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 (42) || 不能安分，难以守己

1978年3月，作者结束了9年半的知青生涯，上大学前与朋友们合影。（前排中间为作者）

前篇：

知青生涯九年半 （5）

江棋生 | 文

十三、在肉联厂的日子

常熟肉类联合加工厂是一家新建厂，厂址在常熟南门外沪宜路旁，永济桥附近。该厂承担在常熟城区统一收购、宰杀生猪的任务，除将鲜肉和猪下水投放到城区和城郊各销售点外，还将富余猪肉速冻后冷藏，以备随时调用出厂。此外，还生产定向出口香港的白条肉、分割肉和兔子肉。

厂子建起来后，先是从食品公司原有部门调来一些老职工、招收了一些 “土地工”和退伍军人，接着就是用亦工亦农方式要到了不少知青工。吕熹、许胜云和我于6月底进厂时，早先几批知青工中，有的已经在厂里干了近两年了。

肉联厂的一把手是党支部书记徐彩尧，厂长是袁坤生，政工组长是蔡培兴。我与他们三位素不相识，从未谋面。然而，当吕熹去冷库班，许胜云去制冷车间，及我们这一批的其他知青工都下车间当工人时，我却被宣布留在政工组，成为坐办公室的行政管理人员。

这，决非我的意愿。我既没托人走关系，更没因自己被破格安排而得意和炫耀。然而，一场风波还是难以避免地发生了。

在私下汹汹地议论一段时间之后，以制冷车间主任为首的退伍军人进了书记办公室，尖锐地向他提出：为什么我们正式职工没有资格上楼坐办公室，而亦工亦农非正式职工江棋生却有这个资格？！他到底有什么背景？厂里对他的安排究竟有多少猫腻？！

书记徐彩尧在文革中经历磨难、见过世面，更重要的是，他在这件事上心中无鬼。他平静地对他们说：江棋生没有背景，我们是量才录用。我们了解到，他的一支笔有功底，字写得好，口才也不错，还有组织能力。厂里政工组只有蔡培兴一人，是忙不过来的，因此，我们决定让他进政工组。厂里的亦工亦农知青比较了解他，没人向厂部提出质疑。你们要是不服气，我可以组织你们和他比试比试，比书法，比写文章，比演讲……甚至，和他比象棋、比游泳都可以。

徐彩尧不打哈哈，用摆事实讲道理的一番话，使质询者默然而退。我事后知道，是与我下过象棋的厂供销组的陈志皓和许国宁，与徐彩尧聊过我的象棋水平。而老徐本人，曾几次在中午时分，亲见我和电工夏兴保在厂子后面的河道中互相追逐、奋臂嬉水的情景。

按我的性格，既接受安排进了政工组，那是决不会混饭吃的。而上述风波的发生，则激励我更要通过实干拿出 “实绩”来。

我进政工组后，在蔡培兴的大力支持和信任下，无论是大饭堂中用毛笔书写的政宣标语，还是厂里用排笔刷出来的大幅标语，都出自我一人所为。

厂里本没有黑板报，我请木工和泥水匠在饭堂东墙上修建了大幅黑板，由我一人完成组稿、编排和用粉笔抄写全部文章的任务。美工方面，我则商请朋友来相助。已从白茆公社抽调进常熟漂染厂的邵墨寅，我就曾几次请他前来肉联厂给黑板报配以画作。

我在厂里不定期组织征文比赛；鼓励和组织写作爱好者对外投稿。王庄公社金家桥大队的知青工秦维康，就得过厂里的征文奖。

我白手起家建起厂里的图书室，骑自行车去县西街的新华书店一次次购书回厂，供职工阅读和外借。

我提交图纸，请厂里木工和泥水匠制作篮球架，并竖起来用作打半场。我组建了厂篮球队，成员有朱寿年、夏兴保、毛兆源等，且带领球队与常熟医疗器械厂和常熟汽车站的篮球队举行过友谊比赛。

我数次举办全厂职工象棋赛；组建了厂象棋队，成员有王文森、秦维康、章以诚、吕熹等，并带领厂象棋队与常熟水泥制品厂队进行对抗赛。

我请厂里木工制作了乒乓球台，准备将仍未开工的动物饲料车间权作乒乓球室。此外，我还着手进行编写厂史的准备工作，等等。

所有这些实实在在干出来的业绩，都在厂里赢得了肯定和公允的评价。

在肉联厂，我曾多次去屠宰车间二班义务劳动，也去过冷库班义务帮忙干活。这既不是出自厂部的要求，也与前述风波毫无关系。这，应该是出自我的一种做人本性：觉得自己坐办公室，不论干得多么卖力，也多少有些愧对天天在车间干活流汗的知青工们。

