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 (32) || 舌尖上的记忆（下）
1976年，作者任襄汾县委书记期间，于中陈大队考察。（图片由作者提供）
只要人民有了自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舌尖上的记忆（下）
李辅 | 文
13、下乡吃派饭
一九五八年的大折腾引起一九六O年大饥荒，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也引起了党内反对的声音。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大讲阶级斗争，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既转移目标又压制了反对的声音。
一九六三年五月，中央决定在农村搞“四清”运动，党校学生全部到祁县下乡搞农村“四清”试点工作，我在东观公社工作团办公室工作。
公社的食堂刚刚被撤销，我们都是分配在各个生产队吃派饭。说起这件事，还有一段故事。
晋中地委党校有两位老师张子仪、李荣槐，就东观公社食堂写了个调查报告，中央华北区批转到各省。报告列举了公社机关食堂的许多坏处，诸如，脱离群众、搞特殊化、多吃多占等，此后，各公社都撤销了食堂。
公社没有食堂，有许多困难，比如公社干部开会回到机关到哪里吃饭？总不能都去派饭吧！临时派，老百姓也不欢迎。所以，公社没食堂又到供销社去搭伙了。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华北局做出这个决定，不从实际出发，只是从字面上看“革命意义”。
我作为工作队员，就在队里吃派饭。有三家记得十分清楚。一是公社对门的胖大嫂，豪放、直率、开朗，对我十分友好；二是后脑勺突出的一位大嫂，做溜尖做得好，是我第一次在她家吃溜尖；三是做小买卖的那家，老夫少妻，有九个孩子，到他们家吃饭特别热闹。
吃派饭是“三同”之一，叫同吃、同住、同劳动。这是工作队员下乡必须遵守的“铁规”。
吃百家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好、有赖，有净、有脏，要求带着“阶级感情吃”。在工作团办公室工作，经常要到各个村了解情况，去哪个村就在哪个村吃派饭。
有一次，我去东六支村下乡，被派到一个天主教徒家里吃饭。这一家很穷，房子破旧，家里一盘大炕，除去几个大缸，没什么家具。灶火在靠炕的中间，炕上放了和好的一块面，面上爬满了苍蝇，做饭的婆姨两手粗黑，坐在板凳上往灶火里塞柴，火烟从火口向外边窜，水开后水汽升腾，和柴烟搅在一起，满屋子乌烟瘴气。
女主人烧柴以后，马上两手抓面，苍蝇轰地一下全飞了起来，女主人用擦板擦圪斗，擦完后，将已切好的菠菜倒入锅内，锅翻滚起来以后，用漏勺给我捞了一大碗擦圪斗，炕上有盐钵子，醋壶子，抓一把盐，倒一股子醋，调起来就可以吃了。
看那满屋子乱飞的苍蝇和爬在面上的情景，又看看碗中被苍蝇爬过的圪斗，真是难以下咽。
14、省委书记抓油条
一九六二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形势开始好转。毛主席问陈云形势几年可以好转，陈云说十年。
毛主席在北京听到的都是悲观的估计。到河南问起纪登奎，纪登奎说，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政策不对，只要变过来，两三年时间，形势就会好转。
后来证明纪登奎说得有道理。
