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35）|| 因性子直而造成人生的坎坷，我无怨无悔
1978年3月，作者结束了9年半的知青生涯，上大学前与朋友们合影。（前排中间为作者）
前篇：
知青生涯九年半 （3）
江棋生 | 文
七、命运有坎坷
我干活勤快、读书不少的两大优点，农民们和大队干部都看在眼里，且评价一致。因此下乡不久，我就当上了基干民兵排长。除了有机会去实弹打靶、组织队里民兵训练和办扫盲班外，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有两件事。
一件是中苏边界爆发流血冲突的珍宝岛事件后，我对队里挖防空洞一事负有全责。现在看来，那样的 “深挖洞”当然只是一场儿戏而已。那时，我把洞址选在牛棚下面，带领几位基干民兵动手开挖。
挖洞是政治任务，当然给记上工分。挖了数米，想到应拐弯。拐过去之后，为了节约手电，我想到用小镜子接力反射太阳光的办法去照明，为此曾得意了好几天。然而好景不长，尽管防空洞的顶部被挖成拱形，但没加任何支撑，没作加固处理，几场雨一下，我和吴俊保等基干民兵挣了不少工分的防空洞就坍塌了，牛棚也被迫从知青小屋旁迁移到河东队里的猪棚附近。
另一件事是，1969年4月下旬九大 “胜利闭幕”、林彪的名字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时，我按照大队党支部要求，组织基干民兵连夜在季家塘田头游行，出自内心地、狂热地欢呼和庆祝。现在看来，那只是一出荒诞闹剧而已。
下乡10个月之后的1969年8月，我有了更大的 “荣誉”——被 “选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并出席 “常熟县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代表证编号为：1009。
1969年10月下旬，我作为知青代表出席练塘公社首次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作为先进典型登台作大会发言。我记得省中知青王淳和县中知青邰洁也是大会代表。我当时还不认识苏州高级中学66届毕业生、家在练塘街市的插队青年姚润华，不知道他也是大会代表。近50年后，他对我说：你的发言，使我认识和认可了你。
1969年10月29日，我应邀去练塘中学，给全校师生“讲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我的脱稿演讲结束后，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练塘中学贫下中农宣传队和校革委给我颁发了盖有红戳公章的感谢信。
1970年春，所谓“一打三反”运动开展后，我被路北大队党支部抽调进大队的专案组，协助大队治保委员季全观搞外调、写材料，每天记10分工分。
如果我的性格中没有其它多少与众不同的特点，我的知青生涯将很可能比大多数人要短得多。因为，如果农民们和大队、公社干部对我的评价一直相一致，且我又不打算扎根农村一辈子的话，我会很快被上调回城当工人，或被推荐进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事实上，1970年秋天，常熟城里就曾风传我即将上大学的消息，尽管我自己未曾动半点脑筋去争取。
或许是遗传因子在起作用，我的为人脾性，比较看重分是非、说实话，而从来不把 “与领导搞好关系”放在第一位。
随着和农民们越来越走近，越来越贴心和越来越投缘，我与后来的生产队长和大队书记的矛盾，不断加深和凸显。再后来，由于练塘公社党委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来路北，依照千年传统官官相护地为大队书记站台撑腰，我与社主任又公开杠上了。
2017年春天，当我和一些知青去翁庄村一家农家乐相聚时，一位原路北大队张巷生产队的农民认出了我，他很是动情地对我说了一件他从未忘记过的事：有一天他正好有事去大队部，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了我和公社革委会主任唇枪舌剑火辣交锋的一幕。他说，那时真为你担心，为你捏了好几把汗。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那些人生坎坷的细节，我早就给忘了；当初的一些恩恩怨怨，我也早就释然了。
