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先生 | 王双怀:史念海老先生的人格魅力
王双怀老师以文追忆先生
史念海先生(左)与王双怀老师(右)
史念海先生与王双怀老师:王双怀老师曾于1994年考上陕西师大历史地理研究所博士生,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研习中国历史地理。史念海先生离世后,为纪念先生,王双怀老师除作《史念海与中国历史地理学》(收录在《史念海教授纪念文集》)这篇文章外,还写了《史念海老先生的人格魅力》,皆以此表达王双怀老师对恩师深深的思念与崇敬。
史念海老先生的人格魅力
史先生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听到史先生的大名,1979年考入陕西师大后见到史先生,并聆听了他的报告。那时史先生担任副校长,没有给我们带课,并不认识我这个小喽啰,但他要求我们本着“宁可劳而不获,不可不劳而获”的原则学习历史,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后来我爱上了图书馆,课余时间泡在书库里,看到先生的《中国疆域沿革史》,对历史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结果变成一只喜爱古籍的大书虫,硬是看坏了一双好眼睛。
1983年我被分配到榆林中学工作,教书之余,登长城,下榆溪,访古迹,从史先生的《河山集》和侯仁之先生的《步芳集》中学到不少新东西。1985年我返回师大攻读隋唐史硕士学位,3年后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研究。九三年冬,我发现自己的学位低得可怜,便参加了历史地理研究所的博士生入学考试,最终在九四年成为史先生的弟子。当时我33岁,史先生已经是82岁的老人,在我心目中,他慈眉善目,就像老爷爷一样。作为史先生的弟子,我在他身边的时间并不算长,前后不到8年,但我亲眼看到他的大家风范,亲身感受到他的人格魅力。
史念海先生
在我的记忆中,史先生是学术泰斗,但不是什么“权威”。史先生在他将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撰写过20多部著作,发表了数百篇论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具体来说他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史进行了深入研究,发掘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社会功能,提出了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促理了沿革地理学的发展,树立了黄河流域环境变迁研究的丰碑,开辟了历史农业地理研究的新领域,揭示了人口稠密地区形成和演变的内在机制,奠定了历史军事地理研究的基础,提高了历史文化地理研究的层次,对历史民族地理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对历史上的交通问题进行了系统探索,对陕西历史地理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立了中国古都学,阐明了地方志的价值,丰富了历史地图学的内容,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定期刊物,培养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队伍,从而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之一,而且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拓者。因此,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学术泰斗。
当今学界的一些“泰斗”,往往高高在上,无所事事,具有很大的权威。但史先生并非如此,他平易近人,笔耕不辍,没有一点泰斗的架子。我开始读博士课程的时候,发现有人写了篇与史先生商榷的文章,感到很震惊,便拿给史先生看。先生让我谈谈自己的看法。我说您是权威,肯定是他错。史先生似乎并不高兴。他说,哪里有什么“权威”!谁是谁非,要分析检验才能得出结论。学问乃天下公器,贵在求实,贵在求真,做得好有益于世,做不好就是制造垃圾,著书立说,应当慎之又慎。
听了这话,我甚觉汗颜,无地自容。他看到我尴尬的样子,让我看他墙上的字画。那是顾廷龙先生篆书的一幅对联,内容是“为学不作媚世语,独寻真知启后人”。我想他让我看这幅字的用意,分明是在给我指示治学的方向。在我看来,先生从不以学术“权威”自居。他成名甚早,著作等身,但直到晚年,仍坚持研究,勤奋至极。读先生的文章,看不到一点“权威”的“霸气”。
与先生相处,也不会感到“权威”的压力。作为泰斗级人物,他没有以势压人,相反,他喜欢提携后进。我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初,曾拿写好的两章去向先生请益。先生看后先是夸奖几句,然后话锋一转,说你的文章虽有新意,但缺乏应有的分析。现在的博士论文,多是材料堆积,这样的东西充其量只是做了一些基础工作,没有学术水准。
学问之道,贵在探究,贵在通变,贵在创新,这样才能成一家之言。我知道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的许多论著,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因此,我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查阅文献,实地考察,建立数据库,把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结合起来,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尽量突显论文的学术性。后来我的博士论文由中华书局出版,获得专家学者的好评,是与史先生的点拨分不开的。我曾与几位师兄弟谈及此事,他们也都曾得到过史先生的指点。
史先生不仅是学术泰斗,也是一代名师。他创建了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唐史研究所,既重视科学研究,也重视培养人才。由于成绩突出,改革开放后,他被国务院学位办确定为博士生导师。在以后的十几年间,他招收了大量的硕士生和博士生。
