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29）|| 王东成教授：人生有幸遇良师
题图：王东成教授（素描：邢小群教授）
一介读书人，常怀天地心。躬身归乡野，挥手弄风云。戴笠向雨雪，立命为生民。惟愿化草木，草木早知春。
生活是一条河。在我人生的几个重要时期，我都得遇好几位良师。
良师即恩师。他们向我伸出温暖的手，带领我走过嚣嚣尘世的重重迷雾，引导我生命的航船驶出波诡云谲的“三峡”，奔向云蒸霞蔚的辽阔大海。他们是我心中的灯，引导我带光行走长长的、长长的人生路。
① 我的“藤野先生”
我今生得遇的第一位良师与恩师，是我的小学老师毛子山先生。
毛老师是日本人，原名叫铃木弘起。他的亲生父母是侵华日军的军医，据说光复时，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打死了。毛老师和他的弟弟便成了日本战争孤儿。
据说，抗战胜利后，不论是朝鲜，还是韩国，几乎没有发生一例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事情。
可是，在我们中国，尤其在我们东北，却发生了许多收养日本战争孤儿的故事。每每想到这点，我都倍感自豪。
毛老师的弟弟被当时的群生乡的一户刘姓农家所收养，这辈子没念多少书。而毛老师则被当时河口乡的一户毛家所收养。毛家对他视若己出，给他起名叫毛子山，供他读书直到大专毕业。
毛老师教数学，后来也教语文，教得特别好。我对数学的浓厚兴趣，就是他激发出来的。
得益于毛老师的培养，我参加各种数学考试，屡屡获得好成绩；1978年高考，在几乎没有复习的情况下，我的数学考试成绩仍然是60多分，是报考文科的考生中的佼佼者。
读三、四年级时，毛老师开始当我们的班主任。
1959年夏天，小学四年级时。第二排左六是毛老师，前排左三是作者。（图片来自作者）
那时，学校组织学生勤工俭学，内容是割草卖钱，给班级挣班费。学校规定：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对此，我很不满意，公开提出异议：人的体力和能力不同，要求每人每天必须割草30斤以上，不合理；我身体瘦小，力气小，每天割不了30斤的草。
毛老师十分严厉地说：这是学校的规定，无论是谁，都必须完成，没有人可以例外。
气愤之下，我“义愤填膺”地怒斥道：“你是日本法西斯！你实行的是日本法西斯教育！你们日本人过去欺负我们，现在还想欺负我们，我决不忍受你们的欺负！”
当时，毛老师气得嘴唇直发抖，他大声吼道：“我是日本人怎么了？党和人民信任我！”
之后，毛老师对我实行了严厉的“惩罚”：每天早晨上学，不可以先进教室，必须先到老师的办公室，背一首古诗。
这个“惩罚”，持续了近两个月。如今想来，这是怎样美好、奇妙的“惩罚”啊。
有一次，全校上课间操之后，校长讲话。校长讲完话以后客气地问在场的老师和学生谁有话要说。不知怎么，我竟然高高举起手来大声说：“我有话要说！”，并且一边说一边快步走向前面的方形高台。
校长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上台；全场静静地听我讲话，讲完之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掌声之后，校长又讲话，说我“讲得好！”，并且送我走下讲台。
为什么要讲话，都讲了些什么，我如今已经想不起来了。我想，大概是那天，我很想把妈妈刚从沈阳回来给我买的一双紫红色的非常好看的条绒鞋显示在全校老师和同学的面前吧？孩子的动机，常常简单得叫人哭笑不得。
这是一次颇有“轰动效应”的“校园事件”和“行为艺术”。从此，我就成了学校的“明星”和“名人”。对我的这一举动，毛老师很欣赏，他像慈父一样，笑着拍了拍我的肩，摸了摸我的头……
有一次，我斗胆向毛老师提出了积郁在心中的一大疑惑：红军长征是为了北上抗日，是要到抗日最前线，可是，日军并没有进入陕西，陕北并不是抗日最前线，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毛老师听了，大惊失色，压低声音，一脸正色地严肃跟我说：你的想法太危险，太可怕了，今后，你千万别再跟任何人提起！
当时，我吓了一跳，之后好几天都心情慌乱。从此，我知道了并不是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问题都可以问的。
还有一件跟流沙河先生的诗歌有关的的事，完全是毛老师千方百计地保护我，才使我躲过一场大祸。这事，如今想起来，我似乎还心惊肉跳。它，更令我对毛老师终生感恩不尽。
当年，是从我家大哥手里得到流沙河先生的《草木篇》的。大哥告诉我：流沙河是《星星》诗刊的编辑，是一个很有才华的青年诗人，但是，因为写了这篇《草木篇》被打成右派；这篇作品，被定为“大毒草”，被批判为含沙射影地诬蔑党的积极分子，攻击“百花齐放”的政策，表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气节与风骨。大哥嘱我，千万要好好收藏，偷偷看，一定不能让别人知道和看到。