得罪了大队和公社干部后，我就再也当不成什么 “先进人物”了。民兵排长也给免了，也不要我去专案组搞阶级斗争了。不仅如此，在1971年的一次大队社员大会上，大队干部还把我的行为与 “阶级斗争新动向”联系起来，威胁要专我的政。
好在我这个人的心理抗击打能力还可以，加上我对自己去大队里搞材料挣工分，本就觉得不是滋味；而越是接近大忙，我的心就越不安——农民们都在地里干活，我却占便宜吃省力饭！现在，我不吃省力饭了，完全和农民一样，靠流汗干活挣工分，心里反倒轻松而舒坦。
因性子直而造成人生的坎坷，我无怨无悔。至今想来，还是如此。事实上，因我的为人和我的遭遇，农民们待我更好了。农闲时节，我的小屋里，几乎夜夜都有农民来聊天，说心里话。老的，有季根兴、季小弟、季洪兴等。中的，有邵全保、季明保、季开元、吴金生等。青的，有吴俊保、张世云（季世云）、季雪元、季齐元等。而农忙中，当时还是少年的季世兴、季连云、季玲玲、季正良等，在我做中午饭和晚饭时，总会轮流前来打下手，帮我将柴薪送入灶膛，将灶火烧得旺旺的。虽说谈笑无鸿儒、往来皆草根，但那种情景所富蕴的真心和真情，我每有忆及，便会心绪难平，慨然动容。
此外，每当有开船出门的活，农民们也更愿意叫上我同行了。比如，去木渎太湖边的采石场装石头，去上海自行车三厂运废氨水，去望亭发电厂挖未燃尽的煤渣，去无锡城区河道中取河泥，去常熟化肥厂装化肥和去六里塘外的周塘装上海运来的粪肥等。在船上，农民们和我不仅可以海阔天空地神侃，更可以无所顾忌地发牢骚、说真话、吐心声。而船上的活计，从扭绷到把橹，再到竖桅杆、扯风帆、当舵手，我都学会了。
命运的坎坷，使我和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农民成了贴心的朋友。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成了一名77级大学生之后，半个世纪以来从未与他们失联，且常常去乡下“走亲戚”看望他们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我在2013年12月8日举办儿子的婚礼，和在2015年4月18日操办母亲的百岁寿宴时，一定要恭请他们出席的原因。
八、很想有所作为
1968年至1972年的四年中，我间断地写有一些日记，但可惜已经全部丢失了。好在如今还存有一些文字资料，可借以一窥我当时的心路历程，描画我当年的人生轨迹。
1、1969年5月20日，我以 “练塘公社路北大队插队知识青年”的名义，给县革委及影管处写信，希望他们能派人到乡下放电影，丰富一下贫下中农的文化生活。5月24日，我以 “本县练塘公社一插队知识青年”的名义，给县革委政治工作组写信，批评了他们工作中的一处失误。这封信全文如下：
县革委政工组：
我们生产队于五月二十四日拿到了你们五月十四日印的毛主席最新指示。这些最新指示除第一条外，其余都是引自林彪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引自上述报告中的六条最新指示，头五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但是第六条：“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却不是最新的，而是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演讲中就说的（见毛选第四卷横排本第1080页，倒数第二行）。林彪同志在报告中引用了毛主席的这句话。
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归入最新指示一项。这一点是有必要指出的。从这一点上说，你们的工作确实还有不够的地方。我们需要认真地而不是草率地、严格地而不是马虎地做好应做的工作。
顺致
革命的战斗敬礼
本县练塘公社一插队知识青年
1969年5月24日夜
