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55）|| 在事关命运转折的时间节点到来之际，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

十五、搏击1977

从1977年入夏开始，关于恢复高考的消息和传闻就一直不绝于耳。作为一名66届高中生，我是太有理由关注这场已经延宕了11年的高考了。

整整11年前的1966年夏天，针对66届高中生的“推迟半年举行高考”的决定出笼了。其后，“停止高考”的决定，则将66至68届高中生的高考之愿完全浇灭。1970年，开始用推荐方式招收工农兵学员。到1974年夏，大学招生有了一些形式上的考试。

我明知自己不会被 “组织推荐”，但对于上大学，我是人还在，心不死。我利用休息时间，去户籍所在地练塘公社报了名，并如期到练塘中学参加了入学 “考试”。

和其他考生一样，我在当堂交上理工类卷子后，按规定将应试作文抄成大字报，张贴在练塘街面的闹市区。尽管我的理工试卷可得满分，尽管我的作文引爆街市，还有，尽管大榕和沈荣全力出手相助，但是，大队和公社推荐名单中，就是没有我。

1977年8月底，恢复高考一事已是板上钉钉。但是，已达30来岁的66届高中生也能参加高考的决定，却姗姗来迟。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到9月底，才有确切消息传来。

10月上旬，在肉联厂政工组办公室里，蔡培兴问我：小江，你准备参加高考吗？

没有半点犹豫，我给出自己的回答：一定参加！

在事关命运转折的时间节点到来之际，我唯一的选择只能是：抓住机遇，奋力搏击。

志向定了之后，随即要解决的是，考理工科，还是文科？

从我的内心来说，我喜欢读理工科。但是，出于现实考量，则应该选择文科。

为什么？七七年高考将在12月份举行，满打满算，我只有2个来月复习时间，且只能将周一至周六的晚上和周日整天用以复习。在少得可怜的时间里，我有什么可能，将已荒废了11年的中学数理化知识捡起来，并如愿实现自己的上学梦？

在颇为纠结、难以定夺的情况下，我专程去自己的母校——常熟县中，找到我高一和高二时的班主任、数学老师戴政良。

戴老师像是早已算定我会去找他一样，毫不含糊地对我说：你当然应该考理科。那样的话，你今后可离政治远点。这些年来，你还不清楚政治是怎么一回事吗？另外，照你的底子，只要挤出时间来好好复习，肯定能考过其他往届生和在校应届生。这一点，你不一定清楚，但我很清楚。

戴老师的话说得这样实诚和肯定，我当即表态一定报考理工科。

报考方向定了之后，头一件事就是寻觅初、高中的数理化教科书。我自己的书，在弟妹们中间过手几次后，多数已不见踪影。自10月中旬开始，我向老同学朱寿年、张振邦借了一些。兴冲冲将书抱回塔弄17号家中，马上翻了翻其中的一本初中《代数》，发现自己竟连一元二次方程根的表达式都已忘得干干净净！

那时的我，顿觉一股凉意袭上心头：初中的东西都全忘了，高中更为复杂的东西肯定也都忘了，我该怎么挤时间一一将数学、物理、化学知识拿回来呢？

照我的脾性，我不可能向肉联厂请事假，以便留在家中复习，更不会设法请“病假”来达到目的。那么，难道我就只能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复习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了吗？

十分幸运的是，徐彩尧和蔡培兴理解我的心志，并及时雨般对我施以援手：10月20号左右，在征得徐彩尧同意后，蔡培兴对我说，小江，你每天正常来上班。到厂后，你就去厂里的工具仓库安安心心复习功课，我已和保管员老陈和老邓都打了招呼。如果有事要办，我会给你打电话，或去库房找你——这是多么驱愁云、暖人心的一席话啊！

为了在有限的复习时间里收获最佳成果，我给自己定下了复习路数：语文、政治不必复习，全部时间用于复习数理化。先是按数、理、化顺序一门门从头复起。这样打下基础后，每天再作三门学科的穿插、交替复习。

我还给自己定下两条规矩：

第一条是，每晚复习不超过11点。白天和晚上，极高强度的迎考复习已进行了10来个小时，再要熬夜，身体吃不消，也不会有效率。

第二条是，坚持午休，雷打不动。每天吃过中午饭，我就去分割肉班男工宿舍，见有空铺，便和衣躺下，并嘱咐工人小刘，务必抽空在下午一点时将我叫起。

复习进行到11月初，我除了去东太平巷登门拜访过县中的查理教师外，还开始主动和别人交流心得，并邀人同做模拟试题，进行实战练兵。我记得自己与高中同班同学蒋兆颐、邹耀洪、丁兆铭等，有过好几次商讨与切磋。

