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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21年2月19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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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
竹林风影 | 文
今年防汛，单位发了一件雨衣一双雨靴，我送给了农村的大姐。姐夫去世已20年，儿子儿媳孙子孙女都在武汉打工，家里的田由她一个人种，种稻种棉种菜，风里来雨里去，这两样东西她用得着。大姐73岁了，个子小了好多，还有点佝偻，我劝她不要做了，她说：“不做吃什么？今年发瘟疫，要不是我种田，一家人没吃的。”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一枚园地的一篇文章《在老家陪母亲看病》后面写的留言，一枚看了，叫我写一篇《大姐》，为她这个普通人如实作一点人生记录。
大姐的一生，与同时代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
大姐名叫徐燕兰，生于1947年3月。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大哥是老大，老二玉兰才是真正的大姐，9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排行第三的燕兰于是成了大姐。
我对大姐的记忆，是从她出嫁那天开始的。她出嫁之前的事情，来自我们姐弟在一起的时候她断断续续的讲述。她曾经说过，她吃过的苦，可以写一本书。
最苦的时候是那三年。
母亲生前多次说，那三年我家没有饿死人，靠的是大哥和大姐。
饥荒开始那年，我家7口人，父母、大哥、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大姐12岁，二姐8岁，二哥5岁，三哥1岁。大哥在镇上榨油厂工作，榨油厂属于粮食系统，他能弄到糠和菜籽饼，起初家里6口人靠这两样东西度命（大哥在厂里吃饭）。
菜籽饼是什么东西？不要以为是月饼或者芝麻饼之类，那是油菜籽榨油之后的渣渣，混合着稻草压成的饼状物，比木板还硬，砸碎，加水发酵之后做肥料。糠是什么东西？现在城市的孩子不知道，那是稻谷的壳，稻谷碾米之后，稻壳变成了粉末，用来喂猪。
别问怎么吃，比起草根树皮观音土，这是好东西，一般人家弄不到。隔三差五，大姐背着空书包到镇上，大哥偷偷装一袋糠或者是几块菜籽饼让她带回。
有一回，大姐带了一书包糠回来，半路上与一个老太太擦肩而过。那时候没有大路，都是田间小路。老太太闻到了糠的香味，返身拉住了大姐：
“姑娘，你袋子里是什么？”
“没什么。”12岁的大姐紧紧捂住袋子，生怕被老太太抢走。
“是糠！我闻到了！”老太太说。
“不是不是。”大姐更害怕了，想赶紧摆脱老太太。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不松手：“姑娘，给我一点吧！我家里要饿死人了！”
“不行不行，我家里靠这点糠度命呢。”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跪下了：“姑娘，行行好吧，给我一点吧！”
大姐望着瘦骨嶙峋一脸菜色的老太太，心软了，她让老太太抓了几把糠，然后加快脚步往家走，生怕又有人要她的糠，更怕有人抢她的糠。
后来，榨油厂没有菜籽饼了，糠也没有了。大哥在厂里有吃的，家里6口人面临断顿。
大人不准出外逃荒，大姐还是个孩子，可以外出讨饭。她和同村一个名叫张玉英的好伙伴一起出外讨饭。
大饥荒，哪里能讨到饭呢？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散乱着黄头发（营养不良所致），拿根打狗棍，挎个小竹篮，一只小布袋，往西，往西，再往西......
西边五十里开外，以前是湖区，叫涨渡湖，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田。湖区田多人少，那里没有饥荒，可以讨到饭。每到一个村庄，大姐和张玉英约好，一个从村这头进，一个从村那头进。讨饭很简单，倚着人家门框，默默无言，主人拿一把米放进袋子里，大姐说一声“谢谢！”再到下一家。
碰到吃饭的时候，人家会给半碗饭。米放在袋子里，饭吃几口，其余的放进篮子，带回家给父母和弟妹吃。并不是家家都给，有的人家，你倚在门框上多久他只当没看见，大姐只好默默走开。
后来讨饭的多了，湖区老百姓也没余粮，讨不到了，怎么办？偷！
偷东西，不丑吗？大姐告诉我，那时候，人们为了活命，没有了羞耻感，家家外出偷青。
第三年春天，地里庄稼长出来了，人们晚上出门偷青。
