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52）|| 林世钰：烟雨任平生 -- 高奶奶的行医四十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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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农民多么淳朴善良，他们知道感恩，对救过他们命的人，一代代记在心里。
高奶奶 | 口述
林世钰 | 整理
我当医生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当时毛泽东说“人多好办事”，所以鼓励大家多生孩子。作为妇产科大夫，我忙坏了。因为政府鼓励多生孩子，所以我们想尽办法治疗不孕症，努力让妇女怀孕生子。
我当时治好了不少不孕妇女，使她们当上了妈妈。其中一个叫靳智能（化名）的女人，1954年4月出生。她18岁结婚，1994年，15岁的孩子因为车祸丧生。这时她已经40岁了，月经稀缺，同时伴有更年期综合症。
之前，她生完第一胎后，又怀孕三次，但是由于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只好流产了。1999年，她找我治疗，说实话，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一是因为她年岁较大，已经45岁了，超过生育年龄；二是她做过三次人流，最后一次是在五年前，子宫可能受到损伤和感染。
我和她谈了自己的想法。她流着泪说：“到50岁如果不能再怀孕，我就与丈夫离婚，让他再娶个媳妇生个孩子。如果他不离婚，我就自杀，给他再婚的机会，以免绝后。”
我听了这话，很同情她，就试着给她治疗了三个月，失败了。
但她仍不灰心，又来找我，我又给她治了两个疗程，她居然怀孕了！
2002年她生了一个男孩。当时她已经48岁了，满面皱纹，两鬓微霜，她抱孩子出门，别人还以为是奶奶呢。
这两年，靳智能“奶奶”和其他病人知道我在美国生病、生活困难，托人从国内给我捎来钱和东西。让我很感动。当医生虽然很累，但是可以切实帮到病人，真的很开心！
除了不孕症，我还治疗了一些宫外孕病人。
1974年冬天的一天，雪下个不停。一辆汽车拉来了一个急诊病人，用担架一直抬到妇产科病房。病人脸色苍白，只说肚子痛。送她来医院的人说，病人阴道出血已经持续半个多月了，一小时前突然晕倒，她丈夫出差不在家。
我们测了一下，她血压很低，有时甚至测不到，心跳很无力。给她做了个阴道穿刺，抽出血来。我诊断确定为宫外孕，由于内出血造成失血性休克。我给她输入代血浆，马上通知手术室。病人的血压直线下降，情况十分危急！我赶紧打电话给院长，说来了个宫外孕病人，已经休克了。
院长问，她从哪里来？我说，省委二区。
他一听，不到十分钟就来到病房，马上安排人抬病人进手术室。这时病人已经神智不清了。
我既紧张，又觉得好笑：如果病人是个外地农民，外面雪下这么大，院长还会亲自跑来吗？
病人动完手术后，第八天就出院了。等她恢复后，问她家里情况，才知道她丈夫是省委领导的司机，她不是官太太，就因为住在省委家属院，才劳院长大驾光临。
也许，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我貌不惊人，衣不压众，又缠过小脚，很像一个混饭吃的医务人员，院长可能对我的技术不了解，害怕出医疗事故，所以才亲自跑过来。
有人说女人生孩子很危险，是一脚踩在鬼门关的，确实如此。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我经常遇到难产的妇女，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当地医疗条件差，孕妇缺乏孕期保健，平时没有做检查，所以生产时发现问题往往太迟了，不少孕妇因此死亡。