大哥越是这样再三叮嘱，就越是激发出我强烈的阅读兴趣。我不知读了多少遍，而且还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地抄在了一个小本子上，几乎能全文背诵。
我这个人打小就不深沉，好表现，因此，忍不住在几个同学面前“显摆”了起来，并且还告诉他们这篇作品被批为大毒草，作者被定为大右派。
这下子惹祸了！不知是谁把这件事报告给老师了。大祸要临头了！
我这个人虽然浅薄，但是运气不错：他们报告的老师是毛子山（铃木弘起）老师。
毛老师对有点个性、有点思想、喜欢读书的学生比较爱护，甚至有点偏爱。在他眼中，我就是一个这样的学生。他接到“举报”后，严肃要求“举报”的学生不准跟其他任何人讲，并且告诉他们，这是他毛老师要我看的，打算合适的时候举行一次班级“批判会”，要我准备发言。
与“举报”的学生谈完话之后，毛老师立即将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对我进行了极其严厉的批评。我吓得哭了，出了一身冷汗，满头满脸都是汗！毛老师还反复叮嘱我：一定不准再提这件亊；如果必须说起这件事，一定要说是他让我读，要我准备在班级“批判会”上发言。
毛老师要我擦干净眼泪，“若无其事”。他摸着我的头，把我送出了他的办公室。
这场大祸就这样过去了。这个大祸，若不是毛老师“一手遮天”地做我的“保护伞”和“避风港”，我可就惨了！
读五年级时，一次写作文，我有心无心地问毛老师：可以写诗吗？毛老师回答说：你想写诗吗？想写，你就写吧。于是，我就写了一首《歌唱大好春光》。毛老师给了我一个5分，写了一篇令我十分兴奋和鼓舞的评语。
刚上初中后，我就很意外地收到了由毛老师转来的一封吉林人民出版社的来信、一本《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和一支仅次于“派克”和“英雄”的“金星”金笔。这本“作文选”，我一直珍藏着；而这支“金星”金笔，我把它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给了刚刚考取东北师大中文系的哥哥。
对于我，这是一个很大的惊喜。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吉林人民出版社组织全省中小学生征文，毛老师将我写的那首《歌唱大好春光》寄给了吉林人民出版社，结果，被选入《吉林省中小学生作文选》。
这篇作文，是我今生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文字。它的公开发表，给我今生的“文字书写”举行了一个“奠基礼”；而毛老师，则为这个“奠基礼”铲了第一锹土。
后来，毛老师成了中学老师，在我市的另一个中学（第十六中学）任教。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尽了蹂躏，不仅被“触及了灵魂”，而且被“触及了皮肉”，被触及得遍体鳞伤。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毛老师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和自己的故乡（山形县），继承了亲生父母和叔父的遗产，享受到政府的抚慰和补偿。
毛老师很快就把他中国的父母接到日本享清福。但是，他中国的父母想念自己的祖国和故乡，毛老师便把他们送回中国，自己也随他们回到中国，侍奉他们的晚年。直到二位老人去世后，他才回到日本自己的故乡。
毛老师很关心我。在我研究生毕业已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任教后，他还给我寄来许多资料，希望我到日本的名牌大学留学。
毛老师很热爱中国，很想为中国人做些事。在一次送别中国的一个教育代表团离开日本之后返回自己家的途中，他的心脏病（文革中被“群众专政”时得的）突然发作，去世了。
这真叫人唏嘘不已。
二战时，当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向犹太人关上大门的时候，是我们中国的政府向犹太人敞开了大门；我们中国人在自己身处受压迫、受奴役的饥寒交迫的境地中的时候，还冒着极大风险救助逃命来华的犹太人。这是怎样的情怀啊！
抗战胜利后，云南腾冲的老百姓为死亡的日军将士放河灯超度亡灵，河灯上写道：“日本鬼，回家吧，去见你妈，搂着你老婆，抱着你娃娃，别再嫉妒中国大！”我认为，这是没有被收进中国文学史的最美丽的诗歌，中国人博大的爱心是它熠熠生辉的灵魂！
毛子山老师的故事，同样是中国人富有博大爱心的美好见证。好树结好果子，毛老师把自己得享的爱化作自己的灵魂，把它“反哺”给了自己的中国学生。
鲁迅十分缅怀他在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留学时的恩师藤野先生。在我心中，毛子山老师，就是我的“藤野先生”。
2005年8月，作者于俄罗斯列夫.托尔斯泰庄园。这条小路，是托翁构思《战争与和平》时踩出的小路。（图片来自作者）
② 真该像他那样