附近村子都有人看守，偷不到，就偷远处，地广人稀看不过来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大姐和张玉英一起去偷青。两个小姑娘摸黑走了十里多路，涉水淌过一条河，春寒料峭的河水，两个小姑娘冻得瑟瑟发抖。来到一片油菜地，油菜苗有一尺多高，两个小姑娘双手掐油菜嫩尖，装满了一背篓。
这时候，远处看守的人听见了动静，大喊一声“什么人？”两个人朝她俩冲过来，大姐和张玉英吓得赶紧逃跑，两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跑到河边，大姐和张玉英扑进河里，齐腰深的水，奋力往对岸逃，由于恐惧，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河水的冷。上了岸，听见对岸的人说：“逃过河了，不追了。”大姐和张玉英各背一篓油菜苗尖，走了十多里，湿漉漉地回到了家，一到家就瘫倒在地。
饥荒过后，乡村慢慢缓过气来，14岁的大姐开始做生意，走村串户收鸡蛋，送到汉口去卖。卖鸡蛋的钱，从汉口买回一种很便宜的黑色粗瓷大碗挑回来，走村串户叫卖，没钱的人家用鸡蛋来换，然后又把鸡蛋送到汉口卖，就这样周而复始。
私人贩卖鸡蛋属于投机倒把，大人不敢做，大姐是个孩子，可以蒙混过关。
鸡蛋上不了船，大姐有办法。把两个大南瓜小心地挖下拳头大的一块，掏空瓜瓤，鸡蛋放进去，挖下的那块南瓜盖上，粘好，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出来。
大姐白天走村串户卖大碗收鸡蛋，傍晚挑着两个大南瓜，步行15公里到团风镇搭晚班船，第二天早晨在汉口上岸，在汉口摆卖鸡蛋。那时候鸡蛋非常紧俏，很快就卖完，大姐买了粗瓷大碗，又搭船回团风，走15公里回家。这样，大姐隔天上一趟汉口。
有一回，大姐在团风镇候船室，一个戴红袖章的人看着她的两个大南瓜，问：
“这是什么？”
大姐怯怯地说：“南瓜。”
“到哪里去？”
“汉口。”
“到汉口带两个南瓜干什么?”
“送给汉口的姑妈。”
红袖章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南瓜，发现了破绽。红袖章拿开那一小块粘合的南瓜，露出了里面的鸡蛋，大姐吓得脸煞白。
红袖章来到售票窗口，对售票员说：“不要卖票给这个小姑娘，她是二道贩子，投机倒把的。”
红袖章没有收走大姐的鸡蛋，大姐松了一口气。
怎么办？大姐决定到下一个港口搭船。
离团风最近的港口是新洲县大埠街，离团风十五里。14岁的大姐挑着两个大南瓜，在漆黑的夜晚，借着星光，沿着乡间的小路走了十五里，来到大埠街码头，这时候已是半夜。
大姐怕又遇到盘查，就把两个大南瓜藏在码头不远处的草丛里，到候船室买了船票，又来到草丛等候。大姐很困，但是她不敢睡，怕睡着误了船。
大姐坐在草丛里，又饿又乏。望着江面，14岁的大姐哭了起来。远远看见轮船开过来，鸣着汽笛，大姐连忙起身，挑着两个南瓜走向码头。
天亮在汉口上岸，大姐刚把鸡蛋摆出来，又一个红袖章过来，二话不说，南瓜带鸡蛋全部收走。
大姐身无分文，没钱买船票回家。
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崩溃的大姐在汉口街头大哭。
大姐决定投奔姑妈。她没有去过姑妈家，只知道姑妈住在武昌中华路，长江码头边，坐轮渡过江就到了，可是大姐没钱买船票。
大姐决定绕道长江大桥，步行去找姑妈，这一绕，就是二十多里路。
大姐走到了武昌中华路江边，精疲力尽。她打听姑妈的家。大姐不知道姑妈的名字，只说姑妈姓Xi。黄冈土话，徐，发音不是Xu，而是Xi。街坊说：这里没有姓Xi的，是不是姓Xu？大姐说：不姓Xu，姓Xi。街坊问：你姑爷姓什么？大姐答：姑爷姓詹，是码头工人，姑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木英，二女儿叫毛姑。
街坊叫来了姑妈。姑妈一见黄皮寡瘦的大姐，一把揽进怀里紧紧抱着，大哭起来：“我的孩儿啊！”大姐已经没有力气哭，只是不停流泪。姑妈哭完了，大姐说：“姑妈，我饿。”
那次以后，大姐继续到汉口卖鸡蛋，她已经学会了如何躲避那些红袖章。
第二年，大姐15岁了，必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再也不能上汉口卖鸡蛋了。15岁的大姐一天挣四个工分，值一角五分钱，比卖鸡蛋差远了。
1968年冬季，大姐22岁，大姐出嫁了。那时候农村姑娘22岁出嫁已经很晚了，之所以迟迟未嫁，是因为大哥早已分家另过，大姐成了家里的长女，下面四个弟妹，家大口阔，大姐想留在家里帮父母多挣几年工分，帮助父母养育弟弟妹妹。
我儿时的记忆是从大姐出嫁那天开始的。来了好多人，抬走了红红的新柜子，姐夫把大姐接走了，5岁的我跟在后面大哭，不要大姐走。
大姐的婆家离我家四里地。父母对这桩亲事很满意，因为嫁到那个村能够吃饱饭。我们村一向穷，田地少，吃不饱。大姐能嫁到吃饱饭的地方去，父母很满意。
那里原本是湖的边缘，紧邻的另一个村子叫“见鱼咀”，意思是站在村头能看见湖里的鱼。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了田，村里的田比别的村多，粮食能够吃饱。
