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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地精彩回顾 (10) || 文革五记

园地作者 一枚新园地 2021-02-19


题图来自网络。


“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有人知道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文革五记


大灰羊 | 文


今年新的高一历史课本关于文革的表述,回归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内乱。

这一变化引起了公众的关注。

《决议》是经过全党讨论,由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的历史性文件。《决议》对文革的表述,是党对文革作出的历史性结论。

历史教科书关于文革部分,过去沿用《决议》的这一段表述。曾几何时,历史课本对文革的表述悄悄发生了变化,没有了这一段规范表述,甚至没有了关于文革发动者“错误”的表述,取而代之的是“艰辛探索”。当年教科书的这一变化引起知识界的忧虑,有识之士担心文革会卷土重来。

多年以来,文革成了禁忌话题。说是禁忌,其实是单方面的禁止。反思文革的文章被封杀,而乌有之乡等极左网站颂扬文革的文章却畅行无阻。这些反常现象,让很多人担心会“再来一次”。

历史教科书对文革的评价回归《决议》,这是一个好现象。希望《决议》对文革的结论,不会再被极左势力翻案。

笔者的童年是在文革中度过的,对文革有很深的印象。我把文革中发生在身边的五件事写下来,窥一管可观全豹,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可以通过这五个故事,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


1、恐惧的一夜


那年我应该是五岁光景,中国大地上刮起了一股佩带MZX像章的旋风,一时间,大家的胸前挂满了大大小小的像章,走起路来劈劈啪啪地响。大的像章有小孩巴掌那么大,小的只有纽扣大小,材质以金属为主。小伙伴们经常在一起比谁的像章更漂亮。

有一次,村里一个小伙子把一枚像章戴在了胸部的肌肉上。我还依稀记得那天的情景,地点是在大队副书记家山墙边的一块空地上。


土砖砌的山墙上,用石灰粉刷了黑板大小的一块白墙,方方正正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红色“忠”字,红油漆写的,红忠上面画了一轮光芒四射的红太阳,周围画了向日葵。没有画MZX像,估计是没有哪个画匠敢接这个活儿,画错了是要掉脑袋的。纸质的像也不能贴,被雨淋坏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社员们每天上工前和收工后,都要在空地上排队,轮番上前对着红“忠”字说话,说些什么我不记得了。后来文革结束了,我才知道那叫早请示晚汇报,社员们早上向MZX请示今天要干什么农活,向MZX表决心一定要好好干,晚上向MZX汇报今天的活儿干得怎么样。

言归正传。

那天,生产队的社员集合在一起,有头戴军帽臂缠红袖章的红卫兵领着大家高喊口号,我现在还记得的口号只有“MZX万岁”这一句。喊了口号,就有人讲了半天话,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红卫兵走上台,他拿出一枚硕大的毛主席像章,脱掉上衣,把那枚像章生生地戴在了胸部的肌肉上!

短暂的、窒息一般的安静过后,人群爆发出激动的口号:“MZX万岁!万岁!万万岁!”

那个红卫兵是我们村的一个小伙子,后来被招工当了矿工,由农民阶级升为工人阶级,不知道是不是对他肉戴像章的奖赏。

那一年,母亲到武汉的姑妈家去了一趟,带回来几枚像章。其中有一枚特别漂亮,是白瓷做的,有女人用的粉饼那么大,红色的MZX像印在白瓷上,好看极了。

我和三哥抢着要。三哥比我大六岁,在他面前我是“弱势群体”。像章被他抢到手里,我就躺在地上撒泼。母亲只好动员三哥割爱,把像章给我。三哥火了,把像章往地上猛地一摔,像章摔成了碎片!

一家人吓傻了!我依然清楚地记得父母和两个哥哥目瞪口呆的样子。

还是母亲反应快,她迅速关上房门和窗户,命一家人仔细搜寻每一粒碎片。那时候没有玻璃窗,窗门是木板做的,关上房门和窗户之后,只有屋顶的一块玻璃明瓦透过的光线照明,屋子里很暗。父母和懂事的二哥趴在地上,仔细搜寻像章碎片。在确信地上已经没有一粒碎片之后,母亲用手帕把碎片小心地包好,藏在一个可靠的地方。

惊魂未定的一家人坐在一起,母亲把我叫到跟前,以我没有见过的严肃对我说:“千万不能说出去!要是有人知道了,我们全家都得死!”