我下车间劳动，是在吃过晚饭之后。二班姚班长对自愿干活的我，安排了相对少累也较易学会的活。那就是，站在二班第一个流水线岗位上，当先后经过打毛机和松香池脱毛后的猪胴体，由导轨从一班工作面带到你面前时，手持酒精喷灯，将猪体上残留的细毛全部烧掉——这是生产出口香港的白条肉所必须的一道工序。

胴体虽移动比较缓慢，但留给你烧毛的时间其实很紧，你得围着胴体转一圈，不停地从猪屁股烧到猪颈项。一旦动手干活，中间可没什么停歇。几百头猪烧下来，手酸脚胀，汗湿全身。但是的的确确，我和蓝领大伙们的关系更融洽了。

干了一阵烧毛工作后，我主动向姚班长提出，要学习手持利刃，将猪头从猪体上割除的技术活。

这是与我紧邻的二班第二个流水线工作岗位。但见工人左手执猪耳，右手疱丁解牛般熟练地下刀运刀，三下五除二猪头就落地了。我在旁边看得多了，心中直痒痒，也想过把屠夫瘾。姚班长几经犹豫，还是答应了，但是告诫我：如果运刀动作稍有差池，刀尖就很有可能刺伤左手。随后，他让一位老工人手把手教我。

学习时我十分认真，不久，就经姚班长允诺上岗了。上岗真干时，我小心谨慎，动作合格，一介书生终成冷面屠夫。

事情，出在技术相对熟练之后。那时，我有了想法，想尽快赶上老师傅的工作效率，于是在运刀时就提了速。提速提得合适，自是赢来不少点赞。但有一次，提速过快，结果刀尖刺破左手上的微动脉，随即飙出来的小血柱，足有7、8厘米高！

后来，我再去二班干活，姚班长说什么也不让我当屠夫了。

肉联厂建有高大的冷藏库，冷库班工人常年穿着厚厚的棉工作服在库里干活。他们的活计分三种：一是将速冻后的猪胴体存放进库房中。二是有外单位来提货时，将库中冷冻猪肉运至装货平台，放入冷藏车。三是不定期入库房进行倒库。

冷库班中除吕熹外，还有早先就进肉联厂的县中校友饶桐和管景清，也有上海回乡知青。我选择冷库班，是认为那里的工作条件比较艰苦，劳动强度也比较大，我应当去那里义务劳动。我亲身体验到，进库干活时间稍长，哪怕你干得十分卖力，寒气也会透过棉衣棉裤侵袭全身，使你因寒而栗。

我去义务劳动，无半点作秀之意。我这个 “白领”自愿当一阵 “蓝领”，真的能使我有所心安。而工人和知青工们，也自然而然和我更亲近些。

与在影管处时相比，我进肉联厂后，老朋友、老同学更乐于来找我一聚。那个年代，猪身上的食材，全是紧缺物资，一律凭票供应。而大家都知道，肉联厂食堂里的肉菜，既便宜，量又大。他们来了，我作东，点上红烧肉、溜肥肠、兔子肉等，大家吃得腹中瓷实，齿间留香。对我来说，这是乐事，也是小事。如同我在影管处工作时，有朋友托我买座位上佳的电影票，我通过当售票员的知青工王丽芳或沈莉萍，就能轻松搞定一样。

我进肉联厂后，真正使我为难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逢年过节，或家中办喜事等，亲朋好友托我买肉联厂里的特有产品。在那个物资稀缺和匮乏的年代，除猪血和高温灶里出来的处理肉品外，肉联厂生产的猪肉、猪肝、猪腰、猪肚、猪心、猪肺、猪爪、猪头、猪油、猪皮、猪大肠、猪尾巴、猪蹄筋，都属紧俏物品。

说实话，肉联厂的员工是有一点特权，能在节日前夕从厂里购买一些上述产品。但是，数量很有限。满足家用之外，能匀给朋友的份额，少得可怜。

坐在肉联厂办公室里的人，要比一般员工能多买一些，但是，也多不到哪儿去。也因此，多数情况下，朋友开口之后，我只能对他们说明实情，表示歉意。有些不好推托的，如母亲的老邻居找上门来了；或我不想推托的，如季家塘的农民开口了，我就只能硬着头皮，找厂长袁坤生或书记徐彩尧批条子解决一下。

有时候，好几家亲朋正好都有急需，撞在一起都要我一定设法相助，而批条子的路已行不通时，我怎么办呢？他们要办事，急；我帮不上忙，急。但光急不解决问题。

有道是：急中生智。我终于想到了两条轻易不会被别人察知的办法。

一条是，与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按惯例派人来肉联厂求购时，我私下与来者商量，请他们在盖了其单位公章的购物单中添加些品种；可能的话，不露痕迹地改动一下数字。若带来的购物单已不能做手脚，则干脆请他回去重写后再来。

