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北大数学天才为何放弃麻省理工?出家8年后他首次接受采访:出国不如出家!
贤宇法师
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
2005年,第31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循环赛金牌;
2006年,入选数学奥林匹克赛的国家队,参加国际中学生数学奥林匹克竞赛,获得金牌,被保送到北京大学数学系;
2007年,去各处拜访高僧、到寺庙作义工;
2009年,他放弃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来到北京龙泉寺,做了一名修行居士;
2011年,出家。
他的人生从出家那一刻就备受关注。
一个北大高材生,放弃了万千人羡慕的麻省理工学院全额奖学金的邀请,甘愿与青灯古佛相伴,这个抉择,让一些人赞叹也让一些人扼腕。
如今,八年过去了, 沸沸扬扬的热议已远去,这是他出家以来,第一次接受采访。
出家是否是消极避世?
高材生出家是否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
什么是出家人的责任?
这些曾让人争论不休的话题, 在下边的对答中都能找到答案。
出家与出国
记者:
在您的自述中,您的决定常常包含对他人和周围环境的考虑,可以看出您是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科学是这个时代造福人类最为直接的、影响力最大的手段,您为什么一心选择遁入空门呢?甚至有人说,您的选择是对教育资源的浪费,您对此又是如何理解的?
贤宇法师:
一切行业存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人。为了人的什么呢?我想不仅仅是生存,而应该为了寻找人的幸福,人的发展,让人能成为真实的自己。教育尤其如此。
我从小喜欢数学,是因为数学向我展现了世界的神奇,人类心智的伟大,打开了一片心灵探索的世界。我所关心的,是心灵的启迪、成长与教育。
如何让人成为一个丰富而完整的人,一个幸福而善良的人? 我一直在探索。 曾经我是一个过于理性而拘谨的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我在佛法及传统文化中获得了莫大的喜悦与成长,前行的信心与力量,我看到了心灵的自由与宽广,因此我想去研究和弘扬它。
曾有一位中央领导到龙泉寺视察,他问我为什么出家。我说:“出国不如出家,很多大学生出国,都去为美国打工了,我要为中国文化服务。”
领导听后很赞许,说:“我们国家培养的很多人才都流失了,你弘扬中华文化,很好。”
记者:
照您所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爱国精神?
贤宇法师:
小学的思想品德课上,老师就教导我们:“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当时挺感动的。高中时我特别喜欢读屈原写的楚辞,也受到他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爱国就要爱我们的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我对儒家、道家、中医、太极拳等也很感兴趣,我觉得我们首先要有文化自信,才能走向文化自强。
出家与修行
记者:
那么您是否考虑过一边做科研一边学习佛法呢?有人说“中国不缺修为高的隐士,缺的是像亚里士多德、牛顿这样在哲学与科学领域都很有影响力的人”。像您这样有天分的人,应该承担起这样的责任。
中学时数学与传统文化对于您来说是相互促进的,这种内心的平衡在大学毕业的时候,为何就不受用了呢?
贤宇法师:
你说的方向没有错,我也希望把佛法和科学相结合。但学任何专业都需要就其本身深入钻研,如果还没有钻进去,就奢谈什么结合,那往往是肤浅的。
我了解有一些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他们为了了解佛法,会到泰国、缅甸等地出家体验十几年,然后才回到大学里讲课。
佛法博大精深,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它的生活方式、思考方式、修行方式。所以出家这几年,我是以学修佛法为主的。
此外,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一流的科技强国了。我们有世界最大的射电望远镜,我们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美国比肩,我们生产的无人机翱翔于世界各地,我们开发的支付宝、微信为全球人民提供方便。
我觉得传统文化的研究这块还是需要更多的人参与,然后才能将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
记者:
那您会不会考虑像您所说的西方国家的佛教学者一样,出家若干年之后回到尘世?毕竟作为居士也可以修行。
贤宇法师:
这个没必要。有一回,一位我的高中老师来看我,劝我到大学里研究佛学。我告诉他,在一般大学里面,佛学是哲学系——宗教哲学专业中的一个三级学科,研究经费和人力的投入都非常不足,研究的范围也比较窄。
有一些外国的佛学科系,上世纪比较红火,现在去读的人很少,已经快到门可罗雀的地步。所以真要研究佛法,还得靠出家人,有信仰,全身心投入,而且研究人员的基数有保障。他听了也比较支持我的选择。
再一个,我不想受学术体制的限制,经常研究一些自己不感兴趣的问题、细枝末节的问题,乃至于有违佛教基本立场的问题。这样只会限制自己的发展。
我希望在环境清幽的地方有一个小庙,我在庙里办一个小研究所,然后大家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
晨钟暮鼓,没有什么人来打扰,只剩下修行和思考。有空我还可以陪父母去世界各地转转。海德格尔说:人,诗意地栖居。
记者:
您认为目前在寺院的修行研究,是您理想中的佛教学习方式吗?
