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中国父职研究 14 年，她看到的不止“父亲的缺位”

最近几年每到父亲节时节，广告、包装纸、社交媒体，铺天盖地地出现着父亲的形象。“但什么时候都可以讨论父职的问题，也应该不断地讨论。” 2009 年起，李萱就开始从事中国父亲的研究，她现在在上海纽约大学担任心理学助理教授。她也是“非显著差异”播客的主播团成员之一，普及和讨论关于儿童发展、家庭生活相关的学术研究。在她看来，“关于母职的研究有那么多，媒体和公众也时常在讨论母职。关于父亲参与，不该只在父亲节的时候被想起。”李萱的研究重点是父亲角色、亲子互动和关系，以及当代中国社会中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情感发展。她发现，尽管我们看似关心父亲在家庭中的参与，但是父亲的形象 2010 年代起就几乎没什么变化。“丧偶式育儿之后，甚至很少有什么热词出现。”

中国社会里父亲角色的建构，有着一段复杂、波动的历史。从前现代农业中国的结合了儒家、道教、佛教里的个人美德和家庭伦理的典型“传统”父亲，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儒家伦理以及何为理想的家庭生活的重新评估，一直到社会主义价值观下的新时期，父亲，同时作为一名男性、一名家长，以及社会中的一员，他的形象镶嵌在各异的社会、文化、经济甚至政治资源当中，对家庭、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的火爆，到丧偶式育儿引发的探讨，中国的父亲形象是否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以父爱为名的营销内核究竟是什么？社会、文化、经济，哪些因素影响着中国父亲对于育儿的参与？父亲匮乏于育儿参与背后，有哪些原因呢？我们和李萱聊了聊这些问题。

以下是《WSJ.》和李萱的对话——

《WSJ.》：你之前在研究当中有提到过，比如像梁启超、曾国藩之类作为一种典型的那个时期的中国父亲的形象，你觉得现在有这么一个可以作为典型的父亲形象吗？

 李萱 ：首先梁启超和曾国藩我也不敢说是典型。从学术角度上来说，典型势必要有相当强的代表性。梁启超、曾国藩的社会阶层都比较高，是比较特殊的例子。但是，他们算是代表他们所在的时代比较高阶层的、所谓引领文化方向的那种人。不管是作为士大夫也好，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干将也好，他们是比较反映各自时代的先锋文化的。

当代的父亲形象，我在论文中引用过两位当代作家——肖复兴和梅子涵。他们应该是城市中产中受到过比较良好的教育的一类父亲。他们也往往被迫“鸡娃”，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并不完全是家里的甩手掌柜或是光逼着孩子学习的父亲。他们参与日常家务和育儿细节，很关心孩子的心理状态，也很重视跟孩子的亲密时刻。

比如，梅子涵的半自传体小说里，写他自己在家要一边做饭、一边盯孩子练琴；看着女儿每天苦学到很晚，十分心疼；肖复兴写过，他儿子上了小学，依然喜欢让他抱着睡觉。儿子到了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偶然说“爸爸你抱我睡一会”，他就特别高兴，觉得很享受这种跟孩子非常亲密的时候。他对孩子也有很多情感上的关照：孩子开不开心？在学校上学上得高不高兴？跟老师同学处得好不好？等等诸如此类的关心。

《WSJ.》：在你观察来看，当下的社交媒体上，有没有对父亲角色的一种共识，有没有回答“父亲应该如何”的新的主流的声音？

 李萱 ：共识很难说，因为现在社交媒体都是同温层，所以我不太知道我以为的共识是不是大家的共识。我的感觉是，群体层面来说，中国父亲的行为暂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但是还没有被有深度、广度的数据捕捉到。

在媒体上，可能看起来有一些关于父亲的形象新的呈现——比如说可以看到家庭伦理剧中，会出现这么一个父亲的形象，《小团圆》《小欢喜》之类的；出现了《爸爸去哪儿》之类父亲相关的真人秀节目。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广告开始用父亲的角色作为一种营销策略，这种呈现方式我觉得比以前多多了：在我长大的过程中，1980 或 1990 年代的儿童或者家庭用品的广告是不太有男性形象出现的。

使用父亲这个角色做一种营销的手段，是一个新动向，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媒体层面的新动向在现实生活中代表了什么呢？这还有待商榷。

《WSJ.》：你觉得它不代表一种实质性的变化，但是它之所以能作为一种营销手段，其实也在说明人们的认知或需求在发生变化？

 李萱 ：是的。要说媒体呈现之外，日常生活中男性作为父亲的行为、理念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眼下还看不出来。变化可能有一点点，但是比起中国家庭在其他领域的变化，男性作为父亲的角色的变化太缓慢、太微小了。