高奶奶给病人做检查（照片提供：高奶奶）
印象最深的是两次横位难产的产妇。
1958年春天，凌晨两点多，一个横位难产的产妇被抬进来了，她丈夫姓郑。当时胎儿从母亲阴道里伸出一只右手，已经腐烂了，臭气熏天，脐带已无搏动，证明胎儿已经死亡。只能进行碎胎手术了。手术过程中，腐烂的内脏组织顺着我的手流进桶里，在场的医务人员都恶心得想吐。
我们把产妇治疗好了，让她带走七天的药，她就回家了，从此没有音讯。
4年过去了，又是一个深夜，这个产妇又被送进来了。当时胎儿从阴道里伸出一只左手，小手已经肿胀、乌青，脐带还有搏动，说明胎儿还活着。
我们赶紧做了内倒转术，胎儿顺利分娩，体重五斤半，是个男孩，但是脸色苍白，窒息了。经过抢救，他“哇”地一声哭了。一周后，母子平安出院。
半个月后，孩子爸爸因为孩子吐奶，牵着两头小毛驴来找我了，让我跟他走一趟。我骑着小毛驴在山道上行走，看着下面的万丈深谷，心里很害怕。
到了他家里，是个破旧的窑洞，夜里有老鼠“吱吱”地打架。我检查完毕，告诉他们孩子没有病，只是奶吃多了，以后让孩子多喝点水。
次日，老郑又用小毛驴把我送回去，这一次，我对骑毛驴已经习惯了，一路上和他有说有笑。
后来，这个产妇没有再生育，我和他们也失去联系。我没想到，他们一家一直在偷偷关注我的生活。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被打成“牛鬼蛇神”，1968年夏天，被造反派批斗。老郑带着孩子来到我所在的医院，告诉造反派：“我看高大夫是个好人，她特别同情农村贫穷的病人，救活了很多人。你看，她救活了我的孩子！”
造反派恼了，说他为“牛鬼蛇神”翻案，罚他们在太阳底下晒了一天，不让他们喝水，也不让他们吃东西。我看到这种情况很难过，但也没办法。天黑了，老郑领着孩子悄悄逃回家了。
1990年7月，我退休了。不知道老郑怎么知道这个事情，他以为退休是下岗，怕我无法生活，就领着儿子提着一篮子柿子到郑州到处找我。
两天后找到我，他诚恳地说：“现在我们家生活好了，从山上的窑洞搬到了山下的平房，还买了一台带拖斗的拖拉机，农活闲时可以外出运煤挣钱。您到我们那里住，我给您养老。不是您老人家，我早就断子绝孙了。”
那时小郑已经长成一个健壮的汉子，而且娶妻生子了，我看了很欣慰。我给他们解释自己只是退休，还有收入。他们这才放心离去。
2008年夏天，高考招生完毕。当时老郑夫妇已经过世了，小郑领着大女儿到我家，说：“这孩子考到了河北医学院，她毕业后想到农村去当一名妇产科医生，帮助别人。她爷爷奶奶经常和她提起，要不是您老人家当时把我救活，哪有他们这帮孩子！”那时，他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
你看，当时的农民多么淳朴善良，他们知道感恩，对救过他们命的人，一代代记在心里。
这也反映了当时的医患关系多么好，不像现在，一些医生不是以治病救人为天职，而是以捞取好处为目的，动手术收患者红包。那个时代搞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文化大革命”，人心都变坏了。中国医院目前医患关系很紧张，经常发生患者家属不满意医院服务、伤害医生的事情。
【林世钰：从1954年到1974年，高奶奶在河南省第二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了20年，其中8年正值“文革”期间，她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日夜挨批斗。所幸的是，1974年4月，“文革”结束的前两年，她重返医生岗位，被调进河南省中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后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工作。】