我的信于5月26日在翁庄街上寄出。县革委政工组于5月27日写了回信，5月28日寄至路北大队革委会转“插队知识青年”收。应当说，信中对我提出的两条意见，均作了认真的回应。如说 “这位同志指出我们最近印发的最新指示中的‘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这一句，已经在毛选第四卷中发表了。我们看到，这位同志严格认真的态度很好”。
2、1969年10月，我给丹阳县珥陵公社农技站去信，讨教 “水浮莲越冬保种”问题。10月15日，农技站来了回信。
3、1970年5月下旬，苏州专区教材编写组《农业基础知识》组给我来信，要我就他们编写的初中《农业基础知识》上、下册（讨论稿）提出修改意见，于6月5日前寄给他们。我很认真地读完全部书稿，并提了意见。
4、组织1970年的七·三座谈。
1970年年初，我萌生了一个想法：组织老同学们相聚一下，交流下乡心得体会，就 “如何为农村的前进作出应有的贡献？”进行坦率的沟通和讨论。我马上与插在隔壁生产队的黄大榕和吴汉谈了自己的想法，得到了他俩热烈的回应，并立即开始一起着手筹备七·三座谈。
取名 “七·三”，是因为毛泽东有个七·三指示——对当时的我们来说，那个指示是极有鼓舞和激励作用的。另外，农村双夏大忙到6月底，也就差不多结束了。7月3日大家回城相聚，是比较恰当的。
我们三人的筹备工作，主要做了四件事。
一是分头给老同学们写信，告知我们的座谈建议，听取他们的意见。
二是步行去老同学插队的地方，当面征求意见。不太远的王庄公社河西巷大队，我们三人去过多次。到了那里，与董勇兴、姚贯华、屈敏、杨复、史薇清、程森元、张椿元等畅怀聚谈，坦率交流，有时甚至通宵达旦。我还步行去王庄公社东陈巷大队，和俞敏等人聊七·三座谈事。我和大榕、吴汉、董勇兴等人，最远步行到沙洲县（现为张家港市）的杨舍镇，和插在泗港大队的邵子秦商讨七·三座谈事。
三是召开小型讨论会。5月25日关于七·三座谈的讨论会，参加人员有顾志坚、李志强、邵子秦、朱敬亦、钱文明、朱虞英、潘丽华、周建东、朱寿年等。
四是完成了三份相关文本。第一份是1970年5月4日定稿并油印的《关于七·三座谈的几点意见》。第二份是1970年5月份编定并油印的《世界伟人语录选》。第三份是1970年6月25日油印并寄发的《关于七·三座谈致同学的信》。信是这样开头的——
“亲爱的战友：离我们的《七·三》座谈，时间越来越近了。对于这件多么平常和自然的战友间的交流，我们怎么也想不到竟会在社会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非难四起，障碍重重。因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进一步阐明其出发点，批判和澄清非难，扫除那些思想上的障碍。”
《关于七·三座谈的几点意见》发出后，很快就引起了县革委的高度警觉。他们派专人进行调查，看看有没有 “长胡子的人”在暗中操控，查查是否有 “阶级敌人”伸出了黑手。
事情倒是给查清了，他们承认，只是我们这些20岁出头的人，自发和独立搞的活动。但是，他们不愿意让这类活动搞起来。为此，他们不仅做有些同学的工作，劝他们不要出席座谈会，还专门派人到季家塘生产队找到我，在抽象肯定我的良好动机之后，要我改变主意，停止操办和运作。见我不答应，就向县中校方施压，要他们拒绝我们借用会议室的要求。
县中校方在县革委的压力下，别无选择地对知青们说不。1970年7月3日，日子没变，但地点变了，我们改上虞山，去维摩寺附近相聚。当然，只能是相聚，不能座谈了。
5、1970年7月15日，我和黄大榕、吴汉以 “继红兵”的笔名向《红旗》杂志投稿，题目是：提高接受再教育自觉性。所谓 “继红兵”，就是继续革命的红卫兵。48年后的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时，虽有精神准备，但仍让我始料未及：该文浓烈的党文化八股味，直令我掩鼻难忍，恶心反胃。
此文是精神领域中的一件出土文物，它权威地见证了我们的大脑曾被洗到何等可悲的程度。或许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当年的我们，身上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气息，不甘平庸，要想有所作为，20郎当岁就敢向中央的机关刊物投出自己的稿件。
