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事儿（39）|| 感恩我生命旅程中的那些人

题图：2015年3月21日，作者与妻子于西班牙塞万提斯纪念碑前

在我生命的一个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帮助了我， 让我至今铭记。

感恩我生命旅程中的那些人

汪向明 | 文

人生不易，总会遭遇这样那样的挫折和坎坷。战胜挫折跨越坎坷需要自身毅力和努力的因素，但也常常离不开他人的相助。

我的一生中，就曾经得到过不少这样的人的帮助。在我生命的一个个关键时刻，是他们帮助了我， 让我至今铭记。

一、感恩帮助了我生命旅程中所在群体的人

人生可以说就是在选择中度过的，一步选对可能会平步青云，一步踏错就可能跌入困境。但现实生活中，有些时候，我们并无法掌控选择。

1. 我作为知青

我是1969年3月离开上海去上山下乡的，从那时到1978年4月，当了九年知青，考上后大学才离开农村。

作为知青群体的一份子，我因为一些人的行为而得益。尽管我不认识他们，他们也并不知道我的存在，但我一直记着他们，感谢由于他们的努力，我的人生得以受益。

第一个人是李庆霖，他因儿子李良模下乡后生活困难告了“御状”，继而有了中发（1973）21号和30号文，还有了毛泽东的那封知名的信件：“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

这封信，让流落在各地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生活得到了基层政府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让知青，尤其是插队落户的知青，有了可以维持最低生活的基本保证。

第二个人是肖芸，因她对经过上山下乡运动返城知青待遇的不满写了一封给领导的信，这封信几经周转送到胡耀邦手上，由此有了中发（1988）365号文，让所有曾经上山下乡知青的农村经历得到认可，通俗一点说，也就是经组织安排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们的务农工作经历计算工龄。

这样，我本人的工龄就从1969年3月起算，而不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毕业算起。

上述二人，一个帮助解决了知青进行时兜底生活的保障；一个帮助解决了知青生涯结束后生活改善的依据。

对于知青，还有一个知青终结时的关键人物，他就是在云南的上海知青丁惠民。

由于他的努力（当然还有许许多多紧随其后的知青），“文革”期间导致国家不满意、知青不满意、知青家长不满意、安置知青的农村不满意的这样“四个不满意”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接着邓小平一句“让娃娃们回家吧”的温馨话语画上了句号。

虽然那时候我自己已经结束了知青生涯，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但作为知青群体的一份子，我还是记住了丁惠民这个名字。

李庆霖、肖芸和丁惠民，他们在写信或发起活动时都是做好了被捕坐牢甚至更严重处罚的准备的，虽然他们向上反映的都是事实，而且也是整个知青群体所面临的普遍性状况。

如果他们当时真的被捕坐牢了，历史将会怎样写？自然，历史不允许假设！

作为一名曾经的知青，我永远感激他们。

2. 我作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在社会生活中，我还曾经隶属于另一个群体。这个群体里的成员之间并没有任何组织上的联系，几十年间一直处在一种自我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如今看起来，似乎仅仅是一个记忆中的群体而已。

这个群体就是自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逐步出现的后来被称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庞大群体，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消失。

三十年间，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这个群体中的成员因家庭出身关系，在政治上遭受不公正对待，甚至备受歧视，在求学、就业、升迁、调动、参军、婚姻等人生重大问题上遭遇重重障碍，历尽种种坎坷。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里，人为地制造种种敌人并实行专政，从偶发性、阶段性、策略性逐步扩大为一种战略需要，后又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制度化和日常化。

在群众性运动不断升温的情况下，这些被称为阶级敌人的分子受到越来越严厉的制裁，连他们的子女也为父母阴影所覆盖，成为潜在的假想敌，遭受到程度不等的歧视和打击，同时还波及亲朋好友。