大姐吃饱了，牵挂着吃不饱的父母和弟妹。有一天中午，大姐瞒着公婆，用一个帆布袋装了两升米，袋口放了两颗白菜，对婆婆说送点菜回娘家。公公坐在大门口，大姐不敢走，急得在房里打转。聪明的婆婆看出了端倪，对大姐说：“大姐（我们这里，婆婆都这样称呼媳妇，大姐，二姐，三姐），你不是要送菜回娘家吗？怎么还不走？快走，送去了赶回来出工。”
婆婆拿起帆布袋，说：“走，我送送你。”
后来，婆婆多次瞒着公公往帆布袋装两升米，放几颗菜，对大姐说：“大姐，你好长时间没回娘家了，回去看看吧，带两颗菜回去。”
几年后，婆婆去世，大姐哭得非常伤心。
1969年发大水，大姐那个村子遭水灾，房屋被冲毁。水退后，大姐和姐夫在生产队的一间牛栏里住了两年，我的大外甥女就是在牛栏里出生的。
那个地方地势低洼，容易淹水。没有修堤的时候，自然河道，夏季涨水就变成湖，水退了就是滩涂。大堤修起来后，滩涂变成了水田。夏季涨水季节，堤外河面比堤内水田还高，成为地上河，堤内的水靠排灌站的巨型水泵往河里抽。碰上连续大雨，来水量超过了水泵的排水量，水就涨上来了，淹了大姐那个村庄的田地和房屋。因此，夏季如果碰到连续大雨天气，就得搬家。生产队把粮食都分给各家，各家投亲靠友，把粮食搬到亲戚家里去。
搬家的辛苦不可言状。大姐和姐夫戴斗笠，穿蓑衣，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小路，一步一挨，一担一担地把粮食和生活用品挑到我家，二哥三哥也帮着挑。一个外甥三个外甥女就住在我家。天晴了，水退了，又一担一担地挑回去。
一直到80年代中期，大姐家拆掉土砖房子，盖起了高高大大的红砖房子，屋基很高，再也不怕水淹了，才停止了苦不堪言的搬家。
1971年暑假，我是在大姐家里度过的。那年暑假，姐夫让我到他们村去“捡谷”。所谓捡谷，就是田里收稻子的时候，小孩子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捡拾遗落的稻穗，捡到的稻穗可以拿回家。
那个暑假我捡了二十多斤稻谷，大姐抽空送回娘家。外村人去捡稻穗，那是不被允许的。姐夫是个“大眼睛社员”。大眼睛，意思是有地位，吃得开。大姐在村里人缘很好，因此我才能去捡谷。
有一回，一个名叫金元的大孩子看见我捡谷，凶巴巴地问：“这是哪个？怎么跑到我们队里捡谷？”别的孩子告诉他：“他是徐大姐的兄弟。”金元一听，马上变得很友好。那年暑假，我在大姐家吃得很饱，还第一次吃了冬瓜，冬瓜很好吃。
要开学了，我不愿回去，三哥来叫我回去，我往田野跑，三哥追了好远才追上，我一路哭着被三哥拉回了家。
粮食不是白来的，田地多，农活就多，农人就更辛苦。
最辛苦的是“双抢”，这是南方水稻产区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插。那时候为了多打粮食支援亚非拉，规定必须种两季水稻。夏天最热的时候，头季稻熟了，得抢时间收割，在8月之前把二季稻种下去。那时候没有农机，全靠人力和耕牛，苦和累可想而知。
五更时分，天还没亮，社员们就到田里割稻，太阳升起一丈多高的时候，他们已经挥了两个多小时镰刀，肚子饿了，力气也没有了，家人送一碗饭到田埂上，割稻人从泥巴田里上岸，吃了饭，有了力气，继续割稻。
各家送到田头的饭，品种各异：油盐饭、面条、软饼，条件好的人家在面条里卧一个鸡蛋，那就是超级大餐。
9点多钟收工，回家匆匆吃了早饭，犁田、耙田、平整水田等各种农活。
下午，早晨割倒的稻禾晒一上午了，得抢收回来。弯腰把一排排割倒的稻禾抱起，在田埂上捆成很大的“草头”，一担一担挑到稻场（打谷场）。一担草头一百几十斤，挑草头是强壮劳力干的活。
晚上，把下午挑回来的草头摊开在打谷场上脱粒。搞到10点多钟回家睡觉，第二天五更又得起床割稻。
稻子割完了扯秧，插秧，把二季稻抢插下去。双抢持续两个月，这两个月，人都是泡在泥水和汗水里。
后来，总设计师搞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一个家庭的双抢只需要十天左右。再后来，推广袁隆平的杂交稻，一年只种一季，再也不用双抢了，00年代，农村实现了机械化，不用插秧了，农机把水田整好后，稻种洒进田里就行。稻子熟了，收割机开进田里，一边收割一边脱粒，稻子用袋子装好，电瓶车运回家，再也不用挑草头。大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一人就把全家的田都种了。大姐特别感谢总设计师，特别感谢改革开放。
改开之前，大姐所在的村子，农活很重。大姐有个毛病，吃饭特别慢，常常饭还没吃完，生产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大姐紧扒几口饭，含着饭跑去出工。长期这样，影响了她的健康。
大姐那个村子田地多，但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公粮，支援亚非拉，剩下的粮食也就吃口饱饭而已。改开之前，荤腥很少能吃到。