母亲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同样的话,直到我连连点头,才忧心忡忡地打开房门。

一家人惊惊惶惶。我虽然年幼,也被家人的紧张吓得睡不着觉。到了深夜,在确信外面没有一个人之后,由母亲和二哥观察动静,父亲将像章碎片撒进了屋后的水塘。

父母仍不放心,生怕我在小伙伴中间说漏了嘴。三哥上学的学校已经停课闹革命,母亲就命三哥整天跟着我。母亲嘱咐三哥,只要村里的小孩说像章比像章,马上把我拉回家。

这样惊恐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才逐渐淡忘了这件恐惧的事。



2、一朵白纸花   


那个特殊日子,50岁以上的中国人估计都记得。

1976年9月9日,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社员们都在村子旁边的一个稻田里薅秧
(赤脚套上稻草编织的草箍,一人扶一根竹棍,排成一排在稻田里用脚薅草)。年轻的社员三毛,从收音机里听到了那个惊雷一般的消息。

那时候的农村赤贫状态,赵本山家里唯一的电器是手电筒,三毛家却有一个小收音机。他的二哥在部队当兵,一个月有六块钱津贴,二哥用四个月的津贴给家里买了个小收音机。三毛本在田里薅秧,借口上厕所
(其实是为了偷懒)回了趟家,打开收音机听到了这个举世震惊的消息。

三毛连跑带滚奔向稻田,一边跑一边大喊:“MZX死了!”社员们都停止了劳作,惊得张大了嘴巴,恐惧地望着激动的三毛。那个时候,像这样的话,全中国没有一个人敢说出口。三毛的大哥一下子从田里冲上岸,一拳把弟弟打倒在地,厉声说:“你找死!”

学校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还没有开学,我在屋后的矮墙上目睹了上面的一幕。我那时候是一个12岁的少年,听到这个消息,吓得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不会的!在我们中国人的心里,MZX是至高无上的神,神是不会死的。

然而,外面响起了高音喇叭,分明在播着这个惊雷一般的消息。紧接着,又响起了哀乐。

从田里收工回来的人们没有了往日的说笑,大家一言不发,个个脸色悲戚凝重。

大队礼堂下了半旗。那时候平时都没有升旗,干部不知道怎样下半旗,不是把旗子降到旗杆的一半,而是在屋顶上呈45度角竖起国旗。

大队礼堂设置了灵堂,社员们有组织地进去悼念。灵堂布置得庄严肃穆,灵堂设在宽大的主席台上,墙上挂着MZX像,台上栽着砍回来的新鲜竹子。那时候农村没有水泥,室内都是泥地,挖几个坑就能把竹子栽下去。

两个年轻的男民兵挎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站在MZX像的两边。我们排着队,低头进去默哀,除了低回的哀乐,礼堂里静得能听见人的呼吸声。

我念书的大队小学就在礼堂旁边,开学了,学校组织师生再次到礼堂悼念。一个女老师动了感情,失声痛哭。那时候,一个村里能够读到高中的没几个,不是你想读就能读的,要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高中
(实际是大队干部决定)。女老师读完了高中,一毕业就被安排在小学当民办老师,没有下田干过农活,她对MZX的感情非常深。

我们小学生不谙世事,听见女老师边哭边吸鼻涕的声音,先是几个同学小声笑起来,接着更多的同学笑,最后变成了哄堂大笑。回到教室之后,老师严肃批评了我们,说我们对MZX没感情,是忘本。

1976年9月18日,全体社员和小学生都提前得到通知,到大队参加追悼大会,要求服装统一为上白下蓝:白衬衣,蓝裤子。这样简单的着装要求,难住了不少人,不是没有白衬衣就是缺少蓝裤子。一时间,不少人走亲访友借衣服。

开会那天很炎热,不少人穿的却是长袖的土布白衬衣,那种布有铜钱那么厚,人们热得汗珠子直滚。上级要求凡是能动的都得去参加追悼大会,有的老人、病人是由儿女扶着来的。

追悼大会在我念书的小学操场上进行。下午3点之前,先在操场前的大路上整队,每人发了一朵纸做的小白花,佩戴在胸前。大家低着头,一步一挪地慢慢捱向小操场。

快要进入操场的时候,我的小白花突然飘落,掉在了地上,我的心一紧,连忙弯腰拣起来,重新戴好。我后面一个名叫陈桂英的小女生发现了,用令人恐怖的语气小声说:“妈呀!你这是反革命!看你怎么办!”

那时候,反革命是杀头的罪名,我听了她的话,心往下沉,感觉整个身体要坠下无底深渊。

操场上站满了人,鸦雀无声,一片庄严肃穆的景象,给人的感觉是天安门广C也不过如此。

追悼会准时开始,转播TA门追悼会的实况。

我站在队伍里,低着头,紧闭双唇,听那高音喇叭里传来的哀乐。喇叭里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脑袋里总是回响陈桂英的话:“你这是反革命!”