到了“文革”时期，不少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当时被称为“黑五类”）的子女更是受到直接的政治迫害，有的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是随父亲1957年被划为另类进入这个群体的。1958年，父母就把我送到上海的外公外婆家，大约也是出于让我尽量少受到身心打击的考虑。

我真正自己知道属于这个群体，是1965年初中毕业填写毕业生登记表时，其滋味可以说是苦楚，是痛恨……因为我自幼生活在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家庭中，现在发现自己居然成了这样一个群体的一员，无异于晴天霹雳！为什么会这样？我能够问谁？自后的遭遇更加是让我刻骨铭心地知晓了它的厉害。

1978年，我的这个群体身份因为父亲身份的变化而卸下。而这个群体大规模退出历史舞台是从1979年1月的中发（1979）5号文《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分问题的决定》开始的，“决定”宣布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待遇。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社员的子女，他们的家庭出身应一律为社员，不应再作为地主、富农家庭出身。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谓“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群体也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只是，自幼就有过的那种被粗暴践踏的经历，成为了贯穿一生的心灵创伤。只要被侮辱被损害的创痛楔子般进入生活，就进入了内心，虽然种种大事件或小事情都已成为过去，痕迹无存，甚至连记忆也变得一片空白，但那些曾经发生的带有情绪创伤的体验早已成为生命的有机部分，没有经历过的人永远无法体会。

是胡耀邦当中组部部长任上，拨乱反正，平反解放了一大批受冤屈的干部，“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庞大群体才最终烟消云散。

作为一名曾经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感激。

二、感恩我个体生命中的那些人

1.父母：

我们的生命是父母恩赐的。古人对待父母有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於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父母所留的遗传基因，父母所行的身传言教，影响了我的一生。父母为了我的健康成长，可谓煞费苦心：1958年把我从沈阳送回上海；1985年我在上饶，妻女在上海，父母设法，调不进上海就先进杭州，这些都是我生命历程里的重要转折点。

…………

父母的恩是说不完，道不尽的。

2.外公外婆：

我自幼随外公外婆长大，外公教我背古诗古文、背现代散文，与我一起算鸡兔同笼，给我讲各式对联。外婆带着我买菜买水果，让我替她算账；带着我帮东家、护西家，教我助人为乐；下乡后，她积攒火柴、肥皂待我回沪时交给我，她自己没有工资，但我插队回沪时总还悄悄塞点钱给我。

我读书时数学还行，考大学时能够考入中文系，全亏了外公在我幼年时给打的底子；我为人诚实、乐于助人的品德，都是外婆给我的耳濡目染。

外公外婆墓碑上刻着：遭遇一生风雨，奉献几代儿孙。

…………

我该记住的太多太多！

3.阿姨和舅舅：

因为从小在外公外婆家长大，阿姨和舅舅们就是我生活的依靠和学习的榜样，他们学习上的刻苦钻研、生活上的简单俭朴、思想上的积极追求、工作上的兢兢业业，都对我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在我插队的那些年里，他们给了我物质上的帮助；在我低落的时候，他们给了我精神上的勉励。

…………

我一直记在心底。

4.妻子：

小时候，我一度养尊处优，上小学时还有保姆张妈接送；只是这待遇，让我成为了一个自理能力极差的书呆子，清人黄景仁有诗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在家时有爸妈、外公外婆管着惯着，成家后，就全靠妻来搭理打理。

刚结婚时，我们分居上海、上饶两地；生了孩子，妻一人既上班又育儿还要读书。我回上海，是妻医院给的入沪指标；我们住房，是妻子医院分配的；2001年决定买房，又是妻一再催促；再后来，我仅是在外兼课，家事很少顾及；到现在，我一天到晚，守在计算机前，衣不洗一件，菜不烧一个，连个碗也被称作洗不干净，被罢免洗碗资格。

…………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妻，我感激你。

5.《中学生》杂志编辑：

1965年我初中毕业，不意在中考中不仅落选于初中就读的重点中学，而且连二流中学也没被录取，进了一所未曾料及的学校。怎会落到这般田地？后来我才得知：1957年时爸多了顶“帽子”，是这“帽子”影响了我。