贤宇法师:
北大的学生多少会有些理想主义,不安于现状,我个人也会对现实有些批判吧。我姑且说一说现在的想法,将来也许会变化。
我觉得主要是教学方式可以改进,佛教本身是以生命体验为核心的,佛陀的本意是让人们觉悟生命的真相,要用合理的方式来思考生命、认识生命,是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而并不是盲从于某种教条。
所以应该更多地采用体验式教学,这样的课堂应该是很开放和民主的,应当少一些灌输或照本宣科。一切佛法的概念,都需要在当下,在师生的互动和对话中重新建构,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领悟。
因此才有了那么多的禅宗公案。我们对当下发生的事情,要有很大的开放性。教室之外发生的事情固然重要,却没有教室内正在发生的事情重要。
记者:
在外界的评论中,有些指出您大学毕业剃度出家时缺乏足够的社会经验。您是否想过和李叔同一般,先积累社会经验,再遁入空门?
贤宇法师:
社会经验慢慢会有的,否则多少岁能说有足够的社会阅历呢?可能到四十岁、五十岁也未必真正理解这个社会,所以这个不是理由。
人生是短暂的,我觉得当我选定了一件事情,就应该先坚定地去尝试,同时要时常反观内心,总会有所提高。社会经验在佛门一样可以积累。我们僧团的出家人来自各地,文化程度和生命经验各不相同。
我来到僧团之后才发现,原来有这么多种不同的人,我很喜欢了解身边同学的生命故事,觉得这些故事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生命。
而且我觉得这种经验在其他任何一个团体都是难以获得的,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你接触的人都是和你类似的。
在学校就更是如此了。另外很多人理解的所谓社会经验,主要是指社会的黑暗面,我觉得这是很狭隘的。我所理解的社会经验,是指了解人的丰富性,人性的多种可能性,同时了解怎样和不同的人相处。
记者:
如您所说,您的父母也有自己的追求,向往更高的境界和自由,而您对于自由也有自己的追求,并且是十分不寻常的。在您看来,父母对于自由的理解与您的理解有什么不同呢?
贤宇法师:
首先,我特别感谢我的父母,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东西,包括对自由骨子里面的热爱。
我父母给我起的名字,柳智宇,对我也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智”是智慧,就是追寻心灵的一种东西,然后“宇”呢,是一种比较开阔的格局。
不过我学习佛法之后,我所理解的自由就会有些不同。佛法注重内心的一种自由,和外在的因素不太一样。
一个人可以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是他不一定能够自由自在地使用他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念是受很多东西影响的。
比如说,我们吃饭时的心念就受厨师的影响很大;我们看见一个东西,第一印象也不是当下能够控制的,而是我们过去的一种积累;我们见到一个人,会莫名其妙地讨厌,觉得和他性格不一样,想控制也控制不住。
或者,有时候明知道一件事情很重要,但就是要不断地拖延、不断地逃避。当然,心理学里面对这些问题讲得挺多,很多时候人是无法控制自己的,所以才需要心理学,需要心理咨询。
当然,我在最开始学习佛法的时候,对它的理解还是会偏于另外一边。佛法里面有很多戒律,以及对人的要求,但这种要求其实是为了帮助人去训练自己的心,并不是要束缚人的身体。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把握住这一点的话,尤其是最初学习佛法的时候,就会展现出非常拘谨的形象,就会让我们父母觉得难以接受。
我记得大一的时候,父亲带我去买面包,我就说这个面包不能买,因为我对它起贪心了。父亲就很受不了,就觉得你怎么这么教条,这么磨叽。
慢慢地,我对佛法的理解才变得更加的灵活,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更加去考虑到别人,同时对自己也不会过于严苛。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内心的自由和外界的自由也是可以协调的。
记者:
您强调自由,但同时又强调爱国、社会责任,怎么去平衡这两者呢?
贤宇法师:
一方面,自己要慢慢去摸索,找到一些去服务于社会的道路,现实上要有所妥协,适应自己所处的团体和时代。佛法里有一个词叫做“随众”,大家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另一方面,人不能被他的社会角色和定位所绑架,他始终要有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
即便他是一个团体中很重要的人物,也要不断地有自我的反思、自我的批判,对自身和环境都要有所反思。所以,我觉得我们思想的自由其实很重要,思想能自由,心灵才能自由。
同时,只有秉持独立的思考,才能真正为社会和时代负责,而不是人云亦云、随大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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