那些游斗、吊打、罚跪的情景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我就要受到那样的惩罚了吗?陈桂英就站在我的旁边,她要是揭发了我,那可怎么办呀!

我越想越害怕。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此后的日子里,我吃饭不香,睡觉老是做噩梦,一点精神也没有。我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家人为我担忧。

在学校里,老师讲了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进去。老是想着那朵飘落的小白花,它总在我的眼前飘过来晃过去。见了陈桂英我就忐忑不安,我悄悄观察她,极力想从她的脸上判断她会不会揭发我。看她的脸色,觉得她象要揭发我,有时候又觉得她不会揭发我。

这样的日子捱了一个多月,我从大队的初中转到公社的初中去念书,是住读,见不到陈桂英了,我的心情才好了一些。

不久,党中央粉碎了王张江姚“四人帮”,人们的话题都转到这件事情上去了。我周末回家,碰到陈桂英,她满脸笑容地跟我打招呼,我终于确信她不会揭发我,我的心这才放下了。



   3、队长之死


他死于1971年春天。都过去了四十九年了,我还记得他爽朗的笑声。

他叫闵二凯,乡亲们都叫他“凯子”。我们村里闵姓只有两家人,他是其中的一家。

说是一家,其实只有他一个人。我记事时候起,他就没有父母,由于家穷,加上一头癞痢,没讨上媳妇,一个人住在我家前面的一间土砖房子里。

他很喜欢逗弄小孩子,也经常逗弄我,所以我对他的印象特别深。

他的性格非常开朗,我常常听见他开怀大笑。他乐于帮助别人,谁家有需要帮忙,招呼一声,他马上连走带跑地赶去,因此乡亲们都很喜欢他,推选他当了生产队长。

队长人很好,可是脾气却很暴。据说癞痢人的脾气是很暴的。有一回,生产队里分南瓜,有个妇女对自己分到的南瓜不满意,在那里唠叨个不停,队长提出把自己的南瓜和她的调换,她也不同意,仍在唠叨个不停。队长火了,把南瓜往地上一摔,说:“MZX真是怪L,搞什么大集体。各人的JB各人翻,各家田各家种该几好,冇得这些麻烦事!”

当时文革还没有开始,乡亲们比较淳朴,队长也没有得罪过谁,所以队长虽然骂了MZX,却没有什么事。

队长的隔壁住着一户人家,是一个大家庭,他们家有9个子女,老头个子很高,老太个子不高,夫妻俩都很强悍的性格。老大是大队副书记,老二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在大队红得发紫。

1960年,村里饿死了不少人,副书记的爸爸也饿得受不了,站在门口大骂:“饿死人了,我日MZX的娘!”

当时大家都面临饥饿导致的死亡威胁,饿成那样,对伟大领袖可能都有些怨气,再加上他根正苗红,骂了伟大领袖,也没什么事。

1970年夏天,两件事儿一起翻了出来。

前面说过,队长是个癞痢头,癞痢的脾气都是很犟的,我们这里把癞痢人叫作“犟癞痢”。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产队的社员都在副书记家山墙边的空地上开大会,不知道为什么,队长和副书记吵起来。队长竟敢当众顶撞书记,这让副书记很恼火,副书记搬出撒手锏:“你曾经骂MZX!你是反革命!”

队长大概忘记了那件事,问:“我么时候骂MZX了?”副书记说:“那年分南瓜,你把南瓜摔了,还骂了MZX,全体社员都听见了!”

副书记就是有水平,当众揭发队长骂伟大领袖,但没有复述队长的原话。

队长见自己骂人的事无法抵赖,就反击副书记:“你老子也骂了MZX!”副书记说:“我老子么时候骂了?么样骂的?”

头脑简单的队长不知道副书记的话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脱口而出:“60年饿饭,你老子在门口骂:我日MZX的娘!”

副书记大喊:“社员同志们都听见了,闵二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把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捆起来!”

