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声IV（1）|| 黄裕生教授：国家的强大需要鼓励、维护和保障科学研究、教学探索及发表的自由
没有试错的自由，没有争论的自由，没有一个能容纳多元观点、多元主张、多元思想相互对质与竞争的自由空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础研究。
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性意味着自由的必要性
黄裕生 | 文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中国基础科研急需“为未来而来”》，强调中国要有未来，就必须有基础科学研究。
的确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就沒有自己的未来。
因为没有基础科学研究，不仅无法在自然知识领域领先世界，而且在社会理论与人文思想方面，更无法引领世界。
这个并非说，基础科学研究是有国界的，相反，基础科学研究是最无国界的。正因为它最无国界，所以，如果在这方面占据优势，就更易于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而掌握着世界的未来。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或一个文化圈没有基础科学研究，或者基础科学研究薄弱，那么在根本上也就意味着，无论在自然知识领域还是人文社会思想方面，它都永远只能跟在后面，而无法掌握未来。
这并非说应用研究不重要。应用研究也是必要的，而且永远必要，因为它涉及人的直接需要。人类正是靠应用科学、应用技术来满足和扩展自己的需求，延伸自己的世界，甚至反过来推动基础科学（如天文观测技术的改进才证实或修正一些理论假设）。
但是，现代的所有应用科学、应用技术，与古代技术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基础科学的理论之上的。没有基础研究的突破，所有关键性应用技术的突破都是不可能的。这意味着，应用科学与应用技术通常是在基础科学与基础研究之后。所以，相对于基础研究发达的国家，没有基础科学研究或缺少基础科学研究的国家，在技术革新与产业发展上，必总属于跟随的国家，也即通常所说的落后国家。
这说的是自然知识领域的情况。实际上，在关于人文社会的知识领域也同样如此。
近二十年来，很多研究机构、大学院系，都争先恐后成立各种智库，甚至把智库作为办院、办学的目标。本来中国的人文社科界与自然科学界一样，就不擅长于基础理论研究，多停留在技术层面（如考据、文献整理、技术分析）与应用层面（如各种应用哲学研究与实证研究），而盲目的智库风潮，则进一步把中国的人文社科研究应用化、实用化，甚至庸俗化。
结果就是，人文科学越来越远离人类那些植根于人性深处的基本问题与终极问题，丧失了人文科学作为基础科学应有的时代高度与超越视野，丧失了洞察时代与言说未来的理论能力。
相对于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基础研究繁荣发达的国家，在人文社科的基础研究落后的国家，也必定成为跟随的落后国家。因为历史不在这里，方向也不在这里；历史只在历史的叙述里，方向则只在对未来的言说里。而如何叙述历史，又如何言说未来，则属人文科学最基础的问题。
但是，对这类问题的探究和回答的真理性与有效性，却不取决于权力与国力的大小，而取决于这类探究对人性与社会的认知所达到的高度与广度。这方面的难度绝不亚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的难度，它同样需要一批批有天赋的研究者投入一生的虔诚与奉献，而且是几代人的持续努力，绝非靠一个或几个全能式的人所能成就。
无论是自然科学领域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有指望靠一个或少数几个全能式的天才来实现突破，都是极其荒谬的梦想。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渴望自已强大，渴望在富有与和平的同时走在世界前列。但是，这种愿望的实现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基础科学研究，而这又是最难的。如果说应用研究可能可以在短时间内靠大量投入，靠举国之力，可以提高到比较先进的水平，那么基础研究则不是光靠集中力量、大量投资能发展起来的。
因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还是人文社科的基础研究，都需要一个额外的条件，那就是一个较宽松的学术环境与较纯粹的学术机制。简单说，就是需要自由。
没有试错的自由，没有争论的自由，没有一个能容纳多元观点、多元主张、多元思想相互对质与竞争的自由空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础研究。