6、1971年1月21日，我与黄大榕、董勇兴和李绍箕从路北大队出发，步行去吴县龙桥大队“取经”。当时，苏州地区有两个著名的“先进典型”，一是太仓洪泾大队，一是吴县龙桥大队。我们商议的结果是，龙桥大队更实在，因此舍洪泾而赴龙桥。1月23日至25日，我们在龙桥第四生产队度过了三天，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1月28日，我们给第四生产队队长吴水根寄出了我们的 “决心书”，表示：“我们一定会以你们为榜样，大踏步地赶上来的！”
九、当上知青工
1970年的招工和上大学，我没有动心，也没有轮上。1971年的招工和上大学，我仍未动心，也肯定没我的份了。1971年秋，有些老同学进了城——插在古里公社常丰大队的沈国放和插在杨园公社张巷大队的李志强，进了常熟半导体厂；插在古里公社红卫大队的顾志坚，进了常熟花边经理部；插在杨园公社渔业大队的周建东，去杨园商店当了售货员；插在冶塘公社的张耀明，成了冶塘药店营业员，等等。
在文化大革命的头两年中，常熟出现了“973”和“516”两派群众组织，也可称常熟的 “支派”和 “踢派”。由于文革派性的存在，加上我曾是常熟县知识青年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常熟县革命委员会上山下乡办公室比较了解我在乡下的境况，知道抽调我上城当工人，阻力一定很大。于是，他们向练塘公社党委提议，是否让江林生赶上1971年招工的末班车，他们为此愿意专门给练塘公社加放一个招工名额。
林生弟于1970年夏天离开季家塘，去望虞河边的练塘公社砖瓦厂老实干活挣工分，与大队、公社干部未有任何过节。而且，兄弟俩插队，二抽一，也合情合理。对县革委上山下乡办公室的提议，练塘公社党委书记严耕福表示同意。然而，副书记、公社革委会主任却出面阻挠。虽然理由根本摆不上桌面，但就是愣不同意。
事实上，林生先前已经有过一次很不愉快的人生经历。那是1969年春，驻在东北的空军地勤部队来常招兵，林生报名参军，过了体检关和初审关，但最后因所谓 “海外关系”而被人武部卡掉了。在林生面临又一次厄运的时候，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我先是信访，给县革会写信，状告公社革委会主任无理阻挠；再是面访，上城去找有关部门，当面告他搞诛连。幸运的是，多种因素较量和博弈的结果，是林生弟终于进了常熟县衡器厂。
1972年的招工和上大学，自然不会有我的份。不仅大队、公社干部肯定会卡住我，我自己心里也不可能太动心：插在季家塘的培文、培明姐妹俩，连 “二抽一”都还没轮上，我怎么能好意思在林生上调后，自己又紧接着来个 “农转非”呢？
当然，我对 “农转非”不太动心，并不表明我想把根在农村扎下去；更不表明我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与大队和公社干部闹僵后，我已经清楚：自己在乡下是不会真正有所作为了，更不可能 “大有所为”了。不过，不管今后的人生之路会是啥样，我的性格，决定了我不会为了回城而违心地搞妥协，与大队书记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修复关系”；我的性格，也决定了我不会私下去县革委找973派熟人运作，谋求由上而下的施压去突破阻力，达到使自己回城当工人的目的。
林生回城后，我在乡下一如既往地卖力干活、认真读书、勤于写信。不用说，一向走得很近的老同学当了工人、进了大学，的确使我心生波澜，引发遐想。比如，1972年春，李志强从半导体厂进上海纺织工学院当大学生了。而插在白茆公社和平大队的倪洪元，则进了江苏师院数学系。消息传来，我这个常熟县中1965—1966学年的学生会主席、曾经的 “高材生”，怎么会仍旧心如止水、无动于衷呢？
但是，绝大多数插队青年，绝大多数县中的老同学，无论哪一派，不还都在乡下种田吗？插在白茆公社13大队的孙建华，我曾在他那里吃过平生第一顿金华火腿肉，不还在地里干活吗？插在白茆公社3大队、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何敏，我在她那里听过她上的关于电解水的课，不还在乡下当民办教师吗？插在任阳公社吴巷大队的朱敬亦，我在他那里吃到了炖得烂烂的、味道最佳的咸猪肉，不还在豆腐坊和代销店里忙着吗？插在杨园公社渔业大队的陈友松，我在他那里品尝过极其正宗的菜花甲鱼，不还在南湖荡里捕鱼捉蟹吗？插在王庄公社河西巷大队的杨复，我在他那里吃过好几次鲜美的青菜烧猪肉，不还在当赤脚医生吗？……我对自己的现实际遇，实在没有太多想不开和抱怨的理由。