由于长期辛苦劳作，营养不好，1978年，31岁的大姐患上了肺结核。农村医疗水平有限，用药不规范，吃了异烟肼打了链霉素都不管用，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拖到走路的气力也没有了。
大姐非常刚强，姐夫出工去了，她就躺在床上，快要收工的时候，她硬撑着起床做饭。姐夫见大姐还能做饭，心情就好一点。姐夫吃完饭上工，大姐已经耗尽了力气，赶紧躺下。大姐那个时候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去。
大哥在外面工作过，有些朋友，他打听到团风镇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治好了，连忙步行15公里到团风，找到了那个朋友。朋友说他是武汉买的进口药，叫利福平。朋友拿出药瓶，倒出十几粒送给大哥。大姐吃了大哥带回的药，明显好转，大哥连忙坐船到武汉，花40多元买了一瓶回来，那时候40多元是天价。
包装和说明书全是外文，不知道怎么吃。那年我念初三，就把包装盒以及说明书带到学校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姓徐，是清华大学毕业生，1957年成了右派，发配回乡劳动，平反之后到学校当老师。徐老师50多岁，看上去有80多岁，眼睛花了。他用放大镜看了说明书，告诉我这是意大利进口药，还告诉我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粒。大姐吃了那瓶药，病好了。
2001年，大姐的肺结核复发，咯血。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能力给大姐一点帮助。我找朋友帮忙，朋友带着护士开一辆救护车把大姐接到市里，住进了结核病医院，得到规范的治疗，病很快治好了。
1998年，姐夫出现便血现象，到市医院看病，医生让做胃镜，发现胃里有出血点。姐夫把检查报告单给我看，我非常疑惑：便出鲜红的血，应该是肠道出血，怎么让做胃镜？胃出血的话，经过了肠道消化吸收，应该是黑便，怎么会是鲜红的？但是我见报告上说胃部有出血点，就没再说什么。三甲医院也有庸医。
有一回我到大姐家去，大姐告诉我，姐夫吃了医院开的胃药，一点效果也没有，便血更严重了。我对大姐说了我的疑惑。大姐问：“那为什么胃镜检查胃部有出血点呢？”我说：“可能是胃镜把胃部戳伤出血。”我接着说：“姐夫的病，莫非是肠道长了肿瘤。”大姐问什么是肿瘤，我说：“癌症。”大姐一下子呆住了。
好不容易说服了倔强的姐夫，他同意到武汉检查。我找了朋友帮忙，用一辆小车把他接到武汉湖北省肿瘤医院，一检查，确诊为结肠癌。当年做了手术，不到三年姐夫去世了。
姐夫去世前几个月，癌细胞全身转移，非常疼。姐夫异常坚强，疼得发抖也不哼一声。大姐对姐夫说：“受不了你就叫吧，叫出来好受点。”姐夫说：“我不叫，我要跟它斗！”姐夫病重期间，大姐照顾得非常周到，勤洗勤抹，身上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气味。大姐让姐夫有尊严地离开了人世。
姐夫比大姐小两岁，是个能干人，头脑灵活，特别能吃苦，因此大姐一家在村里算比较殷实的。可惜姐夫走得早，2000年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1岁。我的外甥比较老实，外甥媳妇寡言少语。姐夫去世后，大姐就是家里的方向舵，里外靠她操持。
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大姐是脾气最好的，温和敦厚，善良守信。我从来没见她发过脾气。父母虽然养了包括我在内四个儿子，但是，对父母照顾最多的却是大姐。二姐嫁得远，有星（心）难照月，大姐离我们家近，对父母照顾最多。母亲病重，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照顾。父亲病重卧床那两年，大姐天天来照顾父亲，在家里做好吃的给父亲送来。
大姐虽然吃了好多苦，但她是有福之人。一儿三女都长大成人，开枝散叶，外孙里孙一共10个。逢年过节，晚辈们都来了，家里欢声笑语，这是大姐最开心的时候。
祝大姐健康长寿！
（本文原发于“一枚园地”，2020年8月15日，《特刊 • 说事儿（6）》）
【作者简介】竹林风影：：六零后。大别山南人，师范毕业，当过老师。一枚园地耕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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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儿时的记忆是从大姐出嫁那天开始的。来了好多人，抬走了红红的新柜子，姐夫把大姐接走了，5岁的我跟在后面大哭，不要大姐走。