在这一阶段，已从江苏师院毕业、担任大义中学数学老师的倪洪元，每周专门为我出两份难度不断提升的数学试卷。我或去南面店弄他家中，或由他带到塔弄17号，我当场动手解题，他在一旁监考并记录我的用时。

记得我做完第三张卷子，他就大呼道：不得了！比我预想的要快多了！

此外，他还为我找来了历届高考物理试题。

一些因各种原因不参加高考的老同学，像邵子秦、董勇兴、张振邦、顾志坚等，不时为我送来复习资料或测试题卷。振邦和志坚还拉我去常熟有名的新雅点心店，让我吃上一顿十分美味的小笼馒头（包子），说是助我将电充足，把油加满。

高中同班同学吴惠国退伍回来后，有工作，已成家，不复再有参加高考之愿。而他，却存有全套教科书。我闻讯于11月10日赶往东仓街203号他家中求借，他二话没说，就将我所需要的、封皮还是好好的教科书交到我手中，且对我说：相信你一定能考上大学，等你的好消息！

在满打满算两个来月的超高强度复习中，由于母亲和章虹的全力支持，加上徐彩尧、蔡培兴和老同学们的宝贵相助，抱定宗旨、以命相搏的我所做的迎考功课，明显比一般人做的要更为扎实、更为高效和更为漂亮。

1977年高考，由于江苏省的报考人数太过巨量，省招生办只得先用初考来过一遍筛子。当年11月27日下午，我动身去练塘。当天可口的晚饭，是姚润华母亲做的；当晚，我借宿在练塘街市旁的姚润华家。11月28日上午，我在练塘中学考场考了数学，下午考了作文。

常熟城不大，很快从内部传出消息说，我的数学成绩是119分（满分120），作文是95分（满分100）。后来知道，我初考时的作文试卷，是由县中语文老师张振宁批阅的。据说，他在阅卷过程中，就已猜到是我写的。之后，他又把我的作文用作范文，给人进行高考辅导。

初考小试锋芒的成功，使我更为坚定了本来就有的信心：正式考试要拿全县总分第一。

12月23至24日，我在地处大田岸的县三中考场依次交出数学、语文、理化、政治四份试卷。虽然由于完全不该有的粗心大意，将一道势在必得的数学题审错了题意，白丢了10分；虽然作文考题“苦战”，使我苦苦思考半个多小时后，无奈先去完成附加题，才开始动笔写作——这在77年高考的全部考生中，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但是，我还是比后来进了清华大学的吴宪微微略胜一筹（他的成绩总分是357分），四门学科成绩总分为359分，如愿以偿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1977年的高考赛场，是空前绝后的。从66届到77届总共有12届高中毕业生扎堆角逐、同场比拼。全社会高度瞩目之下我所取得的成功，使热望或认定我会有出息的朋友兴奋异常、奔走相告。

高考成绩正式公布后，亲朋好友发自内心的祝福纷至沓来的情景，我至今仍然历历在目。当时，我的高中同班同学宋庆动情地对我说：你为县中高三（1）争了光！不，你为全常熟的66届高中生争了光！

1978年元月4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长篇文章，题目是：砸烂“海外关系”的枷锁。当天晚上，我一气呵成写就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长信；第二天修改、敲定后，一溜小跑去县南街邮电局，郑重地挂号寄出。

元月9日，我给常熟县招生办公室去信；信不长，这里全文照录如下：

县招生办公室：

我想就我填写报名表上 “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事作如下说明。我在填写时，仅写上了嫂嫂、叔父、表哥的情况，并有意识地在前面冠以“主要的”三字。

我为什么不把在海外的阿姨写上去？理由是：1、栏中写不下。2、我认为是非主要的。3、 “海外关系”是可诅咒的。这里，最主要的是第三点。不写上岂非不老实？于是，我就再加上 “主要的”三字以避嫌。

东风一笑花千树。党中央重申毛主席制定的侨务政策，给我们这些在国外有亲属成员的人，带来了一片光明和希望。我于一月五号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信，并请他们转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

情况简要说明如上。并附上我给《人民日报》的信。

致
   礼！

练塘公社考生江棋生

1978年1月9日

我压根儿没想到的是，《人民日报》编辑竟将我1月5号的去信作了摘编，用我信中的一句话 “真叫人气顺劲足呵！”作为标题，于元月22日公开刊出：

真叫人气顺劲足呵！

编辑同志：

展开一月四号的报纸，我们全家立刻沉浸在节日般的欢乐之中。我们含着激动的泪水，一字一句地读了侨务会议预备会的报导，读了《人民日报》社论，读了廖承志同志的文章。越读，对华主席、党中央越爱；越读，对林彪、 “四人帮”越恨。多少年积聚起来的疑虑廓清了，久在心头的压抑解除了，党的政策的温暖象金色的阳光洒满心田，真叫人目展眉舒、气顺劲足呵！