眼睁睁地看着同学高高兴兴地去母校报到，我心中真不是滋味。我不服，暗下决心三年后再分高低。不！我现在就要出这口气，证明我不比他们差！对！给《中学生》杂志投稿，它是初中班上人手一册的杂志。

初中当了三年数学课代表，喜欢的也是数学，作文不是强项，总不能避强就弱。于是我还是从数学入手，从大量习题中我找到一题几何证明题，先用几何方法对它一题多证，再用三角方法来证，用以说明勤于思考的作用，还精心取题为：多想出智慧。

九月上旬我忐忑不安地寄出了这篇赌气之作，写“赌气之作”时，我也不知是和自己赌气，还是和同学赌气，抑或是和老师赌气，或许都不是，只是和社会赌气。

不意居然赌中了，文章发表了。

我感谢那位不知名的编辑，他的一用一弃对于当年那个正在赌气的少年，可能会产生一生的影响。如果当时他决定弃稿，不知道我这个赌气不成受了打击的少年会不会从此一蹶不振……

是的，历史没有如果，但我还是牢牢记住了这篇赌气之作给我的鼓舞，打内心深处感谢这位不知名的编辑。

所以，后来我当编辑有权决定一篇稿子生死的时候，非常慎重，而且特别留意那些来自不知名的普通中学普通老师的稿子，能采用尽量采用，只要选材好，立意不错的，我来帮他起死回生，因为我知道这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

1965年11期《中学生》：《多想出智慧》

6.插队生涯中的邻家婆婆：

插队劳动的艰辛，超出我的承受能力，无奈勉力应对；插队生活的艰苦，更是超出我的想象，但也只能得过且过。

世事实在难料，下乡年余之后，居然被挪出集体。独自一人生活，日日孤苦伶仃，幸有邻家婆婆，生活才有照应，下饭给我干菜，偶尔不及做饭，她也匀我一口。饭后茶余之时，告我许多乡事，我诉都市繁华，倒也知识互补。

常常言及我的未来，我总悲观失望，她却信心百倍，她说少则几年，至多十年，你们知青会全部离开农村，这里不是你们的归宿。

邻家婆婆没有文化，没有走出过大山一步，但她却有最朴素的思维，说出了最简单的真理。当时的我对她的话是将信将疑，但更多的是不相信，又很希望会如她所言。

历史证明了她的真知灼见。邻家婆婆，我感谢你！

7.高考体检医生：

1978年1月，我参加完1977年底“文革”后恢复的第一次高考，在乡下翘首以待高考发榜。果然，月底接到通知，说是可以参加备录取的体检。只待体检和政审通过，就能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

接着，到县医院体检。当年20多岁，我又常自豪是从小喝牛奶长大的，除了视力其他应该都没有问题。

到县医院体检时，问题偏偏出在了视力上。医生让我脱了眼镜检查裸视力，开亮了视力表的灯，拿着指示棒指着视力表。说实在的，近视眼检查视力最看不清的就是那根指示棒，到底它指着哪儿，我根本看不清，怎么办？只好瞎蒙。也是运气不好，几次都蒙错了。

这时，体检医生不再检测，和蔼地对我说：“小伙子，高考考得不错嘛！连县委书记都来关照了，说文革前我们万年高考连剃了几个光头，这次多亏了上海知青的参加，才有了比较好的成绩，千万不能让他们因为身体的因素被刷下呀。”

他接着又说，“我看你考得是文科，视力好坏无关紧要，这样吧，我给你写个右眼0.4、左眼0.5，可以吗？”

我听了颇感意外，急忙说，“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我不知道，如果按实际检测并记录我的裸视力的话，会不会影响我的录取，但肯定不会像“右眼0.4、左眼0.5”那样容易通过。

