她孤零零一个人在村里路灯的阴影下，盯着一群玩耍的孩子发呆。当时，我的心都快碎了。
所以，我们怀上第三胎之后，我便与妻子商量，如果生下来还是个女孩，就送给Z。我与妻子甚至想好了要给孩子取个复姓的名字，到时候跟Z签个协议，孩子由我们两家共同抚养。
我们想等孩子生下来后再告诉Z，就没跟她提起。然而，冥冥之中自有神迹，就在我家小三出生的前几天，她家也抱养了一个白白胖胖的男婴，今年已经五岁多了，聪明又伶俐。
第三，是位女医生。
在妻子怀孕3个多月之后，我们找到当地的计生部门，决定把孩子“处理”掉。所以，我和妻子住进了当地的计生服务站。
医生做完各项检查后，说由于胎儿月份过大不能手术引产，只能用药物流产。在与医生签订协议书时，针对药流之后的胎儿如何处理时，我和医生发生了争执。
医生说胎儿药流下来之后可能还有生命，要么让医院清洁工帮忙“处理”掉，但需再加40元的额外费用；要么我们自己带走，不用多缴费。
我问她：“这些不都是医院份内的事么？”那位女医生用近乎呵斥的语气对我说：“3个多月的胎儿已初具人形，快成为了一个完整的生命，已属于你们的‘娃娃’了。医院无权决定如何处理。所以，你必须写委托书并在上边签字。”
我想象着孩子可能还有生命，心痛不已。回到病室，看到护士正在劝我妻子吞服药物，瞬间泪崩。
我拉上妻子说：“走吧，我们回家，把孩子带回家。”
至今，我仍感谢那位女医生对我的“呵斥”，让我的小三得以来到人间。
五
由于在大部制改革之后，向法院提出对我进行司法裁定的申请人属我上司的上司，如果拒绝接受处罚，我知道这就不仅仅属于对抗法律的事了。所以，在法院上门对我催缴社会抚养费时，我仍积极地配合他们各项工作，向他们陈述我迟缴费用的理由，以期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减轻处罚。
其实，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案》，社会抚养费属行政性收费，具有补偿性和强制性两种特点。具体征收标准，征收过程中有很大的弹性。这在我后来缴纳时也体现了出来。因此，在法院催征社会抚养费的前几天，我找到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老师，他是法律方面的专家，我认识他十几年了，十分敬重他的为人和人格。
我把这些经历讲给他听，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看能不能找相关部门对我酌情减免处罚。他耐心细致地对我讲解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法规，劝导我、安慰我，让我自觉接受处罚，不要意气用事。
他对我说，孩子是上帝赐给你的，你好好把他抚养成人，就是你最大的福分。
至今他的话，仍时时在我耳边响起。
六
我的小三现在已经快五岁了，个头比同龄的孩子都要高，任性又淘气。
几天前，他看到家门前的一株葫芦秧的藤蔓快长到马路上，连忙把它捡了回来。他对我说，不能让它们长到路上，会被过往的车子压着。
我突然发现，他开始懂事了。
几项马上必须发生的开支，加上不久前缴纳的几万元社会抚养费，已经远远超出了今年全家的收入，我又一次感受到生活的压力与沉重，但仍忘不了鼓舞安慰一下自己：
甜蜜的生活如蜜，需要辛勤的劳动与慢慢的熬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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