“师恩难忘”，并不是一句虚言，而是一份沉甸甸的情感。读高中时，我遇到了另一位良师与恩师——贾鸿声老师。
他教语文，曾先后教过我们家兄弟姊妹三人。他学识渊博（尤其是中国古典文学与古代历史），教学出色，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我是他的课代表，他很欣赏我，很爱护我。
他家庭出身地主，因此，行事低调，长期夹着尾巴做人。
一次讲课时，他说了一句“我们生活在毛主席脚下”，被班级团支部书记举报为散布污蔑毛主席的反动言论，学校责令他向我们公开检讨。
记得那天检讨中他“狡辩”说：我们不是常说“生活在长白山脚下”吗？所以，我这样说，主观上并不是污蔑毛主席，而是觉得他特别伟大，像高山一样巍然屹立，我们幸福地生活在他的身旁。
听他检讨时，我就在心里笑着说：中国人不也常说自己“生活在天子脚下”吗？这有什么问题？贾老师，你是不敢以此为例证的，以此为例证，你的罪就更大了，你就是把伟大领袖比作皇上了。
1966年6月18日下午，学校召开全体师生停课搞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大会。大会快结束时，我向做动员报告的书记递了一个字条，在字条上写道：停课搞文化大革命，可不可以揭发本校的问题？可不可以揭发本校压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
书记当场念了字条，全场鸦雀无声，书记环视全场，语调威严地问：我们学校有什么问题？我们学校有压制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吗？当时，我感觉，这位书记面色严峻，眼镜片反射出的光显得特别阴冷。
贾老师对我太了解了！他一听便知道这个字条肯定是我写的。于是，当天晚上，他就在夜半时分披着深沉的夜色，悄悄来到我家，对我千叮嘱万嘱咐：千万别写大字报，千万别说话，千万要汲取反右斗争中一些人被发动起来“帮党整风”而后来被定为右派分子的经验教训。
说完这些话，贾老师便行色匆匆、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我家，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可是，年少轻狂、不谙世事的我，并没有听从贾老师的劝诫，三天后（1966年6月21日），便与其他五名同学一起联名，贴出了我校第一张揭发本校问题、矛头指向学校党组织的大字报。
这张大字报贴出之后，我便很快就陷入了学校党组织部署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为“人人喊打”的“右派翻天”的“反动学生”，我的文革噩梦也由此开始。而贾老师也作为“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反动学生的祖师爷”等等，被学校党组织抛出，遭受无情的蹂躏与侮辱。
文革中，看着他被挂大牌子批斗、被戴高帽子游街，我心里很痛，很难过；但是，本来就被冠以“贾鸿声得意门徒”的“反动学生”的我，为了自保，竟然未能发一言为他鸣不平、伸正义！至今想来，我还是羞愧难当。
文革结束后，或者说最疯狂的那两三年过后，我，以及许多伤害过贾老师的学生曾几次当面向他鞠躬道歉。而每次他都春风蔼然地宽慰我们：当年你们年纪小，阅世浅，单纯，天真，人家说我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争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你们，能不义愤填膺吗？能不冲锋陷阵吗？当年，全中国有几个人不像你们那样？这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剧，要汲取经验教训啊。
仁者爱人，仁者寿。走出动乱的漩涡，有些曾伤害过贾老师的学生要招工、当兵等等，外调人员找到贾老师，想调查这些同学在文革中的表现，贾老师都一律没有提及这些学生曾斗过他、打过他，从而使这些学生的人生并没有因为当年的荒唐与错罪而蒙上永久的阴影和耻辱、遭受更大的挫折和坎坷。
文革后，作为德高望重的教书人，贾老师曾当过市政协常委。谈起这事，他曾淡然一笑地对我说：那不就是个虚有其名的花瓶吗？我这一辈子就是一个教书人。
前几年，这位桃李满天下的园丁静悄悄地走了。
每每想起他，我都会想起那龙飞凤舞的板书，想起那睿智幽默的讲述，想起那深邃凝炼的作文评语，想起1966年6月18日那个漆黑的夜晚。每当这时，我都会默默地告诫自己：可以一辈子默默无闻，但一定要尽可能地使“教书人”这个称号洁净些、光亮些，像他那样。
是的，真该像他那样，当一个真正的教书人。
似乎也该说说下面这件事：
在我把以上文字转发在我朋友圈和微博上的当天，在我的微博里收到贾鸿声老师的次子贾精洁的一封短信。此前，我与他多年没有联系。从他的短信中，得知我写作并转发这篇文字的那天正好是贾鸿声老师的生日！
人生真是奇妙！贾精洁短信传达的消息令我感慨万千。冥冥之中，我感到贾鸿声老师读了我的这篇文字，向我慈祥地笑了。我在心里含着泪说：贾老师，这篇短文是我的一篇作业，请您批阅……