当时山西省委不仅抓农村落实政策，发展生产，而且大抓城市供应。一九六0年以后，太原市街面的早点没有卖油条的，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发现后就大抓油条，把早点油条作为形势好转的一个标志。
果然见效，没用多久，太原市四处出现了卖油条的摊点。
一九六四年七月，我从党校毕业分配到省委政治研究室工作，不久下乡。
一九六五年五月，我从洪洞县山西省社教指挥部迁回省委机关大院。省委大门对面的北师街口，有一家油条店，一根油条七分钱，早上两根油条，一碗豆浆，用不了二角钱。省委大灶办得也不错，尽管供应粮只有二十八斤，但副食不错，一个过油肉二角五分，红烧肉三角，红烧带鱼三角，肉烩菜一角五，素菜七分，可以说物美价廉。
机关食堂饭菜的变化，反映了全国农村形势的好转，城市市场供应变好。
15、“土八路”吃西餐出了洋相
一九六四年冬，中央部署全国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我也调到省四清办工作。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日，省委把全省“四清”工作团的领导和骨干集中到省城开会，贯彻“二十三条”。这个“二十三条”，批了“桃园经验”，否定了第二个“十条”对农村形势的估计，矛头已指向刘少奇。第一次提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左”的理论又一次升级。
会议正赶上一九六五年春节，过年不让参会人员回家，大大小小的头头都不满意，有情绪。会议千方百计要搞好伙食，讨人欢喜。
征求大家意见，春节早上吃什么？好多“土八路”都没吃过西餐，纷纷要求吃西餐，大会照办。
大年初一早上端上西餐时，“土八路”都叫喊吃不惯。特别是那款煎鸡蛋，蛋黄还是稀稀的，都叫喊“生”的，要求重煎。其实西餐就是那个做法。
我也是有生第一次吃西餐，看到整个饭厅混乱的场面，心里好笑，“土八路”想“洋”一回，结果洋相出尽。
16、高级干部的伙食
一九六五年五月，华北局在晋祠宾馆召开各省书记读书会。省里同时召集各地、市委书记开会。我到会上服务。
那时饥荒己经过去，市场供应好转。地、市委书记们在晋祠南楼吃饭，一天一元钱的伙食费。吃了几天，猪、牛、羊肉已经吃腻了，改为鸡、鱼、鸭。主食不想吃包子、饺子了，最想吃的是绿豆面压饸饹，浇葱花香油汤。
晋祠宾馆每栋楼房都自设厨房，能够单独开伙。李雪峰住在一号楼，据说每天五元伙食费，吃的是山珍海味、鱿鱼海参。
高干生活特殊，而且开始奢侈。
17、简单的婚礼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三十日，我和慧英举行婚礼。
婚礼结束后，回到洞房，平静下来以后，饥肠辘辘，想起由于忙乱，晚饭都没有吃好，肚子饿了，只有一个剩窝头充饥。
我们的婚礼算是大方的，花了九十多元买水果、糖块和小食品，在当时那可是一个不小的数字，相当于两个人一个月的工资。
结婚完全是自力更生，没有花我爹妈一分钱。隔一天，是新年，放假，我俩回到岳母家里，包了一顿饺子，又算回门，又算过节，又算婚庆，就这样把我们终身大事办了。
18、中办学习班肥得流油
一九六八年，由于文革，物资奇缺。太原市民每月每人三两油、半斤肉，二十八斤供应粮只有八斤白面，其他都是粗粮。白面只是在节日吃一点。
粗粮，孩子们不好好吃，就制作包皮面。一点白面包一大块玉米面或高粱面，白面薄如蝉翼，包在里面的颜色看得一淸二楚，可谓绝技。
一九六八年三月，中央把山西三百名省级机关干部集中到北京空军二高专，办学习班，我从太原来到北京。