据我所知,他培养的博士生有费省、辛德勇、郭声波、吴宏岐、韩茂莉、李辅斌、龚胜生、李令福、周宏伟、马波、王社教、马雪芹、吕卓民、李映辉、耿占军、萧正洪、张建军、徐卫民、王元林、薛平拴、穆渭生、刘锡涛、刘景纯、张维慎、陈隆文、介永强等。史先生给我上课的时候,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精神饱满,记忆超群,每次都要讲两三个小时。他在“文革”后曾一度因喉疾而失音,故有人说他“不善言辞”,实际上他讲课颇为生动,有时候还会说些笑话。他对课程内容非常熟悉,时而引经据典,时而推理分析,娓娓道来,如数家珍。
除上课外,他注重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对学生要求很严,但严而不苛。他的特点是针对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教学方案。在一般情况下,他要求研究生掌握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版本、目录、职官、年代,每周撰写750字或1500字的读书札记,每学期写一篇学术论文。他曾多次批改我写的札记,并当面指出存在的问题。在史先生的辛勤培育下,一批批硕士、博士相继走向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科研究机构和政府部门,目前大部分都已成为教授、博导,在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史念海全集》
作为学术泰斗和教学名师,史先生具有高尚的品质。他毕生从事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与研究,始终把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放在首位。20世纪30年代,他针对日寇侵华、东北沦陷的残酷现实,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写出第一部《中国疆域沿革史》,从历史的角度呼唤全民的抗战意识,拳拳报国之心,溢于言表。
50年代以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他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力图把历史地理学建设成一门“有用于世”的学科。为此,他在许多研究领域进行了大幅开拓,提出了治理黄河、整治黄土高原的策略,以及解决西安城市供水等问题的科学方案。他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故特别重视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不仅完善了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体系,而且创办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使之成为海内外学者发表成果的阵地。
为了维护这个阵地,史先生特别重视刊物的质量,对每期稿件进行终审,还要为刊物的出版发行操劳,没有人知道他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博士毕业后,曾奉先生之命参与《论丛》的编辑工作。
当时办刊经费奇缺,印刷厂拒绝排版。史先生心急如焚,到处化缘,最后采纳我提出的装订出售库存期刊方案,才勉强度过了难关。他这样做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学科的发展。现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已经成为核心刊物,在学术界享有盛誉。当年要不是史先生坚持,恐怕这个刊物早就不存在了。
世纪之交,史先生积劳成疾,但仍关心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学校拟将历史地理研究所建成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史先生对此寄予厚望,多次找我参与基地的准备工作。现在西北环发中心已发展成研究院,应当说是了实现了先生的心愿。
史先生是一个不懂享受生活的人。他没有钱的概念,生活简朴,处事坦然。当年史地所的办公用具破破烂烂,但他毫不在乎,在艰苦的环境下,率领他的团队干出了骄人的成绩。他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学界拥有很好的口碑。记得有一次他请我到他家吃饭,没想到他亲自给我打水、端饭。此情此景,令我感动不已。
回顾在史先生身边学习和工作的日子,我有一种自豪感。10年来我谨记先生的教诲,在教学科研方面默默耕耘。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与先生的期望仍有一定差距,惟当再下苦功,继续努力。现在史先生的音容笑貌又浮现在我的脑海,我觉得他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似乎就在我们周围。这也许与我是他的学生有关吧,但我想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他的人格魅力使他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和爱戴。在纪念史先生的日子,我想说的是:河山泱泱,教泽茫茫,一代师表,千古流芳。
作者简介: 王双怀,男,汉族,1961年10月生,陕西铜川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史念海先生学习中国历史地理,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态学博士后,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历史地理与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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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王双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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