谨把贾精洁的短信收录在这里，以作纪念。
王老师：
您好！我叫贾精洁，是贾鸿声次子。在一个同学圈里看见您回忆家
父的文章，甚是感慨，因为今天是家父的生日。
您现在都好吧？我在北京上学时，拜访过您。想念您的言辞在眼前。
通过您，接触过舞者——沈培艺老师。
在家乡春夏的江堤，时常偶遇王保江老师（我的哥哥，贾老师的学
生——引者注）。每每相遇，思念家父尤甚。有幸今天看见您写的关于家父文革时期往事，泪如泉涌！
2018年10月，作者于美国费城独立宫自由钟旁。（图片来自作者）
③ 公木，如松的尊者与师者
有些人，你一生与他并没有多少交往，也很难说与他结下了多么深厚的友谊；但是，在你人生的一些关键时刻，他却基于自己的道德人格，给予你十分有效的帮助，使你终生都感念他。
对于我，公木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
公木先生，原名张松如。“公木”，是他的笔名。他是著名的先秦文学学者，诗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电影《英雄儿女》插曲《英雄赞歌》的词作者。如今，这两首歌几乎成了吉林大学中文系的系歌。
公木先生，早年曾任教于延安鲁艺和鲁研所，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后曾任吉林大学中文系系主任和吉林大学副校长。
公木先生照片。（图片来自网络）
我读大学那年月，公木先生与唐敖庆、于省吾、金景芳、高清海等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一样，是我们吉林大学的骄傲与“路标”。
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学生，与公木先生并没有什么接触与交往，也没有听过他讲课（那时，他很少讲课）。他对我，当然也没有什么了解。然而，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他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帮我走出了沼泽和幽谷。
自1978年上大学，我就决意毕业后留大学当老师。可是，大学毕业，我没有被留校任教，而是被分配去一个市的党政机关报到。
自文革以来屡遭挫折的我，十分了解自己：若从政，必将身败名裂；若经商，必将折戟沉沙；只有任教从学，才可能安身立命。基于这个清醒的自我认识，我下决心要求改派到大学当教师。
当时，被录取到北京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的一个同学告诉我，公木先生很欣赏我为班级毕业文集《微言集》写的序，她和历史系周若予老师都建议我去求公木先生帮忙。为了自己的前程，我壮胆叩开了公木先生的家门。
公木先生和师母热情地接待了我，爽快地答应帮忙。后来，我又和妻子一起去过公木先生家，公木先生和师母更加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仿佛是接待老朋友。
公木先生的一个文革前毕业的学生在通化师范学院中文系当系主任。公木先生便写信给他，向他介绍了我的情况，请他酌情考虑接收我。
公木先生又与省人事部门负责人联系，介绍我的情况，请他们考虑同意我的改派请求。
各方面出于对我的情况的了解和对公木先生的信任与尊重，接受了我的请求。就这样，我当大学教师的愿望，在公木先生的帮助下实现了！
到通化师范学院报到没几天，我就登台讲课了，系领导和老师对我评价不错，学生也挺喜欢我。然而，有感于学院在教学、研究诸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差（刚刚建立没几年），我产生了第二年就报考研究生的愿望。
那些年，大学毕业，必须在所在单位工作三年以上才可以报考研究生。而我，工作还不到一年，学院不准我报考。为此，我又想到了公木先生。
公木先生又写信给这个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请他考虑同意我报考研究生。这位好心的系主任同意了。
很幸运，我考试成绩合格，复试后被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当然，还是因为文革“群众组织头头”的问题，东北师大最终决定录取我，还是在我将近两个月的反复申诉之后。
在转发档案时，又出麻烦了。学校人事部门声称，我报名时并没有经过他们，他们并不知情，因此，他们不能为我转发档案。
此时，我又请公木先生出面帮忙。公木先生写信嘱我的系主任尽力做各方面的说服工作，请各方面“高抬贵手”、“成人之美”、“玉成此事”，放我去东北师大继续读书。结果，我读研究生的愿望，就这样彻底实现了。
可以说，没有公木先生的帮助，这一切都不可能，“大学教师”之于我，就只能是一个凄凉、苦涩、酸辛的梦。