上面这段话，是我在一枚园地的一篇文章《在老家陪母亲看病》后面写的留言，一枚看了，叫我写一篇《大姐》，为她这个普通人如实作一点人生记录。
大姐的一生，与同时代的农村妇女没有什么不同。
大姐名叫徐燕兰，生于1947年3月。她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大哥是老大，老二玉兰才是真正的大姐，9岁那年死于尿毒症，排行第三的燕兰于是成了大姐。
我对大姐的记忆，是从她出嫁那天开始的。她出嫁之前的事情，来自我们姐弟在一起的时候她断断续续的讲述。她曾经说过，她吃过的苦，可以写一本书。
最苦的时候是那三年。
母亲生前多次说，那三年我家没有饿死人，靠的是大哥和大姐。
饥荒开始那年，我家7口人，父母、大哥、大姐、二姐、二哥、三哥。大姐12岁，二姐8岁，二哥5岁，三哥1岁。大哥在镇上榨油厂工作，榨油厂属于粮食系统，他能弄到糠和菜籽饼，起初家里6口人靠这两样东西度命（大哥在厂里吃饭）。
菜籽饼是什么东西？不要以为是月饼或者芝麻饼之类，那是油菜籽榨油之后的渣渣，混合着稻草压成的饼状物，比木板还硬，砸碎，加水发酵之后做肥料。糠是什么东西？现在城市的孩子不知道，那是稻谷的壳，稻谷碾米之后，稻壳变成了粉末，用来喂猪。
别问怎么吃，比起草根树皮观音土，这是好东西，一般人家弄不到。隔三差五，大姐背着空书包到镇上，大哥偷偷装一袋糠或者是几块菜籽饼让她带回。
有一回，大姐带了一书包糠回来，半路上与一个老太太擦肩而过。那时候没有大路，都是田间小路。老太太闻到了糠的香味，返身拉住了大姐：
“姑娘，你袋子里是什么？”
“没什么。”12岁的大姐紧紧捂住袋子，生怕被老太太抢走。
“是糠！我闻到了！”老太太说。
“不是不是。”大姐更害怕了，想赶紧摆脱老太太。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不松手：“姑娘，给我一点吧！我家里要饿死人了！”
“不行不行，我家里靠这点糠度命呢。”
老太太拽着书包带子跪下了：“姑娘，行行好吧，给我一点吧！”
大姐望着瘦骨嶙峋一脸菜色的老太太，心软了，她让老太太抓了几把糠，然后加快脚步往家走，生怕又有人要她的糠，更怕有人抢她的糠。
后来，榨油厂没有菜籽饼了，糠也没有了。大哥在厂里有吃的，家里6口人面临断顿。
大人不准出外逃荒，大姐还是个孩子，可以外出讨饭。她和同村一个名叫张玉英的好伙伴一起出外讨饭。
大饥荒，哪里能讨到饭呢？两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散乱着黄头发（营养不良所致），拿根打狗棍，挎个小竹篮，一只小布袋，往西，往西，再往西......
西边五十里开外，以前是湖区，叫涨渡湖，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田。湖区田多人少，那里没有饥荒，可以讨到饭。每到一个村庄，大姐和张玉英约好，一个从村这头进，一个从村那头进。讨饭很简单，倚着人家门框，默默无言，主人拿一把米放进袋子里，大姐说一声“谢谢！”再到下一家。
碰到吃饭的时候，人家会给半碗饭。米放在袋子里，饭吃几口，其余的放进篮子，带回家给父母和弟妹吃。并不是家家都给，有的人家，你倚在门框上多久他只当没看见，大姐只好默默走开。
后来讨饭的多了，湖区老百姓也没余粮，讨不到了，怎么办？偷！
偷东西，不丑吗？大姐告诉我，那时候，人们为了活命，没有了羞耻感，家家外出偷青。
第三年春天，地里庄稼长出来了，人们晚上出门偷青。
附近村子都有人看守，偷不到，就偷远处，地广人稀看不过来的地方。
有一天晚上，大姐和张玉英一起去偷青。两个小姑娘摸黑走了十里多路，涉水淌过一条河，春寒料峭的河水，两个小姑娘冻得瑟瑟发抖。来到一片油菜地，油菜苗有一尺多高，两个小姑娘双手掐油菜嫩尖，装满了一背篓。
这时候，远处看守的人听见了动静，大喊一声“什么人？”两个人朝她俩冲过来，大姐和张玉英吓得赶紧逃跑，两人在后面紧追不舍。跑到河边，大姐和张玉英扑进河里，齐腰深的水，奋力往对岸逃，由于恐惧，一点也没有感觉到河水的冷。上了岸，听见对岸的人说：“逃过河了，不追了。”大姐和张玉英各背一篓油菜苗尖，走了十多里，湿漉漉地回到了家，一到家就瘫倒在地。
饥荒过后，乡村慢慢缓过气来，14岁的大姐开始做生意，走村串户收鸡蛋，送到汉口去卖。卖鸡蛋的钱，从汉口买回一种很便宜的黑色粗瓷大碗挑回来，走村串户叫卖，没钱的人家用鸡蛋来换，然后又把鸡蛋送到汉口卖，就这样周而复始。
私人贩卖鸡蛋属于投机倒把，大人不敢做，大姐是个孩子，可以蒙混过关。
鸡蛋上不了船，大姐有办法。把两个大南瓜小心地挖下拳头大的一块，掏空瓜瓤，鸡蛋放进去，挖下的那块南瓜盖上，粘好，不仔细看的话看不出来。
大姐白天走村串户卖大碗收鸡蛋，傍晚挑着两个大南瓜，步行15公里到团风镇搭晚班船，第二天早晨在汉口上岸，在汉口摆卖鸡蛋。那时候鸡蛋非常紧俏，很快就卖完，大姐买了粗瓷大碗，又搭船回团风，走15公里回家。这样，大姐隔天上一趟汉口。
有一回，大姐在团风镇候船室，一个戴红袖章的人看着她的两个大南瓜，问：
“这是什么？”
大姐怯怯地说：“南瓜。”
“到哪里去？”
“汉口。”
“到汉口带两个南瓜干什么?”