我当时接管了23张病床，与之前的医院相比，不算多，技术上也不是问题。但是，这里住院的“病人”比较奇怪，我逐个查了一遍，发现她们没有什么病症，在我看来都没必要住院，却不知道为什么住进来了。而且她们生活很随意，比如晚上可以回家住宿、会客，探视也没有规定时间，人来人往，像自由市场一样。“病人”还让医生开指定的“药”，多半是营养药物，日用品和化妆品。整个病房简直是个疗养院！
我恼了，这不是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吗？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不是伺候特权者。况且，我马上要给大学生上课，病房里住着这些特殊的“病人”，怎么让学生实习呢？简直是误人子弟！这些“病人”全是无病呻吟，她们用的药物根本不属于公费医疗报销的范畴。
高奶奶工作过16年的医院，如今依然人来人往。（赵国勤摄于2018年10月）
我直接要求她们出院，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有人认为按照“中医政策”，就应该接收这种“病人”。但我不管，我与郑州市各大医院联系，找真正的妇产科病人来我们医院，这样学生们可以学到真正的知识。
当时还有件特别奇怪的事情——妇产科病房还住进了一位男病人，让人感到很尴尬！他患的是脑血栓，已经是半植物人了。他本来是内科疾病，为何住到妇产科病房来了？原来他是一个地委书记，他老婆认为妇产病区干净，出入自由，所以就找人把丈夫安排进了妇产科病房，在这里住了很多年。我发现，他用的“药”是他老婆指定的，花露水，痱子粉，雪花膏和人参等都开，可谓是“一人开药，全家使用”，花的全是公家的钱。
他老婆盛气凌人，对医生护士说话全是指责的口吻。如果不顺她的意，就跑到院领导那里告状，说医护人员对老干部不负责任。她也告了我很多回状，我不跟她计较，但一直坚持让她丈夫转到内科病房。
当时我收了一些来自农村的妇女，多是自费病人。有时吃饭都困难，我就自己拿钱给她们买饭票。那个女人就到处制造舆论，说我收了一些又脏又臭的农村女病人，影响病区卫生，而且她们说话嗓门大，影响其他病人休息。还说我的模样不像大夫，像一般市民妇女，所以才接收农村女病人。我不理她，但是农村女病人常跟她吵架。这种乱哄哄的局面维持了一年多，直到她的丈夫1975年夏天死亡时才结束。
他一死亡，我就赶紧让护士把病房消毒干净，接收农村来的急重病人。
1974年秋天，我们接收了一个来自农村某小学的语文老师张兰英。她患了“急性盆腔炎”，不断呻吟，高烧39度。我们检查后，发现盆腔有肿瘤。我告诉她患的是卵巢囊肿，柄蒂已经扭转，坏死了，需要急诊手术，不能再拖延了！
她的家属听到了，说，其他十几个大夫都说是盆腔炎，打针吃药就行了，这个女医生却说是肿瘤，需要急诊开刀，而且那么主观。看她的样子像个普通妇女，貌不惊人，她行吗？
正在这时，张兰英说话了，“我快痛死了，不能吃饭也不能睡觉，既然来了，就听大夫的吧。”
十几分钟后，她被推进手术室。在她半身麻醉的状态下，我打开她的盆腔一看，右侧有个挺大的卵巢囊肿性肿瘤，柄蒂扭转两周，嵌在骨盆腔内，而且已经坏死了。
我把摘出来的肿瘤给张兰英看。她笑了：“大夫的技术太高了。我们不能以貌取人。这是技术工作，哪能少数人服从多数人呢？”张兰英出院后，给我们写了一封感谢信，贴在中医院食堂大门前。
从此，医院那些人就不再说这说那了，妇产科病区的处境大大好转。我当医生近40年，比较得意的是后期治疗恶性滋养细胞肿瘤，现在还能清楚地记着几个病例。
1975年除夕前几天，下着大雪，天气很冷。我路过郑州一家医院门口，发现一对年轻夫妇披着棉被坐在架子车上。有人问：“咋啦？”他们有气无力地回答：“医院不让住院。”“啥病？”“绒毛膜癌。”
我当时正要找妇科病人住院，就挤进去问了详细情况。病人马根莲无奈地说：“我得了绒毛膜癌，但是住不进医院。”绒毛膜癌是恶性滋养细胞肿瘤的一种，是由妊娠引起的。它因为治愈率低，当时被一些医院视为不治之症。