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没有这种自由空间，不仅不可能有真正的基础研究，连所有智库的应用研究也都失去意义。因为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一种立场，那么，任何一个智库研究都不可能直面现实的复杂性，不可能呈现世界的多重趋势，不可能回应社会的多样诉求。
这样的智库的唯一意义只在于让需要智库的人听到他愿意听到的声音，看到他愿意看到的观点。
因此，如果说没有基础研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强大，那么这在根本上意味着，如果真正要发展基础科学，真正期待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那么就应该鼓励、维护和保障一个国家的科学研究的自由，思想的自由，包括学习的自由，教学的自由，研究的自由，发表的自由。
这一点对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是一样的，没有例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意味着自由的必要性。
自由作为一个外来的观念与概念，常常引起种种误解乃至恐惧，好像自由是一切秩序与安定的敌人。实际上，虽然自由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是外来的，正如原子、细胞作为科学概念是外来的一样，但是，自由作为人性的内核则不是外来的，恰恰最内在于每个人身上，最内在于每个民族每个国家。
自由更不是秩序的敌人，相反，真正的自由是一切秩序的基础，是一切秩序所以能够成为秩序的前提。
就我们上面提到的思想自由而言，这种思想自由一方面要求允许并容忍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立场的存在，因为基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无人能全知全能，因而每个人的认识与思考永远都会有盲区，所以每个人都应当允许并尊重他人的不同看法，以使弥补、修正自己的观点成为可能。
同时，基于人的自由本性所赋予每个人的开放性，人与人之间永远存在差异，包括认识、观点、主张与信仰的差异。因此，思想自由首先就是要求容纳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立场的存在。
但是，另一方面，这种思想自由同时要求遵循逻辑，面对事实。因此，任何一种观点或主张，都需要遵循逻辑，在逻辑前提下摆事实，讲道理。
在循逻辑，讲道理这一前提下，不同观点、不同主张、不同立场通过展开自由的讨论、竞争，相互呈现各自的事实、根据，更合理的主张、观点或立场才能呈现出其优势而被认同、接受。由此形成的思想秩序才既是更具真理性的秩序，又是更能令人诚心悦服的秩序，因而也才是正直可靠的秩序。
实际上，行动的自由同样如此。当我们基于人的自由本性而要求行动自由时，并非要求为所欲为，更非否定一切秩序。相反，基于人的自由本性而要求的行动自由，乃是一种带着原则、带着自我约束而要求相互约束的自由。这个原则就是行动准则本身的不自相矛盾性。每个人在行使自己的自由时都给自己确立了一个行动的理由，这个理由也就是他的行动准则。
但是，每个人在给自己确立这样的行动准则时，他必须考虑到，他的这一行动准则同时也会被与他一样自由的人当作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他在行使自己的自由而确立自己的行为准则时必须遵循这样一条原则：他为自己所确立的行为准则在成为所有他人的行动准则时不会导致相互冲突的混乱，也即必须不致相互反对。
接受这一原则约束的自由才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自由。这意味着，基于人的自由本性所要求的自由行动，乃是一种可以普遍化的行动而是一种普遍的自由。由这种可普遍化的自由行动带来的秩序，才是真正和谐而可持续的。因此，这种自由是每个人能相互容纳也应当相互容纳的自由。换个角度说，这种不导致相互矛盾、相互反对的自由，是人们之间应当相互应许的自由，否则就意味着侵犯或损害他人的普遍自由。
上面简要的讨论表明，无论是思想的自由还是行动的自由，都是讲理的自由，有原则的自由。没有这种讲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真正和谐而可靠的秩序。
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些，就不仅不会害怕自由，相反，会倍加珍惜与维护自由。因为珍惜自由就是珍惜每个人自己之为人的尊严，维护自由就是维护每个人自己自主的行动空间，就是维护每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的正当而合乎人性的秩序。
因此，无论是出于发展基础科学，还是出于维护人自身的价值与社会的合理秩序，自由都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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