领导介绍说，伙食费每天一元，按会议标准，是请示毛主席以后确定的。每天午、晚饭大鱼、大肉，正餐八菜一汤，四荤四素。每星期吃一次猪肉包子。蒸包子的锅里漂着厚厚的一层油。住了不到一个月，脸色由黑变白，许多人胖得原来的裤子都不能穿了。
当时物价低廉，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低下，每天一元是相当高的伙食标准。开始我们都像饿狼一样，食堂给吃的是大块肥肉。吃了不到半个月，人们吃不动了，嫌猪肉腻了，食堂就给吃鸡、鱼、鸭、蛋，不断地改变菜谱，调剂花样。
十月份，学习班搬到石家庄。河北省农业人口较多，和城市人口的比例是14比1，而山西是9比1，因此河北的农副产品比山西便宜。按北京学习班的伙食标准，在石家庄办伙食的人不知该吃什么！吃烧鸡人均半只，可以买空全市的烧鸡店。因此，学习班各大队吃烧鸡必须轮流，不能同日吃鸡，否则会引起市民不满。烧鸡不能多吃，鱼、鸭、虾又供应不上，每月伙食结余太多，后来学习班的伙食降到八角，也很难吃完，吃的最多的就是猪肉炖粉条。
猪肉炖粉条本来是个好菜，可是天天吃，有的人说，一看见粉条，就想起蛔虫，难以下咽。许多人都发生“过敏”，这些现在看似趣闻，却是那时我们在学习班的真实生活。
过去不了解河北农村，帮助夏收到农民院里一看，一进大门，对面就是厕所兼猪圈，猪就在厕所的粪坑里喂养。厕所斜坡黄色的屎一条一条，有的爬在坡上，有的滚落到坑内，滚落到坑内的被猪很快吃掉了。看到此情此景，才知道石家庄养的是粪猪。
19、灾区的恐怖
一九七二年冬，我是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副主任，到灾区调查，早上从阳方口乘车出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颠簸，下午终于到了保德。
保德县旧城很小，主街道中间有一条沟，弯弯曲曲，沟两边是街道，街道边盖了些高高低低破旧的平房。街上的行人不多，冷冷清清。但是，满脸乌黑、蓬头垢面的乞丐占的比例不小。
看到这番残败的情景，想起“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苦菜”的民谣，确认保德县是一个贫穷的地方。
当地还流传着一个民谣：“刘代文，好书记，要粮要款要救济。”保德是老区，又是特贫区，五十年代后基本是靠救济过日子的地方。
第二天，我和李梦陵去目的地调查。行宫岩不通汽车，靠两条腿爬山过沟。西北黄土高坡，过去说鸡爪田，还不具体，这次步行目睹山峁峁、沟坡坡，小土原由于多年水土流失，从顶垣到沟底，冲刷成一道道沟壑，远远看去真像踏在土丘上的鸡爪。
经过攀爬，下午三、四点到了行宫岩。那天，正好是周六，我找到支部书记，支部书记告我们，周六学校的老师回家了，你们就住学校吧！派饭，派不出去，老百姓没吃的。只有从队里库房拿点米面让老乡给你们做饭了。
到了夜晚，整个村子死一样的寂静。到了半夜，老乡们说就有死鬼勾魂，一个屈死鬼，找一个替死鬼，村里天天有上吊自杀的，全村上吊自杀的已有三十四人。有点办法的能走能动的许多人已跑到口外。一个中等八百多口人的村庄，跑到内蒙的过半。
人少了，村子更冷清。死人死得恐怖，阴云笼罩全村。没吃没喝，又冷又冻，只有绝望袭心，那些死者就是在这种境况下寻了短见，作了冤魂。
原来说行宫岩闹鬼，根本不是。那时，我年轻力壮，又是一个无神论者，不信鬼，也不怕鬼。晚上我和李梦陵到村子里串了串，到了深夜又专门听了听到底有没有鬼哭？听到的是西北风呼号，吹的那些破旧窗户吱吱作响，邪声怪气。心里发虚的人，听成狼嚎鬼哭。有的人不是饿死的，是吓死的。
晋西北风多沙大，土地贫瘠。土改前后，百姓靠精耕细作，糠菜半年粮，勉强度日。遇上灾年，就往口外逃。据说保德县有一半人口在内蒙。