因职责所在，我会领着来者进厂长或书记办公室，由他公事公办递交求购单，厂长、书记或打折扣、或不打折扣签批后，他就下楼购买并自行离去。我会在午休时间或下班后，骑车去他家中或他单位，付钱拿我加进去的份额，然后给朋友们送去，兑现自己的承诺。

由于和我有工作关系的单位屈指可数，因此，上述办法有时并不能全部解决问题。那时，我就启用第二渠道。

肉联厂屠宰车间的周主任和我关系不错，他有亲戚在城里的肉类供应点上班。提前与他说妥之后，我便按约定的时间前往特定鲜肉铺或咸肉铺，不动声色地无票购物后，悄然离去。

1977年12月20日，汪峰小娘舅顾志坚与王克芬结婚，汪峰外婆在泰安街熙春桥弄3号家中办喜酒，我就是通过这一“胡志明小道”，相帮买了点肉类食品。

               那个年代的购物券，左边印着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

十四、不能安分，难以守己

当好一名知青工，无论是电影队的知青工，还是肉联厂的知青工，都只是我起码要做到的事，只是我不想虚度年华的一条刚够及格的佐证而已。

我的人生志向还要更 “高大上”些——它决定了我不能安分，难以守己。

在当知青工的日子里，我会抽空去看望关系不错的母校老师，如戴政良、卞永樑、邵宪询、施一鸣、李洁等，将心里的一些想法无保留地说出来，再认真听取他们的看法。

我也去看望过时任苏州地区师范学校校长的县中老校长庞学渊。庞校长在文革初期吃了很大的苦头，并因跳楼而伤重致残，对我的为人是比较了解的。我见了他，当然也是实话实说。他听了我对社会问题的一些另类看法后，与人为善地劝导我，要我注意把握好 “度”，收敛些锋芒。他的好意，我当然明白，但我觉得他太过谨小慎微了。后来，我就不去他那里了。为什么？我不从师言，没改脾性，再去，就尴尬了。

县委宣传部、农工部里有我的熟人，我会去坐坐聊聊，问些头脑中思而不解的问题。

正是在那里，我平生第一次读到了《参考消息》。当时，见到上面竟刊些我闻所未闻的来自外媒的出格新闻和消息，我曾大为惊诧，断难相信那是一份官方正式出版物。自读到《参考消息》后，每逢调休，直奔那两个地方去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就成了我的第一要务。

凭交情，我能在办公室里坐定，边喝他们给我沏上的虞山绿茶，边将十来天的《参考消息》细细读完。但借出去，是万万不行的。一旦他们那样做了，定会遭查处，受惩罚，搞不好还会丢掉乌纱帽。

现在想来，在那个信息被严密封锁和过滤的年代，我这个一介平民能读到《参考消息》，其意义委实不可低估。读《参考消息》，使我受益匪浅，既扩大了眼界，又提升了独立思考的意愿和能力。

在当知青工的日子里，我坚持了在乡下种地时的习惯：与朋友们保持通信联系，有话直说，真诚交流。检索我现在存有的信件，可知我与周政保、杨一飞、李志强、毛兴无、徐峰、马石、陈瑞钟、朱虞英、邵渠、祁玄豹等，一直有频度较高的书信往来。写信，除了必然留下那个时代被思想灌输的烙印之外，毕竟也要开动脑筋，也会有思想上的撞击，并多少能擦出一些火花来。

当知青工的日子里，我一直坚持游泳和打乒乓球。我最主要的泳友，是县中校友陆正方。我们在环城北路旁的菱荡沿中，先作南北游，再搞东西游，最后索性绕圈游。游完上岸，到邻近的正方的工作单位——常熟县纺织机械厂，痛痛快快冲个澡。

有时候，觉得光在菱荡沿中游泳不过瘾，我俩就骑车去尚湖和东湖（昆承湖），在碧波千顷的湖面上，挥臂击水，纵情畅游——或蛙泳，或仰泳，或自由泳，或潜泳（当时我还不会蝶泳）。

后来，热心的正方还成了我和妻子章虹的红娘。1968年冬，作为一名苏州市第一中学的67届初中生，章虹别离观前街附近建新巷29号熟悉的家院，插队到昆山城南公社团结大队第四生产队；1972年，回到老家常熟梅李公社四大队十小队；1975年时，她是常熟纺机厂的知青工，在金工车间当车工，成了正方的厂里同事。