出乎我意外的是，1972年12月中旬，县革委上山下乡办公室主任陈福鸿和副主任徐春阳把我找去，当面告诉我：常熟县影剧管理处下属的农村电影放映队亟需人手，但由于没有招工指标，他们将以 “亦工亦农”的方式将插队青年要去上岗。上山下乡办公室为此专门派人到练塘，与公社党委 “协调”；虽然比较费劲，但终于将我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了。
听闻消息后，我的第一感觉是：真有点像天上掉馅饼，得来全不费功夫。不用说，我很是感激上山下乡办公室人员的好心和好意，但是，当时我的心中也真的很有纠结：就这么说走就走，觉得对不住已经结下真挚情谊的农民，他们是只能面朝黄土背朝天啊！而面对仍在乡下的大榕、吴汉、沈荣、培文、培明、周惠玲等知青，也确有愧疚之心。不过，我拒绝不了。我当时就表态接受这一安排，很快当上了 “亦工亦农”合同工。
所谓 “亦工亦农”，是指干的是城里的工人活，但户口还在农村，身份依旧是知青。类比于现在的“农民工”称谓，对当时的我们，我认为可称 “知青工”或 “插青工”。
知青工与知青，虽仅一字之差，但差别还真不小。第一，在自己的感觉上和亲人及别人眼里，似乎已经回城了，至少是正式进入了回城的预备期。第二，每月工资26元，远超乡下种地每月不到15元的收入。且工资由本人直接领取，而不是影管处将工资汇到生产队，生产队给记上工分，等年终分红时再结算。第三，身上更有知青味了，因为我们与物理学上的声、光、电打交道了。
1973年1月，11位亦工亦农知青工：冯泉南、吕熹、许胜云、王觉民、孔祥瑞、邹伟民、张明生、邢仁民、蒋学雷、翁文正和我，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学习期——学习使用16毫米放映机放电影；学习使用单缸汽油发动机发电。
教放映的师傅是顾兴周和高根和，教发电的师傅是袁万兴。机会实在来之不易，我们这些知青工无一例外，如饥似渴地啃书，目不转睛地观察，全神贯注地听讲，加上反复动手苦练巧练，到15天学习期结束时，在顾、高、袁三位师傅咧开大嘴发出的朗朗笑声中，全部如期取得了《江苏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合格证》。
十、两件花絮
学到了放映和发电的本事后，知青工们很快将被分配到各农村电影队去。
一个农村电影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首先是一条放映船，那是影管处从乡下租用来的小木船，外带两位农民船工，管摇船和做饭。做饭用的煤炉放在后舱甲板上，船工分别睡在船的前舱和后舱。第二是三位放映员，都睡在中舱。第三是放映设备，放映机箱子、扩音机箱子、带音箱的大喇叭放在前舱；单缸汽油发动机立在船头，装汽油的加仑桶放在船头甲板下，张挂银幕用的两根毛竹竿，分置在船的两舷。
一个放映队的活动范围是两至三个公社，每次到其中一个大队去露天放映，并向大队收取15元放映费。常熟县影剧管理处下属12个上述电影队，分别叫1队至12队。所放映的电影胶片，均为16毫米宽，放映机被称为提包机，系仿苏产品，挺皮实。另外还有13队，也叫机动队。其放映船属影管处所有，由柴油机驱动，放映的电影胶片宽度为35毫米，放映点为每个公社行政中心所在地，一般均为室内放映。
1973年春节过后，11位男性亦工亦农知青工中的10位，分别去了机动队之外的10个电影队。每个电影队的另外两位放映员，是在编的影管处正式员工，一般为退伍军人，其中一人担任队长职务。而同样怀揣《江苏省电影放映人员技术合格证》的我，没有下队。影管处的党支部书记王凤英要我留在影管处宣传组，协助体弱多病的老干部李立奇做些事——这是一件花絮。谁知没干几天，县革委政工组副组长高凤宝找到王凤英，将我临时借调到共青团常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筹备组，在那里干了近一个月——这是又一件花絮。
早在1972年初冬，常熟县第六次团代会筹备小组就已成立了。按既定套路，这个小组要做十件事，但是人员少，事情多。忙不过来，怎么办？有法宝，无偿借调人手帮着干。