8.高考录取政审官：

1977年的那次高考，在第一批正式录取时没有我，所幸的是在后来的扩大招生时我被录取了。录取原因是我录取通知书上原有的“不宜录取”印章被划掉了。

这些是在我入校一年后，爸妈双双平反重返沈阳工作时，按照相关规定要通知到所有子女，学校领导在通知我时顺便讲了原有“不宜录取”——原来是地区一位主管教育的领导仔细看了我的档案最后决定划去的。

这一划，就决定了我进入大学。

9.杨方方老师：

杨老师是我在上海市技工学校语文中心组的同仁，原上海市三女中66届高材生。她是外语、汉语、数理化全才，经她推荐，我才得以到上海教育报刊总社的《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去当编辑。

在报社，我遇见了与以往不同的同事，干起了与教书不一样的活计；由此打开了另一扇窗，走进了另一个平台，接触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我感谢她。

10.同学史美庭：

史美庭是我大学同班同学，也是我上饶一中任教时的同事。2004年初春，他在距我任教学校不远的建平实验学校任教，我们不时会利用课间时间走动。

一天他对我说：“汉语大辞典出版社找到程红兵（时任建平中学校长、曾为上饶一中同事），让他主持编一套中高考现代文阅读和文言文阅读解题思路的书，他很忙，没有空具体操作。已经请我负责编初中部分，我向他推荐你来编高中部分，他同意了，就看你的想法了。”

我说只要最后出版社肯出，我自然会努力做好它。

好在我学校教学任务轻松，有大把的时间可由我自由支配，再加上晚上，通过两个月的努力，《高考现代文阅读解题思路》35万字初稿在4月底完成，8月初就拿到样书。

与此同时，利用所收集的素材所做的另一本《高考文言文阅读解题思路》18万字也相继脱稿。最后几经周折，8月23日，百家出版社老总同意出版，在12月15日见到样书。

多亏了史美庭年初的引荐，让我得以出版了这两本书，还挣了几万块钱的稿费。

11.《江西日报》编辑徐容：

在我生命经历中还有一个特别的人。她是我大学宿舍上铺崔龙弟的妻子，徐容。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大学毕业当老师后，在省报上发的第一篇文章，就是在徐容手里发的。其时，她正主编着《江西日报》周末的《理想 知识 事业》版面。

这是一个向青年人渗透理想、知识、事业理念的一周一版的版面。她向我约稿，鼓励我写一些相关短文。就这样，在崔龙弟夫妇的鼓励下，我试着写了起来，被她录用了。

在《江西日报》上发文章大约是从1984年开始的，1985年我调到杭州求是中学依然继续，1986年我回上海后还是这样，直到他们夫妇离开江西为止。

七年来，《理想 知识 事业》版面除了头条的采访没有写过外，我几乎所有小栏目都有涉及，“青春漫笔”、“知心话”、“读书琐谈”、“新书窗口”、“话题讨论大家谈”等等，每个月她都会发我一篇乃至几篇。

有了这段经历，后来我才更加有信心给《中国青年报》、《解放日报》等影响力更大的报刊投稿，才会有了静下来不写点什么就难过的脾性。

我感激徐容最初的鼓励。

**********************

转眼间，我已经年过古稀。生命中的种种过往和经历都成了宝贵的回忆。我感激那一个个曾经引领帮助过我的亲人和朋友，是他们帮助我战胜挫折、跨越险滩，成为了今天的我。

在他们的影响下，我在工作中、生活里，也是尽可能竭尽全力地去帮助身边的学生、同事和朋友，甚至是不知名的路人。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 让我们一起，将善和爱传递。

【作者简介】汪向明：1949年生于上海，高中68级，1969年上山下乡，直至1977年冬高考，1978年春入上饶师范学院成为恢复高考后首届大学生。先在上饶市第一中学、杭州市求是中学任教，后调回上海，退休前任上海《家庭教育时报·高招周刊》编辑。

  （本文编辑：呼斯楞豫锟/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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