在政治理念上，公木先生与我们有很大分歧。但是，他爱护学生，提掖后学，总是令我们十分感念他、尊敬他。记得当年我们系的同学传发武汉大学中文系学生社团办的《这一代》，自己也办了一份社团刊物《红叶》，被有关方面明令禁止，并遭严肃查处。
这时候，公木先生站出来保护我们，为我们遮风挡雨，尽管他并不完全赞同我们的观点。对徐敬亚、王小妮、吕贵品、晓波等六君子办的《赤子心》，公木先生也是倍加呵护，记得他曾高度评价徐敬亚的《葛洲坝抒情》，认为与郭沫若的《女神》相比，不仅毫不逊色，甚至大有超越。
如今想来，这些陈年往事，还是让我们心里很暖和。为师的公木先生，是名副其实的仁者啊！
同时，它还说明：政见的分歧，并非是不可跨跃的鸿沟，并非必然导致人与人之间怒目相视、情同水火，甚至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富有真善美的精神人格，才是人的立身之本，有了它，人与人的关系就可以超越不同政见的冲突，达成“和而不同”的和谐，谱就一首首“君子之歌”。
顺便说一件很有意味的事：据知情人说，公木先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创作的歌词中有一句：“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硬是被改成了“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对此，公木先生一直不满意，认为还是“自由的旗帜高高飘扬”好。
公木，张松如，一位如松的尊者与师者！他离世多年了，作为一个在人生的紧要处受他荫庇、恩惠的学生，我终生记念他，感激他。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与我的猫在书房。猫的名字是豆豆，今年20岁了。（图片来自作者）
④ 他是上帝伸给我的一双手
良师和恩师，常常是上帝伸给身处逆境和困乏中的莘莘学子的一双拯救的手。
对于我，李景隆先生就是这样一双手。
李景隆先生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教授。1983年，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只招一名。
在吉林大学公木（张松如）先生和通化师范学院张暹明老师的帮助下，到校任教还不满一年的我，得以参加那年的研究生考试。我慕名报考了李景隆先生的研究生。
我的考试成绩很不想理：专业课成绩还可以，日语才考了40多分（那年，日语考试成绩普遍低，40分算及格），总分自然不会高。然而，我师妹却考得很好，名列第一：日语考了80来分（得益于日语好，她如今是日本一所大学的语言学教授），总分高出我30多分。按常规，我师妹录取无疑，而我只能名落孙山。
谁知，先生很想录取我，而打算将我师妹转给另一位专业相近的老师。
可是，聪慧、自尊、倔强的师妹坚决不同意。她执意要做先生的弟子，明确申明：先生如果不录取她，必须要给她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否则，她绝不答应。
为此，宽宏而睿智的富有原则性和同情心的先生，决定扩大招生，招两名，将我和师妹一并录取。
我至今还珍藏着当年先生拍给我的电报：“通化师院中文系王东成 研究生初选合格 立即来长复试 李景隆。”当时接到这封电报，我兴奋地跳了起来。
复试是等额复试，我的复试又很成功，所写的文章获得包括吴伯威教授在内的许多老师的好评。因此，我以为读研究生的事情已经如愿以偿、万无一失了。
然而，真的是好事多磨，一山才过一山拦。还是因为“群众组织头头”问题，东北师大招生办和中文系的领导不同意录取我。
这下子先生急了。他明确要求校方必须派人搞外调，查清问题，得出结论，否则，他绝不答应。
校方接受了先生的要求，派人搞了近两个月的外调，最后开会讨论，决定录取我。
在其他考生接到录取通知书的两个多月后，我终于收到了我的录取通知。其实，我并未收到纸质的录取通知书，我收到的是先生的电话通知。
近乎心力交瘁的我，就这样成了先生众多研究生中的“开门弟子”和“大师兄”。没有先生这双手，我不知在人生的幽谷中还会徘徊和跋涉多久。
先生出身于名门望族。但他从不向我们提起。也许曾积极参加爱国进步学生运动的他，认为这并非是荣耀而是耻辱。据说，他的祖父曾任伪满国首席法官，他的岳父曾任伪满洲国国防大臣，此前也曾任中华民国的上海警备司令。
先生颇赋学识与才华。1949年前后，他曾在北京大学、东北大学读过八、九年书，打下了坚实的学问根基。他原本从事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不到三十岁，就与李树谦先生合著，正式出版了全国第二部《文学概论》（第一部似乎是蒋孔阳先生著）。他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名师，凭靠其人品、学识、教学等，赢得了师生的爱戴与崇敬。
我的家兄和他的一些同学都是先生的嫡传弟子和拥趸，我就是通过他们的讲诉才对先生慕名已久的。