合作化后，农民的积极性受到挫伤，生产每况愈下，连年不得温饱。由于保德是老区，国家照顾优待，许多干部、群众又产生了依赖思想。他们说，毛主席不让饿死人，每年一到冬天，就盼着送救济粮的车进村。就这样一年又一年，一年更比一年穷。一旦某年大雪较早封山，就会出现断粮、死人的惨象。
20、难忘高粱“钢丝面”
一九七三年十二月，我到襄汾担任县委书记。
襄汾是由襄陵县和汾城（古称太平）县合并而成的。晋南流传民谣称：金襄陵、银太平，数了曲沃数翼城。
金襄陵，水利条件好，人口密度大，人均地少，盛产小麦、玉米，老百姓合作化前还吃玉米窝头。金，是由黄色的玉米得名。银太平，土地广阔，人口较少，盛产小麦，老百姓过去日常吃的都是白面馍。回茬玉米是牲畜的饲料。统购统销以后，有些群众大缸装满玉米，叫喊没粮吃，不把玉米当作人的食粮。百姓只吃白面，吃出一个银太平。
襄汾县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学大寨时，为了高产，压缩麦田，大面积推广高粱，群众对种高粱没有积极性，加上天旱，连年减产，一个产粮大县，竟然还得吃返销粮。许多社员缺粮吃，甚至连高粱也吃不上，不得不全家上阵，拉上小平车到乡宁山上拉煤，在城里卖了煤，换上一、二斗红高粱。
当时，老百姓吃的最多的是用高粱面压的“钢丝面”，从小吃白面长大的人每天吃“钢丝面”消化不了，大便不下。
我下乡，队干部派饭时照顾我，把我派到队里饲养员家里，认为饲养员能尅扣牲畜饲料，家里有粮吃。一次派到饲养员家里吃饭，全家人都吃“钢丝面”，却给我煮挂面，他们担心我吃“钢丝面”受不了，要把儿媳妇坐月子剩下的一点挂面煮给我吃。我说，多年在晋中、太原生活，也常吃高粱面，他们才同意我一起吃“钢丝面”。
1975年，作者与襄汾县委副书记席得喜合影。
21、襄汾的生活比太原好
襄汾县委机关有一个大食堂，我和大家一块排队买饭，找个地方蹲下来，一边吃饭，一边聊天，很隨便、亲切。
由于襄汾盛产小麦，机关食堂很少吃粗粮。那时，襄汾平时就可以买到豆芽、豆腐。记得春节我就买了豆芽、豆腐回太原过年。太原油少，我还通过食品公司买了二斤猪板油。
太原供应细粮少，只有节假日或待客才能吃上纯白面，平时中午每天都是包皮面。一九七二年省委组织部刘志英不知从哪里买到一百斤小麦，拿到坞城村加工成面粉，给我分了一半，过年算是多了些细粮。自从我到了襄汾工作，能从襄汾买点白面，趁开会之机带回太原，从此，家里才吃细粮多了。
上世纪七十年代，人们的生活还是艰苦的，供应粮不够吃，仍然过着紧巴巴的生活。
22、京西宾馆的美食
一九七六年十月粉碎“四人帮”，华国锋当了党中央主席，年底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山西代表团沾了华主席的光，安排在京西宾馆。
京西宾馆的饭菜十分精美，全国各地的名吃，尽可品尝。在这里第一次吃四川的浇肉汁锅巴，热烫的锅巴浇肉汤的那一瞬间，“喳啦”一声脆响，随声飘來的米、肉的香气，真令人陶醉。京西宾馆的厨师能把猪皮加工成“鱼肚”，使人真假难辨，当成珍品。
最让人难忘的是夜宵。白天三餐，伙食标准是一元。夜宵是伍角的标准。各种小吃、甜点，花样繁多，什么绿豆羹、黑米羹、各种水果羹，还有当时地方上根本见不到的酸奶，都可一饱口福。本来夜间并不加班，每天晚上看完文艺表演，专门不睡，就等着吃这顿夜宵。
23、北薛靳厕所对我的触动
一九八一年，我调到平遥担任县委书记。
一九八二年秋，到平遥县香乐公社北薛靳村下乡，进了一个农民院，我想方便一下，就上了院里的厕所。
当地农民使用的是旱厕所，一个七、八平方米的深坑。到那里解手，一看粪坑内，所有的粪便全是红色。农民日常口粮全都是红高粱，拉不出黄色的粪便。
目睹这一现状，刺激了我，想想农民天天吃高粱，生活该有多苦啊!