对我来说，游泳，不光是爱好，主要是为了强健体魄。立秋以后，我照样坚持。我一直自信此生会有出息，但真要有出息的话，没有好的身体，那是肯定不行的。

与游泳一样，打乒乓球也是我从小就有的爱好。影管处、肉联厂没有乒乓球室，我就到别的地方，比如食品公司、工人文化宫等处去打。最小的弟弟江达生曾在少年体校中学打乒乓球，后来他夺得了常熟县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这就更激励我要将这一爱好保持下去。

与坚持打乒乓球的做法正相反，为了省下时间用于读书、会友，我这个本是为棋而生的“棋生”，忍痛放弃了从小就有的下象棋爱好。不仅如此，我还对自己说：时间不够用，不能再去学围棋了。即便四弟江华生成了常熟顶尖的业余围棋高手，我也没在智力交锋之黑白纹枰上，摆弄过一颗围棋棋子。

当知青工的日子里，我还做过一些别人很少会去做的，或遇到过别人不太会遇到的事情——

一、1973年9月下旬，我在《文汇报》上读到一篇署名“王仁福”的谈反潮流与服从决议的文章。我对文中的见解有些不同看法，就于10月1日给《文汇报》去信，请他们转给 “王仁福”。10月中旬，我收到了上海自动化仪表一厂刘达临写于10月12日的来信，原来那篇文章是他和另外几个人一起写的，他对我的看法作了认真的反馈。后来，我又给刘达临回了信。

二、我对大学办学问题有自己的一些看法；我对如何落实知青政策一事，也有些自己的想法和建议。与别人不同的是，我没有停留在私下议论上，而是分别在1974年9月和1974年12月，给《新华日报》去信，如实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同年9月13日和12月20日，《新华日报》寄出了给我的回复函件。

三、1977年7月27日和8月3日，我和邵墨寅分别给中国医学科学院日坛医院和《光明日报》去信，表示愿意在攻克癌症的队伍中，成为 “一名百折不挠的战士”，希望得到专业部门“严谨的指教”。

邵墨寅是插在白茆公社的知青，1972年我在影管处宣传组干活时与他结识，后来过从较密。正是在常熟小东门外小河头他家中，我多次与白茆公社知青金立群和后来成为他妹夫的横泾公社知青言巩达相聚，知道立群专攻英语名不虚传，晓得巩达苦练书法日有长进。对比金立群和言巩达，自己没有明确专长的问题就突出来了。当得知周恩来的遗愿 “一定要攻克癌症”之后，我和邵墨寅决定投笔学医，并献身攻癌事业。

1977年8月6日，我们收到了日坛医院的回复：

邵墨寅、江棋生同志：

来信收悉。你们这种热心研究肿瘤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目前，全国各省均已成立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今后，你们研究肿瘤的有关问题，请与当地卫生领导机关或省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联系。

此致
礼！
日坛医院
1977年8月1日

1977年8月11日，我们又收到了《光明日报》群工组的复函：

江棋生、邵墨寅同志：

你们关于防治肿瘤的来信，我们已转全国防治肿瘤办公室参考。特告知。

敬礼！
光明日报群工组
1977年8月5日

1977年10月上旬，当我确知66届高中生也有资格报考大学后，我和墨寅理想主义的自发 “攻癌”行动，就无疾而终了。

四、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后，遭到原大庆布店职工张永兴的诬告陷害。

1976年1—3月份，我不时会去县南街的大庆布店，找亦工亦农知青工任宇劲（章虹弟弟，随父姓）、顾敬凡聊天。见我们对 “反击右倾翻案风”有不以为然之意，张永兴对我们说：“邓小平百分之百下台，肯定倒！”，我们顶了他一句：“邓小平有错误，但七五年的成绩客观存在。”

不曾料想，1976年4月8日，张永兴写了 “人民来信”投寄给常熟县委，实名举报我和任宇劲、顾敬凡三人拥护邓小平，破坏 “批邓”，并竟然捏造事实，说我们在数天前的深夜，将邓小平在总理追悼会上致悼词的照片，重新放进东方红影院门前的宣传橱窗中，称这是 “一起严重的东方红橱窗反革命事件”。

这件事，是纺织品公司政工组的老王事后告诉我们的。好在当时县委的有关部门，在查清 “橱窗事件”乃不实之词后，对张永兴的其余 “检举揭发”进行了冷处理，我们三人才没吃到什么苦头。

也算是恶有恶报吧，1976年6月，张永兴因流氓行为败露而被抓，后来吃了长达10年的官司。

（待续）

前篇：
知青生涯九年半（1）（文末有彩蛋）

【作者简介】江棋生：一枚园地耕耘者。

作者的素描像 。（画像作者：Xiaohui Qiu）

（本文编辑：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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