先生的人生极为坎坷。1957年，作为东北师大中文系教授、吉林省作家协会主席蒋锡金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得意弟子的他，似乎命中注定地当上了右派。之后，历次政治运动他都遭受蹂躏，也被迫不再从事他所钟爱的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
在文化大革命中，先生连当“五七战士”的资格都没有，直接被赶到乡下当挣工分的农民。据说有一次去草原打草，先生遭遇了狼群包围，是牧民老乡闻讯赶来救了他。当着乡亲们的面，一世耿介的先生哭了，放声地哭了！
这里，我必须顺便说一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最严重、受蹂躏时间最长的，并不是“党内走资派”，而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普通老百姓。李景隆先生，就是一个例证。
2018年2月2日傍晚，收到一位朋友转来的一篇短文。这篇短文是他的一位大学同学写的，记述的是李景隆先生的两则轶事。读来，让我夜不能寐，不就此说几句话则完全无法入睡。
这篇短文是这样写的：
李木匠轶事二则
李景隆老师也下放到通榆。不过他住的那屯子的和临屯儿的老乡，没有叫他老师的，都尊他为“李木匠”。
李老师在插队前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再次被戴上右派帽子。伟人生日那天，被遣送到通榆县插队，监督劳动改造，还断了他的工资。李老师上有七十余岁老母，下有刚开蒙幼子，妻子体弱多病，何以为生？
李老师没有被难住。他见当地缺少木匠，就置办了锯凿斧刨，墨斗拐尺，又自制了些木工家什，干起了木匠。
没多久，李老师开榫凿卯，上梁稳檩子全都拿得下，而且大学文学理论教师的审美品位，更是在器物外观设计和工艺精细程度上凸显出来，令当地木匠折服。
从此，李老师成了一方颇有名气的木匠，生计不愁，还总断不了酒喝。一次在老乡家喝高了，黑灯瞎火地把自行车骑到了沟里，自己摸回屯子，抠破了窗户纸，叫醒了儿子给他去找车子。
用十二齿的大背耙搂柴禾，是通榆的特点。
这种耙用0.5毫米（似乎应该是0.5厘米——引者）左右的12根钢条做耙齿，再装上个两米多长的耙杆，耙杆靠耙齿的位置钉颗钉，用来挂盛草用的耙帘子，耙杆另端近梢处也有颗钉，用来固定"耙背子”。
搂柴禾时，把“耙背子"卡在肩上，用力拉着大耙走，草就会蓄满耙齿，这时要停下来，将柴草抖落在耙帘子里，然后接着搂，直到装满了耙帘子。
一耙帘子柴草，可以做一顿饭。身体健壮的劳力，在草厚的坨子、甸子上，一天能搂80到100帘子。不过，那得如神行太保戴宗，疾走如飞才行。拉耙搂一天柴禾，算起距离来，几十里路是平常事。老乡把拉耙搂柴禾，叫拉“独杆套"，是当地农活儿中最累的一种。
那年冬天，李老师随几个老乡去离家几十里外的地方搂柴禾，那儿地广人稀柴草厚。天渐晚，李老师过于贪活儿，想再多搂几帘子，不想昏暗中迷了方向(当地叫迷坨子)。
天全黑了，四周无屯子，无光亮。为了不冻死在坨子上，不给狼当嚼咕，李老师选定了一个方向，拉着背耙，穿坨子，越甸子，整整走了一夜。天亮后，他看到前面有屯子，便进屯子问路，不想竟然没人能听懂他的话。后来找了个会汉语的老乡来，才算问明白了：李老师所到的屯子，距搂柴禾的地儿，有百十里路，这一夜赶脚竟走到了内蒙地界，难怪老乡听不懂李老师的话。
后来，屯里的老乡帮着李老师多方联系，辗转了三四天，李老师才回到二百多里外自己住的屯子一一新华公社蔡窖儿。
每每想起多灾多难的先生，我的心里便会蓄满泪水。如今看到这样的文字，我竟然在妻子面前放声地哭了！“文化大革命啊，你给了我们中国人怎样的日子？”
正如一位旅居日本的朋友给我的微信所说：“记忆，是争取自由和尊严的手段。”真实的记忆，是一种救赎。剥夺、践踏真实的记忆，就是剥夺、践踏人的自由和尊严。
就真实的记忆而言，文化大革命绝不是什么“艰辛探索”，而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邪恶、最荒谬、最荒唐的苦难和岁月。
为文化大革命辩护，掩盖和淡化它的罪恶，是对中国历史的亵渎，是对中国人民的污辱，是对中国人理性、良知和智商的公然挑战。
彻底否定文化大命，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根据之一；没有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政权的合法性。《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尽管不尽如人意（因为基于当时的各种原因，它还没有做到彻底、完全的实事求是），但是，它毕竟申明要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从而为改革开放创造了时代氛围和逻辑起点。现在看来，为保卫改革开放，为中国不倒退到改革开放之前的荒唐岁月，坚持和捍卫这个“决议”，是时下中国人必须勉力为之的当务之急。
是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检验中华民族的素质和中国人的国家品格的试金石！