雪越下越大了，看着这对夫妇身上盖的被子几乎成了一床雪被，我就对蜷在架子车上的丈夫说：“跟我走吧，他们不收，我们中医院收！”
当时的医院，还处在“文革”的尾声，一切仍然混乱，医疗质量也明显下降。病人入院后，招来一片风言风语。一些好心人为我担忧：绒毛膜癌死亡率高，条件好的医院都治不好，就我们这条件，能搞出啥名堂来？
我没有害怕，而是想尽一切办法：没有化验设备，就让护士提着标本到北京求援；没有血库，就跑遍市内各大医院；缺少药物，就找医药公司援助。
四个月过去了，病人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她被我们治愈了！
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是可以治疗绒毛膜癌的，它没有想像的那么难！
此后，陆续有绒毛膜癌患者转到我们医院来。说实话，当时我们收治绒毛膜癌也是出于无奈。容易治的妇科病人，其它医院不会转给我医院的。但是他们知道绒毛膜癌难治，就把自己不想收或者治不好的病人转过来。在这之前，我也没见过什么绒毛膜癌病人。后来发现患这种病的妇女挺多的，这与计划生育政策下妇女被迫打胎有很大关系。
那些转过来的病人，我们大部分都治好了。其中5例绒毛膜癌脑转移，我们治好了4例，只有一例死亡。
让我感到遗憾的是，一个叫张春月的病人死了，至今我仍感到悲痛。
1976年的一天，33岁的农民张春月入院，她的绒毛膜癌转移到肺了，肺已经呈云絮状了。
各项检查完毕，刚开始大剂量化疗一天，病人第二天就出现心力衰竭。我以前没有见到这种病例，就请外面医院的心血管专家会诊三次。他指示马上停止化疗药物，加强大剂量的强心药。我就按照他的指示给病人用强心药。结果，病人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两天后病情加重，第四天就死亡了。
对于她的死亡，我很难过。心里一直有个疑问：用强心药是否合适？病人为啥死得这么快？我问过很多人，也看过很多书，没有得到答案。直到1978年我到北京协和医院进修时，宋鸿钊教授才给了我满意的答案。
当时我们在上课，我向宋教授提出了我的疑问。他回答：“病人出现心衰，是因为绒毛膜癌细胞转移到肺引起肺动脉痉挛造成的，这时应该加大化疗药的剂量，可以控制肺转移绒毛膜癌病灶，肺动脉痉挛就会自然消失，而不能用强心药，强心药会促使病人心衰加重，死亡更快。病人死亡完全是误治的结果。”
后来宋教授在全国各地讲绒毛膜癌，常常提到我发现的这个误治的病案。他夸我喜欢思考和研究问题。由于他到处替我宣传，于是全国很多地方知道我们医院可以治疗绒毛膜癌，就给我们来信，请教治疗方法，有的单位还请我去讲治疗经验。
我们医院前后接收了500个绒毛膜癌病人，仅仅死亡13个，治愈率相当高。我因此获得河南科技成果二等奖，一时成了当地治疗绒毛膜癌的“明星”。
做了几十年医生，我的工作主要是给病人看病，给学生上课，带学生实习，所以必须以身作则。从1974年到1990年，每逢节日都是我值班，让大家回去过节。到了80年代，护士长被我感动了，主动过来陪我值班。我出身不好，又不是党员，所以只能依靠技术上的努力和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才能在妇产科里坐第一把技术“交椅”。
因为病人多，加上我又很负责任，所以无力顾及家事。孩子们放学，第一声都是叫“爸”，因为他们知道妈妈不会在家。我小女儿还说：“我妈妈只要听到外头有人叫一声‘高大夫’，就一蹦走了，几天见不到她。”
我心里对他们有亏欠，但没有办法。病人大老远跑来治病，这关乎生命，一分钟都耽误不起。
我不是不爱孩子，只是当时真的太忙了。希望孩子们现在可以理解我当年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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