“送给汉口的姑妈。”
红袖章蹲下身子，仔细观察南瓜，发现了破绽。红袖章拿开那一小块粘合的南瓜，露出了里面的鸡蛋，大姐吓得脸煞白。
红袖章来到售票窗口，对售票员说：“不要卖票给这个小姑娘，她是二道贩子，投机倒把的。”
红袖章没有收走大姐的鸡蛋，大姐松了一口气。
怎么办？大姐决定到下一个港口搭船。
离团风最近的港口是新洲县大埠街，离团风十五里。14岁的大姐挑着两个大南瓜，在漆黑的夜晚，借着星光，沿着乡间的小路走了十五里，来到大埠街码头，这时候已是半夜。
大姐怕又遇到盘查，就把两个大南瓜藏在码头不远处的草丛里，到候船室买了船票，又来到草丛等候。大姐很困，但是她不敢睡，怕睡着误了船。
大姐坐在草丛里，又饿又乏。望着江面，14岁的大姐哭了起来。远远看见轮船开过来，鸣着汽笛，大姐连忙起身，挑着两个南瓜走向码头。
天亮在汉口上岸，大姐刚把鸡蛋摆出来，又一个红袖章过来，二话不说，南瓜带鸡蛋全部收走。
大姐身无分文，没钱买船票回家。
十几个小时水米未进，崩溃的大姐在汉口街头大哭。
大姐决定投奔姑妈。她没有去过姑妈家，只知道姑妈住在武昌中华路，长江码头边，坐轮渡过江就到了，可是大姐没钱买船票。
大姐决定绕道长江大桥，步行去找姑妈，这一绕，就是二十多里路。
大姐走到了武昌中华路江边，精疲力尽。她打听姑妈的家。大姐不知道姑妈的名字，只说姑妈姓Xi。黄冈土话，徐，发音不是Xu，而是Xi。街坊说：这里没有姓Xi的，是不是姓Xu？大姐说：不姓Xu，姓Xi。街坊问：你姑爷姓什么？大姐答：姑爷姓詹，是码头工人，姑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叫木英，二女儿叫毛姑。
街坊叫来了姑妈。姑妈一见黄皮寡瘦的大姐，一把揽进怀里紧紧抱着，大哭起来：“我的孩儿啊！”大姐已经没有力气哭，只是不停流泪。姑妈哭完了，大姐说：“姑妈，我饿。”
那次以后，大姐继续到汉口卖鸡蛋，她已经学会了如何躲避那些红袖章。
第二年，大姐15岁了，必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再也不能上汉口卖鸡蛋了。15岁的大姐一天挣四个工分，值一角五分钱，比卖鸡蛋差远了。
1968年冬季，大姐22岁，大姐出嫁了。那时候农村姑娘22岁出嫁已经很晚了，之所以迟迟未嫁，是因为大哥早已分家另过，大姐成了家里的长女，下面四个弟妹，家大口阔，大姐想留在家里帮父母多挣几年工分，帮助父母养育弟弟妹妹。
我儿时的记忆是从大姐出嫁那天开始的。来了好多人，抬走了红红的新柜子，姐夫把大姐接走了，5岁的我跟在后面大哭，不要大姐走。
大姐的婆家离我家四里地。父母对这桩亲事很满意，因为嫁到那个村能够吃饱饭。我们村一向穷，田地少，吃不饱。大姐能嫁到吃饱饭的地方去，父母很满意。
那里原本是湖的边缘，紧邻的另一个村子叫“见鱼咀”，意思是站在村头能看见湖里的鱼。后来修了大堤，湖变成了田，村里的田比别的村多，粮食能够吃饱。
大姐吃饱了，牵挂着吃不饱的父母和弟妹。有一天中午，大姐瞒着公婆，用一个帆布袋装了两升米，袋口放了两颗白菜，对婆婆说送点菜回娘家。公公坐在大门口，大姐不敢走，急得在房里打转。聪明的婆婆看出了端倪，对大姐说：“大姐（我们这里，婆婆都这样称呼媳妇，大姐，二姐，三姐），你不是要送菜回娘家吗？怎么还不走？快走，送去了赶回来出工。”
婆婆拿起帆布袋，说：“走，我送送你。”
后来，婆婆多次瞒着公公往帆布袋装两升米，放几颗菜，对大姐说：“大姐，你好长时间没回娘家了，回去看看吧，带两颗菜回去。”
几年后，婆婆去世，大姐哭得非常伤心。
1969年发大水，大姐那个村子遭水灾，房屋被冲毁。水退后，大姐和姐夫在生产队的一间牛栏里住了两年，我的大外甥女就是在牛栏里出生的。