我于1973年2月下旬进入团代会筹备组后，除参与起草严毅、邵永华、宫本阶的讲话稿和报告外，还和陈德麟去了福山、淼泉等公社，和朱成煜去了周行等公社，了解和 “指导”那里 “迎接团代会召开”的活动。
现在还印象深刻的，是在福山公社革委会食堂里，吃到了十分鲜美的草头烧刀鱼；以及在周行极为简陋的小客栈中，我和朱成煜在昏暗的灯光下边泡脚边聊天的情形。
3月23日至27日，我作为常熟县影剧管理处团支部“选”出的团代会正式代表，参加了共青团常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实话实说，当时的我，对官场的那一套运作，谈不上有什么多大的反感，筹备组分配我做的事，我是一一认真干的。今天，近半个世纪之后的我，打开尘封已久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常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资料汇编》，里面的东西，对错就不必去说了，光是那官话、套话、大话、瞎话，就使我的鄙夷之情，不打一处来。
此外，最能说明“选举”性质的，莫过于宫本阶在3月27日闭幕式上讲话中的一段话：“这次大会，代表们根据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项条件，经过充分发扬民主，反复酝酿协商，选举产生了共青团常熟县第六届委员会。委员会由四十九名委员组成，平均年龄不到二十四岁。大部分委员不脱产。委员中有具有一定团工作经验的团干部，大多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还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女委员占百分之三十二点六，是历届团县委所从来没有过的。”请大家注意，宫本阶的讲话稿是由筹备组在3月中旬大会 “选举”前敲定的，他3月27日拿到大会上去宣讲，完全可以笃定、淡定地一字不改！
共青团常熟县第六次代表大会 “胜利闭幕”后，我如期回到影管处宣传组上班。
影管处在常熟城里有5个下属单位，分别是东方红电影院（现为京门影城）、工农兵剧场（现为虞山大戏院）、人民剧场、春来书场和地处中巷3号的农村电影队换片及维修点。从周一到周六，除了坐办公室（设在工农兵剧场楼上），我就在这几个单位转悠，干些文宣方面的杂活。
从孩提时代开始，直到初高中时期，进电影院看电影，一直是件比较奢侈、让我心跳会加快的乐事。如今，我是一个与影管处签了用工合同的宣传组工作人员，有资格堂而皇之免费进入影院、剧场和书场。但是，我基本不进去看白戏、听白书。因为电影也罢，剧团演出也罢，说书也罢，主要就关涉那几个革命样板戏， “封资修”的东西已完全绝迹。没有古装戏，没有好莱坞大片，没有苏联电影；在西门大街的春来书场中，说的依旧是吴侬软语，但道的却是横扫一切。
会有几部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的影片，如《地下游击队》、《海岸风雷》等。不知为什么，金日成的北朝鲜虽然疏中亲苏，其影片倒也放过好几部。
1973年8月中旬上映的《卖花姑娘》，居然虞城纸贵、一票难求，风头盖过了故事取材于常熟的、一度红得发紫的《沙家浜》。
我有事进东方红电影院干完正经活后，必去两个地方。一个是影片广告画工作室，看小个子画师苏大卫遒劲挥毫，不用多久就能完成我儿时曾为之惊叹的画作。另一个是去二楼放映室，看两台35毫米座机交替放映。老放映员钱元椿和陈鼎元干活认真，技术娴熟，每隔10分钟一次的交接，稳稳做到观众不察、了无痕迹。
中巷3号也是我比较愿去的地方，除了顺便多看看放映机、发动机的维修外，我还能时不时碰到上城换片的知青工伙伴们，听他们说说各自的开心或烦心事。事实上，从内心倾向来说，我自己更想像他们一样学以致用，上阵去证明自己是一个合格的放映员和发电员。
（待续）
【作者简介】江棋生：一枚园地耕耘者。
作者的素描像 。（画像作者：Xiaohui Qiu）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平台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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