我自己，就曾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利用、之后被一脚踢开的“替罪羊”。用真实的记忆书写文化大革命，给后人留下关于文化大革命的真实的民间记忆，是我的救赎和责任。
为了获得自由和尊严，中国人，理应在神圣的大光照耀下，把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做为自己新生的一个起点。
不再继续沦陷于苦难，不再继续蒙受奇耻大辱。中国人，我们能做到吗？问问我们的理性、良知和勇气！
作者手书。（图片来自作者）
文革后，先生的日子似乎一天比一天地景气兴隆了起来。然而，不幸的是，在为先生平反的会议现场，师母因过度兴奋，当场患脑溢血送医院抢救，之后，多年卧床不起。先生在承担沉重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一肩挑起了照料师母的重担。
在先生无微不致的悉心照料下，卧床多年的师母竟然奇迹般地站立了起来，乃至像正常人一样地生活。读研期间，我们每次去先生家，几乎都是师母开门，慈祥地笑着把我们引进先生的书房兼客厅。
可是，好日子没过多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师母撒手人寰，把年事日高、身心交瘁的先生一个人留在了纷纭的人世。1999年9月19日，长期自感胸腹部不适的先生，经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后经多方治疗无效，一年多之后，悄然离开人世。
冰天雪地中，我与先生告别。看着即将全部捐献给东北师大图书馆的满满几个屋子的藏书。看着写字台上放着的刚刚出版不久的我的著作，看着我非常熟悉的即将空无一人的房间，看着墙上挂着的先生慈祥的遗像，我失声痛哭！
一幕幕往事映在眼前，人生与命运、价值与意义、个人与时代、瞬间与永恒、人打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等等重大命题，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的巨浪：
先生很儒雅，总是衣帽整洁、彬彬有礼。
每次路上遇见学生，不管熟悉的还是不熟悉的，他都是右手一抬，主动热情问候：“你好！”。
每次医生、护士巡诊、打针、送药之后，他都抬起手，诚恳致意：“谢谢！”。
1985年底，我去深圳参加学术研讨会，先生送给我100元钱，要我给自己买套西装。
冬天，我常戴一顶大耳棉帽，一次先生对我说：“再戴这样的帽子，就不要来我家了。戴这样的帽子，仿佛是威虎山下来的人。”
先生曾嘱咐我说：“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文化人，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忘记自己是穿长衫的人。”
然而，先生一点不酸气和做作，一点也不附庸风雅。
他曾是七级木工，会打一手漂亮的家具，家里的书柜、写字台等都是自己亲手做的。
在乡下时，他曾给农民设计房子，带领他们盖房子。他会烧饭烧菜，而且还不无得意地宣称会做地道的“法国大餐”。
那时，几乎每个周六晚上，他都招呼我们去他家里共进“学术晚餐”、“人生盛宴”，吃他亲手烧制的饭菜。那饭菜真是好吃，至今想来，我还不免垂涎欲滴；那海阔天空的“学术晚餐”，是先生带研究生的独特方式之一，我们从中获得了多少精神文化滋养啊。
先生家里时常住有粗手大脚的乡下进城看病、办事的农民，他们大都是他文革下乡当农民时结识的老乡。
先生是清洁、正大的。
他从来不愿意麻烦、累及别人。
他得病的消息对我们保密了相当一段时间。在我们得知他的病情之后，他也是一再叮嘱我们不要去医院看他。记得他曾幽默、豁达地说：“还没到倒计时嘛！”，“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中国人的平均寿命，该什么时候走，一个人走就是了，你们尽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先生是不准我们为他做“私事”的，是不准我们给他送礼的。
读研期间，他从未让我们给他个人做任何事情，哪怕是学术研究和教学方面的事情（例如，给读者写回信、给学生批改作业等等）。我们都不敢给先生送什么家乡的“土特产”，这倒不是害怕被他批评或拒之门外，而是害怕他以数倍于“土特产”价值的礼物来“还礼”。
然而，先生又是特别乐于助人的。他身边总是围着一些有“问题”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什么发表文章、出版著作、评定职称、毕业分配、找工作，甚至家庭纠纷、谈恋爱等等，他都尽力帮忙解决，至少是提供意见，热情鼓励。
读研究生的最后一个学期，妻子带女儿来学校与我同住了一段时间，为了不影响我女儿读书（小学一年级），先生亲自出面为我女儿联系插班借读的学校。先生和师母还送给我女儿一套漂亮的衣服和一个漂亮的橘黄色书包，并且要亲眼看到孩子高高兴兴地穿在身上和背在肩上。