那个地方地势低洼，容易淹水。没有修堤的时候，自然河道，夏季涨水就变成湖，水退了就是滩涂。大堤修起来后，滩涂变成了水田。夏季涨水季节，堤外河面比堤内水田还高，成为地上河，堤内的水靠排灌站的巨型水泵往河里抽。碰上连续大雨，来水量超过了水泵的排水量，水就涨上来了，淹了大姐那个村庄的田地和房屋。因此，夏季如果碰到连续大雨天气，就得搬家。生产队把粮食都分给各家，各家投亲靠友，把粮食搬到亲戚家里去。
搬家的辛苦不可言状。大姐和姐夫戴斗笠，穿蓑衣，冒着大雨，踩着泥泞的小路，一步一挨，一担一担地把粮食和生活用品挑到我家，二哥三哥也帮着挑。一个外甥三个外甥女就住在我家。天晴了，水退了，又一担一担地挑回去。
一直到80年代中期，大姐家拆掉土砖房子，盖起了高高大大的红砖房子，屋基很高，再也不怕水淹了，才停止了苦不堪言的搬家。
大姐家的房子。（摄影：作者）
1971年暑假，我是在大姐家里度过的。那年暑假，姐夫让我到他们村去“捡谷”。所谓捡谷，就是田里收稻子的时候，小孩子跟在大人屁股后面，捡拾遗落的稻穗，捡到的稻穗可以拿回家。
那个暑假我捡了二十多斤稻谷，大姐抽空送回娘家。外村人去捡稻穗，那是不被允许的。姐夫是个“大眼睛社员”。大眼睛，意思是有地位，吃得开。大姐在村里人缘很好，因此我才能去捡谷。
有一回，一个名叫金元的大孩子看见我捡谷，凶巴巴地问：“这是哪个？怎么跑到我们队里捡谷？”别的孩子告诉他：“他是徐大姐的兄弟。”金元一听，马上变得很友好。那年暑假，我在大姐家吃得很饱，还第一次吃了冬瓜，冬瓜很好吃。
要开学了，我不愿回去，三哥来叫我回去，我往田野跑，三哥追了好远才追上，我一路哭着被三哥拉回了家。
粮食不是白来的，田地多，农活就多，农人就更辛苦。
最辛苦的是“双抢”，这是南方水稻产区最苦最累的一段时间。所谓“双抢”，就是抢收抢插。那时候为了多打粮食支援亚非拉，规定必须种两季水稻。夏天最热的时候，头季稻熟了，得抢时间收割，在8月之前把二季稻种下去。那时候没有农机，全靠人力和耕牛，苦和累可想而知。
五更时分，天还没亮，社员们就到田里割稻，太阳升起一丈多高的时候，他们已经挥了两个多小时镰刀，肚子饿了，力气也没有了，家人送一碗饭到田埂上，割稻人从泥巴田里上岸，吃了饭，有了力气，继续割稻。
各家送到田头的饭，品种各异：油盐饭、面条、软饼，条件好的人家在面条里卧一个鸡蛋，那就是超级大餐。
9点多钟收工，回家匆匆吃了早饭，犁田、耙田、平整水田等各种农活。
下午，早晨割倒的稻禾晒一上午了，得抢收回来。弯腰把一排排割倒的稻禾抱起，在田埂上捆成很大的“草头”，一担一担挑到稻场（打谷场）。一担草头一百几十斤，挑草头是强壮劳力干的活。
晚上，把下午挑回来的草头摊开在打谷场上脱粒。搞到10点多钟回家睡觉，第二天五更又得起床割稻。
稻子割完了扯秧，插秧，把二季稻抢插下去。双抢持续两个月，这两个月，人都是泡在泥水和汗水里。
后来，总设计师搞改革开放，分田到户，劳动效率大大提高，一个家庭的双抢只需要十天左右。再后来，推广袁隆平的杂交稻，一年只种一季，再也不用双抢了，00年代，农村实现了机械化，不用插秧了，农机把水田整好后，稻种洒进田里就行。稻子熟了，收割机开进田里，一边收割一边脱粒，稻子用袋子装好，电瓶车运回家，再也不用挑草头。大姐，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一人就把全家的田都种了。大姐特别感谢总设计师，特别感谢改革开放。
改开之前，大姐所在的村子，农活很重。大姐有个毛病，吃饭特别慢，常常饭还没吃完，生产队长的哨子就响了，大姐紧扒几口饭，含着饭跑去出工。长期这样，影响了她的健康。
大姐那个村子田地多，但打下的粮食大部分要交公粮，支援亚非拉，剩下的粮食也就吃口饱饭而已。改开之前，荤腥很少能吃到。