一九八一年平遥全县小麦产量只有一千八百万斤，在讨论征购任务时，焦头烂额，完不成任务。机关干部对前任县委书记因有胃病多吃一点细粮满肚意见。
县委机关食堂每天中午是榆皮面和玉米面或高粱面擦圪斗。我当时想，国家需要小麦，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想多供应点白面，农民改善生活也应该多吃白面，为什么非要种高粱不可，小麦难道不可以高产吗？
要说服基层干部和群众，必须拿出有说服力的事实。一九八二年麦收后，我到杜家庄公社调查，公社书记梁锡华告我，他们公社逐年扩大小麦面积，小麦连年增产，亩产超过了高粱。高粱由于“三黑病”的困扰，是减产的趋势。高粱高产是表面现象。后来调查全县高粱亩产的情况，确实比杜家庄小麦亩产低，而且差额还不小。小麦生产省工、省时、成本低，高粱费水、费肥、费工，成本高。
有了这一实例，可以说服干部和农民，一九八二年就大抓小麦生产。秋季三干会前就让农业局、科技局针对平遥小麦种植存在的问题和准备推广的技术，搞了几组对比示范田，如种籽、播种机具、磷肥，不同数量的底肥等，在三干会期间组织参会人员去现场参观，眼见为实，不用多讲，起到了示范教育作用。
平遥小麦备耕原来基本不用磷肥，一九八二年使用磷肥作底肥，一九八三年大丰收，总产由原来的二千五百万斤，猛增到七千六百万斤。在夏粮征购上，过去“鞭打快牛”，水地区负担过重，县委合理调整了小麦征购任务，夏收后只用很短时间，就完成了征购，夺得全区第一名，粮食局受到了表彰。
一九八三年小麦播种，科技局拿出了标准化实施方案，进一步强化了增产措施，一九八四年小麦总产突破了一亿斤，创造了历史。平遥人再不用为吃高粱面发愁啦！
一九八一年冬，自我主持平遥县委工作开始，任清海、郭景德、任景亮先后调离平遥。每次召开欢送座谈会，总得按照习俗摆一点花生、瓜籽、糖块等零食，买这些东西钱不多，但没地方报销。花公款，平遥很穷，实在舍不得，也觉得不合理。
我和食堂事务长常学温同志商量，老常给想了个办法：县委机关的厕所，茅粪卖给农村，有几百元的“预算外收入”，可以花卖茅粪钱。这就是当时平遥县委的小金库。每次座谈会的开销，就花卖茅粪的钱。
欢送老同志吃饭，到招待所吃，不合适。我建议凡参加欢送的同志自掏腰包，每人两元，就在机关食堂，宴请调离的同志。这也成了当时的规矩，欢送几个同志没有花过一分钱公款。
1981年，作者与初中同学，时任晋中行署办公室主任的常日儒摄于晋中榆次市。
24、第一次接待外宾
一九八二年秋，山西省医药公司邀请马来西亚商人参观平遥双林寺，并要在平遥招待所吃晚饭，要求一桌饭菜是一百元的标准。
这可难住了招待所长。那时平遥招待所一桌饭菜二、三十元，从来没上过百元标准。所长又不会弄虚作假，抬高价格。结果，把平遥招待所拿手的、好吃的、最贵的都凑齐也不到一百元。
外宾不喝酒，提出要喝矿泉水。当时不要说招待所，全平遥也买不到一瓶矿泉水，没有办法，派人跑到太原迎泽宾馆，才买回几瓶矿泉水。
25、给人民自由，什么也不会缺
一九五三年实行统购统销，夺了粮。一九五五年合作化，夺了地。一九五六年公私合营，夺了资本。政府大一统，大包大揽，搞计划经济，结果搞成短缺经济。全国人民缺衣少食，市场肃条，生活单一，苦不堪言。
我在平遥时，城内西街一家、政府街一家，叫国营食堂，只有进城农民和出差人员去解决饥饱。街面除了百货公司和供销社再没有商家。后来，鸡市口晚上有一个推车卖熏肉的老头，一盏电石灯照得四周通明，一车肉很快就售卖一空。
还有另一处风景是大礼堂一有演出，广场上总有两行卖瓜籽、花生、香烟的摊贩。人们要做买卖已开始蠢蠢欲动。当国家改革开放，给了农民种地的自由，给了人民经商、办厂的自由，短短几年取消了粮票，所有的供应票，市场上想买啥有啥，想吃啥有啥，再不会为吃穿犯愁。
只要人民有了自由，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如今的平遥是天天过年的兴旺景象。
26、可怕的吃喝风
平遥古城来客很多，差不多每天都得陪客吃饭，当时我只有几十元的工资，如果按实际价码自掏腰包，确实掏不起。如果每次白吃，我认为不应该，问心有愧。县里规定陪一次饭，自交五角钱。我每月月底到招待所结账，把应付款一次交清。
平遥特产牛肉，有许多老同志委托代买，都是按价收回肉款。那时不仅我个人廉洁，官场的风气和现在也不一样，大吃大喝的风没有形成。我接待过两位省委书记，谁也没想过喝酒。上级领导吃饭都自觉地交粮票、饭费。不够部分，县政府补贴招待所，一九八二年是二万多元，一九八三年是四万多元。
但是到了2010年，新闻披露，平遥县一年的公款招待费已经达到三千四百多万元，这太让我吃惊了！吃，竟然吃出了腐败，吃坏了社会风气！
舌尖上的记忆，记忆了社会的变迁，也记忆了舌尖上的政治。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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