那情景，至今说起来，早已经成年的女儿还是兴致勃勃。
先生每次来京，几乎都给我们“送礼”，这真是“乾坤倒转”，真是“要想好，老敬小”。
先生有教养，富绅士气。他待人平易、平等、真诚、热情。他乐于鼓励人、称赞人，顾及别人的感受和自尊心。他总和我们说不要吝啬对别人的赞扬，发现别人的长处和优点，真诚地给予肯定和赞扬，是一种德性和教养。
先生是率真、有趣的人。面对我的醉态和酒醒之后的自责，先生总是爽朗地笑着说：“哪有那么多讲究？哪有那么多面子？人不醉几回，怎么知道什么叫人生？”并且不无羞涩地告诉我，他年轻时喝酒也曾醉过，醉得连自行车、手表丢了都不知道。
研究生报到时，先生曾问我会不会喝酒，我回答说：喝过，还醉过；又问我会不会写诗，我回答说：写过，不知那叫不叫诗。
没想到先生接着说：“不会喝酒，不会写诗，就不要读我的研究生了，中国文学，除了诗酒，还有什么？”
我当时听了，为之一震：精辟啊！
先生评价我是“永远的热血青年”。三十一年前的那个春天，他很为我担心、焦虑，曾辗转打电话给我：“你听着，我只跟你说两句话，第一句话：不死就好；第二句话：人民万岁。”
多么意味深长啊。听着先生的话，泪水在心里流，在眼眶里打转转……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读研时，先生发现我并不专心笃情于他的“作文法”、“写作学”，而是“移情别恋”于“文艺学”和美学，但是他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感到学术尊严受到了伤害，而是为我又增加了一套教学方案：去我的母校吉林大学中文系听薛纯华教授的康德、黑格尔美学等课程。
如今，有几个硕士、博士研究生导师能这样做？
我是伤过先生的心的。毕业时，先生非常希望我留在东北师大中文系，留在他身边。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学者孙中田教授和中文系系主任也都曾分别找我谈话，劝我留校留系。
记得孙中田先生曾以“北京夏天太热，有两个月几乎无法读书、写作”为理由，劝我留在东北师大，令我印象深刻。先生也多次说，留东北师大不仅有利于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而且有利于孩子的教育，孩子可以读东北师大附小和附中这样的好学校。
我当时执意不肯，总觉得东北师大“左、土、窄”，不利于我施展“拳脚”（依然是轻狂与不更事）。对此，先生曾不无伤心地喟叹着说了一句像荆棘一样的话：“你是把我当跳板了。”
然而，这之后，先生还是积极帮我联系北京的大学，帮我，并最终同意我来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如今想来，我真不知说什么好。人啊，你到底要什么？什么是你最该求索和守望的价值？这些问题，一点也不奢侈和虚妄、虚无，因为，谁也绕不过去它，谁都必须回答。
先生在世时，我每年都能收到他寄来的贺卡。那精心选择的贺卡，那贺卡上认真书写的勉励与祝福，叫我为之动容，叫我倍感温暖。
他走后，我再也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如今，寒风中，我的心在回望着那条长长的来路，在眺望着遥远天边那抹永不褪色的晨曦……
作者手书。（图片来自作者）
《圣经》中的《雅歌》如此唱道：
“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
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过去了。
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
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
这是多么美好的愿景和异象！“人是被光照的微尘”，是谁释放被囚的？是谁开了瞎子的眼睛？是谁扶起被压下的人？这实在是人生的第一等大问题。
世间最美好、最宝贵的，都是无价、无偿、免费的。良师、恩师之情，就是这种无价、无偿、免费的美好与宝贵。幸遇良师与恩师，是人生的恩典与福气。
我愿自己不要辜负这样的恩典与福气，让它成为我心中的一盏灯，引导成长为“光明之子”，带光行走长长的、长长的人生路。
作者板书。2008年6月，作者给一届学生上最后一堂课，下课前写在黑板上，被学生拍下来了。（图片来自作者）
【作者简介】王东成，1949年出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2012年退休）。基督徒。一介读书人，常怀天地心。躬身归乡野，挥手弄风云。戴笠向雨雪，立命为生民。惟愿化草木，草木早知春。
（本文编辑：呼斯楞豫锟；审校：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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