副书记的几个弟弟妹妹找出绳子,把队长捆了个结结实实,当天晚上就送到了公社。

队长的命运可想而知。先是在全区(
一个区管6个公社,就是现在一个镇的范围)各个大队游斗。在我们大队游斗的时候我去了,队长被五花大绑,戴着纸糊的高帽子,上面写着字。

队长被吊起来,几个红卫兵用扁担和竹条轮番抽打,打一下,队长凄厉地惨叫一声。60多个大队游斗完,队长已经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队长被送进了县里的大牢。

第二年春天,队长回来了,已经不成人形。回来后的队长沉默寡言。不久就卧床不起,很快就死了。



4、四麻子


四麻子是个疯子,他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

他住在邻村,村名有点诗意,叫“万雀林”。当年我们村和万雀林隔着一个小小的田畈,现在两个村庄的房子已经合拢了,连成了一个村庄。

四麻子家成份很高,是地主。在那个“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月里,他们家的生活就可想而知了。他在家里排行第四,脸上有麻子,因而得名“四麻子”。

地主家的“狗崽子”,谁还叫他的大名呢?因此我不知道四麻子的学名叫什么,但是我知道他姓万,万雀林全村都姓万,只有娶来的媳妇不姓万。

四麻子是如何疯的,已不可考。从我记事起,他就是疯疯癫癫的。我儿时的记忆是从文革开始的,因此,我记忆里的四麻子,就是文革中的四麻子。

四麻子是我们小孩子的快乐,因为四麻子会唱歌。我们小孩子就爱看他疯疯癫癫地唱歌。只要哪个小伙伴吆喝一声“四麻子来了!”我撒腿就往外跑。一大群孩子跟在四麻子的屁股后面,乐颠颠地看他手舞足蹈地又唱又跳。

他一家家地串门,在人家的门口唱歌跳舞,有时候还到人家的堂屋里唱,淳朴的乡亲也不干涉他,由着他唱够了自己离去。

他常常忘了回家,他那可怜的白发母亲就来找他回去。我还记得他母亲的样子,衣衫褴褛,满脸皱纹,头发像一蓬枯草。每次来寻找疯儿子,她都是满脸悲苦。

四麻子隔三差五地到村里来,我们习惯了这样的快乐。突然有一段时间,四麻子没来了。我问母亲为什么四麻子不来了,母亲告诉我,四麻子被抓到县里坐牢去了,因为他唱错了歌,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

过了好长时间,我不记得是一年还是两年,四麻子终于回来了,不过回来的不是活人,而是尸体。

我们村好多人去看了他,我也去了。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死人,印象特别深。他的手脚很细,就是皮包骨头。手腕和脚踝上镣铐的痕迹很明显,听乡亲们议论,他是死了之后才摘下镣铐的。

乡亲们都很同情,安慰他可怜的母亲。他的母亲坐在儿子身边,摸儿子的脸,摸儿子的身子,摸儿子的手脚,由于悲痛,她的嘴巴一瘪一瘪的,却没有哭出声——因为在儿子回来之前,她已经得到干部的警告:

“不许哭!” 



5、还是用扁担打我吧


文革时候,MZX说的话被称为“最高指示”。最高指示这个话是林彪发明的,他说MZX的话是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林彪在蒙古摔死后,就不用最高指示这个词了,用“MZX语录”代之。

最高指示一下达,全国各地都要游行庆祝,名曰“迎接最高指示”。那时候通讯不发达,有时候最高指示晚上才传到,那就要连夜组织游行,这叫“学习贯彻最高指示不过夜”。

有一天晚上,最高指示传到了,大队连夜组织游行。那时候的乡村没有大马路,一米宽的土路就是大路。那时候我们这里的农民都没有赵本山家里富裕,手电筒是没有的。贫农张大爹
(阶级敌人没有资格参加)跟着社员们一起,举着火把,在田间小路上游行。领头的喊一句口号,其他人学着喊。领头的喊了一句:“MZX万岁——”张大爹跟着喊:“MZX万岁呀——”

张大爹万万不该擅自在口号后面加一个“呀”字,他这一“呀”,把自己的性命给呀没了。

干部听见了张大爹的“呀”,说:“万岁就万岁,怎么万岁呀?这是对伟大领袖不满,是现行反革命。”

大队召开批斗大会,批斗反革命分子张大爹。老人被吊在一棵大树上,几个年轻力壮的红卫兵抡圆胳膊,用扁担狠狠的打他。张大爹痛得大喊:“痛死了啊!莫打啊!”

被洗了脑的红卫兵,心里充满了对反革命分子的仇恨,反而打得更狠了。

张大爹哭喊:“痛啊!受不了啊!你们换个东西打吧!”红卫兵商量了一下,决定满足张大爹的要求,用竹条打他。

细细的竹条抽在人身上,那种疼痛没法形容,张大爹声声惨叫,说:“还是用扁担打我吧!”

红卫兵笑了,就用扁担和竹条换着打,一直打到张大爹昏死过去。

医院是不会给反革命分子治疗的,否则就是不讲阶级立场。张大爹被家人抬回家里躺着,没几天就死了。

【本文原发于一枚园地 2020年9月14日, 民声II(2)】



【作者简介】大灰羊:一枚园地耕耘者。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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