由于长期辛苦劳作，营养不好，1978年，31岁的大姐患上了肺结核。农村医疗水平有限，用药不规范，吃了异烟肼打了链霉素都不管用，病情越来越严重，最后拖到走路的气力也没有了。
大姐非常刚强，姐夫出工去了，她就躺在床上，快要收工的时候，她硬撑着起床做饭。姐夫见大姐还能做饭，心情就好一点。姐夫吃完饭上工，大姐已经耗尽了力气，赶紧躺下。大姐那个时候想，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死去。
大哥在外面工作过，有些朋友，他打听到团风镇有个朋友得了肺结核治好了，连忙步行15公里到团风，找到了那个朋友。朋友说他是武汉买的进口药，叫利福平。朋友拿出药瓶，倒出十几粒送给大哥。大姐吃了大哥带回的药，明显好转，大哥连忙坐船到武汉，花40多元买了一瓶回来，那时候40多元是天价。
包装和说明书全是外文，不知道怎么吃。那年我念初三，就把包装盒以及说明书带到学校问英语老师。英语老师姓徐，是清华大学毕业生，1957年成了右派，发配回乡劳动，平反之后到学校当老师。徐老师50多岁，看上去有80多岁，眼睛花了。他用放大镜看了说明书，告诉我这是意大利进口药，还告诉我一天吃几次，一次吃几粒。大姐吃了那瓶药，病好了。
2001年，大姐的肺结核复发，咯血。这个时候我已经有能力给大姐一点帮助。我找朋友帮忙，朋友带着护士开一辆救护车把大姐接到市里，住进了结核病医院，得到规范的治疗，病很快治好了。
1998年，姐夫出现便血现象，到市医院看病，医生让做胃镜，发现胃里有出血点。姐夫把检查报告单给我看，我非常疑惑：便出鲜红的血，应该是肠道出血，怎么让做胃镜？胃出血的话，经过了肠道消化吸收，应该是黑便，怎么会是鲜红的？但是我见报告上说胃部有出血点，就没再说什么。三甲医院也有庸医。
有一回我到大姐家去，大姐告诉我，姐夫吃了医院开的胃药，一点效果也没有，便血更严重了。我对大姐说了我的疑惑。大姐问：“那为什么胃镜检查胃部有出血点呢？”我说：“可能是胃镜把胃部戳伤出血。”我接着说：“姐夫的病，莫非是肠道长了肿瘤。”大姐问什么是肿瘤，我说：“癌症。”大姐一下子呆住了。
好不容易说服了倔强的姐夫，他同意到武汉检查。我找了朋友帮忙，用一辆小车把他接到武汉湖北省肿瘤医院，一检查，确诊为结肠癌。当年做了手术，不到三年姐夫去世了。
姐夫去世前几个月，癌细胞全身转移，非常疼。姐夫异常坚强，疼得发抖也不哼一声。大姐对姐夫说：“受不了你就叫吧，叫出来好受点。”姐夫说：“我不叫，我要跟它斗！”姐夫病重期间，大姐照顾得非常周到，勤洗勤抹，身上干干净净，房间里没有气味。大姐让姐夫有尊严地离开了人世。
姐夫比大姐小两岁，是个能干人，头脑灵活，特别能吃苦，因此大姐一家在村里算比较殷实的。可惜姐夫走得早，2000年去世的时候他只有51岁。我的外甥比较老实，外甥媳妇寡言少语。姐夫去世后，大姐就是家里的方向舵，里外靠她操持。
我们兄弟姊妹六个，大姐是脾气最好的，温和敦厚，善良守信。我从来没见她发过脾气。父母虽然养了包括我在内四个儿子，但是，对父母照顾最多的却是大姐。二姐嫁得远，有星（心）难照月，大姐离我们家近，对父母照顾最多。母亲病重，大姐把母亲接到她家照顾。父亲病重卧床那两年，大姐天天来照顾父亲，在家里做好吃的给父亲送来。
大姐虽然吃了好多苦，但她是有福之人。一儿三女都长大成人，开枝散叶，外孙里孙一共10个。逢年过节，晚辈们都来了，家里欢声笑语，这是大姐最开心的时候。
祝大姐健康长寿！
（本文原发于“一枚园地”，2020年8月15日，《特刊 • 说事儿（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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