我们的老家在福建永定。父亲出身中农，母亲出身贫农。在黑暗的旧中国，我们家乡因生计所迫而漂洋出海谋生的人比比皆是，我的姑妈去缅甸，一个阿姨去印尼，一个阿姨去泰国，小娘舅去香港，父母来到常熟经商。这种离乡背井、骨肉分离的悲惨情景，完全是反动统治者一手造成的。然而也因此，在我们尚未出生之前，所谓 “海外关系”已成铁的存在。

我们兄妹五人都生长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一九六八年征兵时，我刚好二十岁，积极报名应征。可是，因为我有 “海外关系”，没有被征召。一九六九年，弟弟的参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以后，招工、上大学以及入党，都因有 “海外关系”而受了影响。

现在，玉宇澄清，疑虑尽扫。党的英明的侨务政策象春风一样暖人心怀：我们年逾六十的老母亲，心情难以形容的畅快；我们兄妹充满了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我们决心以实际行动报答华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以加倍的干劲投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去！

国营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
江棋生

那天下午，当邮递员将报刊送达肉联厂后，因干木工活致残而在传达室上班的知青工陆师傅，奔到政工组办公室，一脸喜庆又颇显神秘地要我自己下楼去取今天的报纸。

我俩到传达室后，他指着被他打开的《人民日报》，要我去看第三版。难以置信地，我见到自己的文章竟赫然居于其上！

随后，厂里一下子就闹腾开了。当天晚上，则是全家都乐开了。几天之后，小小常熟城中的居民，大多数也都知道了。其中，县中老同学和我的老师，影管处的原同事，我的小学老师和同学，县南街53号、东门大街345号和塔弄17号周边原先和现在的邻里街坊们，肯定都知晓了。我的好友，梅李公社卫生院的内科医生徐峰，下了夜班不休息，急急赶到城里，动情地当面表达他的庆贺之意。

很快得知，消息在路北大队的农民中轰然传开了。当然，也在我支过农的吴市6大队14生产队、王庄尤巷大队前介庄生产队和谢桥勤丰大队传开了。而原先并不相识的福建老乡吴家哲，径自摸到东门大街345号，用福建普通话与母亲和弟妹们畅怀聊开了。在北京的老同学李志强和沈国放，还有我的初中同班同学、北航发动机系的沈建新，都为我感到由衷的高兴。

接下去，我络续接到了好多封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除来自新疆的老同学杨一飞和好友周政保，来自安徽的慧日小学校友苏庆德和来自苏北的好友毛兴无、王鑫林等外，其余来信者，都是与我同命运的、有所谓 “海外关系”的人——他们的来信，尤其使我心潮起伏，感怀不已。我所能做的，是认真地给他们每个人都写了回信。

2月下旬，我接到了北京航空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徐峰闻讯，马上给我送来了他的让人艳羡的海军军大衣，说是北方寒冷，我特别用得上。周培文、徐健等朋友，送来崭新的笔记本，希冀和热望我代表读不上大学的他们，一定把书读好。徐健还笑着对我说，他等着看我设计的飞机从常熟上空飞过呢。

3月上旬的一天，我和章虹骑自行车同赴练塘。在明媚春光与熙和春风的陪伴下，我俩先去季家塘生产队付清口粮款，与农民们一一深情话别；再去练塘公社户籍管理部门，将我的户口，从没扎下根的泥土中轻轻拔起，由路北大队迁至北京航空学院。

1977年的人生搏击，给长达九年零五个月的知青生涯“圆满”划上了句号。怀揣户口迁出证明、百感交集的我，当时已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去回忆和反思那一段铭心刻骨的青春岁月。

在与家人和朋友欢宴数天、合影留念后，3月9日，我借住在上海四川北路吴家哲的岳母家。3月10号晚上，我手持章虹伯母陈行之为我代购的硬座车票，带上母亲和章虹给我打点的行装，在上海登上了福州至北京的46次特别快车。

在呼啸北上的列车上，夤夜远奔的我，难以入眠。不过，在我脑子里来回转悠的，就只有一件事：

而立之年负笈京城，一定要“抢回被耽误的10年光阴”，一定要实现儿时就已萌生、但被文革深埋的 “当科学家”之梦。

（全篇完）

前篇：
知青生涯九年半（1）（文末有彩蛋）

知青生涯九年半（2）

知青生涯九年半（3）
知青生涯九年半（4）
知青生涯九年半（5）

【作者简介】江棋生：一枚园地耕耘者。

作者的素描像。（画像作者：Xiaohui Qiu）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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