关于父亲的角色，真正变化的可能是什么？我认为是人们生养孩子的观念本身不一样了，女性的期待值也变了。

生养孩子方面，比起今天几乎是接近极端的精细育儿，之前孩子简直可以算是随便生生，随便养养的——当然，我们这些八零后、九零后的城市儿童被养得已经很不“随便”了，但现在更是卷到天上去。以前父母要精心栽培孩子，一个妈砸进去可能就够了，现在一个妈是肯定不够了，就要再拉个人进来，增加孩子拥有的财力、劳力、脑力、心力的资源总量。

同时女性对自己、对男性、对婚姻的期待也有改变。但凡有人提醒了你，单纯女性承担育儿这个事情很不公平以后，这种不公平感多少会埋在头脑深处。当然每个人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分工方式，但是被提醒了从婚姻伴侣分工是否公平这个角度看问题之后，会比较难忘掉。

《WSJ.》：这里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看起来我们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男女平等， 女性是可以成为企业家、成为航天员，但在家庭的体系内，不平等还是一样的，女性并没有受到更多支持？

 李萱 ：的确。我得说，教育、职场之类的所谓“公领域”中，男女也依然不平等，女性晋升要难得多，常常需要拿出比男性更过硬的实力。而公领域的不平等，很多时候是植根于私领域的不平等——女性被默认认为要做家里事，所以雇主更大可能的不给 offer、不给升迁。

之前提到，现在的确出现了以父亲角色作为营销手段的广告、产品，比如某品牌的父爱酸奶。这个营销策略槽点简直多不胜数。首先，这个酸奶之所以这么取名，是因为它号称是由几个爸爸研发创造的。也就是说，“父爱”是通过父亲在工作中的角色实现的，而不是基于父亲对家庭生活、育儿日常的投入。按照这个逻辑，儿童服装大部分都是由工厂女工做的，为什么不叫母爱服装？

另外，我一直好奇，最后负责挑选、购买、甚至喂孩子吃酸奶的究竟是谁？很可能还是母亲。

《WSJ.》：你之前对于中国父亲的研究中提到，社会阶层、文化水平的高低会影响父亲的育儿参与，那么不同国别、文化背景，对于父亲参与育儿、参与家庭生活有所影响吗？

 李萱 ：文化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我也写过一些论文讨论这个，但其实我认为文化影响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大。一味强调“文化影响”，会让很多人把父亲疏于育儿这件事归结为国情、文化之类看起来“不可改变”的情况。

很多人认为外国没有“爸爸不带娃”这个问题。外国可太有这个问题了！全球范围之内，育儿工作的性别平等还远远没有达到。把问题简单归结于中国文化，会让人错误地以为“别人的文化先进，我们不行”；再被一些所谓“五千年不变”的迷思一糊弄，女性简直绝望，男性自己也有借口不改进了。

其实，爸爸不带娃显然不是什么写在文化基因里坚如磐石没法改变的东西：父亲育儿方面目前的人间标杆瑞典，也是从一塌糊涂的起点慢慢搞过来的。现实生活中，很多国家也都是一点点往前挪动，通过不断的出台政策去改，通过女性主义者的痛批去改，通过普通妇女的争取、普通男性的反思去改。这是全世界都在想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不是一个例外。

话说回来，国际媒体上对父亲的呈现，还是相对比较多样。《成长的烦恼》可能是七零后、八零后最初看到的“外国父亲”的样貌，代表着一种白人中产美国父亲的形象，在家庭生活中参与程度比较高，支持妻子搞事业，和孩子关系也比较亲密。最近的作品中，比如 Modern Family 这个美剧的主要角色，就包含了四种不同的父亲形象：传统的白人中产异性恋家庭；男性同志家庭；跨国婚姻、老夫少妻的家庭。也就是说，在所谓的主流之外，还关注到了不同性取向、不同世代的父亲的形象。这个剧里，也描绘了男性在做父亲过程中的主动性，表现了男性——哪怕是中老年——也会在面对孩子的吐槽或者是特殊的家庭形式时，努力摸索关于父亲角色的新路子。再比如，日本的电影《如父如子》，韩国的电视剧《请回答 1988》——也就是那句著名的“爸爸也是第一次当爸爸”的出处——都比较丰富多样地呈现了父亲角色的方方面面。这样来比较，我们在国内媒体中能看到的父亲形象还是单一了些。

《WSJ.》：那么在其他国家政策制度的变化当中，父亲本身的主动性是否有变得更强？

 李萱 ：有一些欧洲福利国家的家庭政策本身不是因为要推动性别平等，而是要推动劳工权益，为了让大家都能不必 996，都能过日子。当然，这个框架的后面也加入了性别的因素。

职场本身是比较限制男性参与育儿的一个因素，日本就是特别典型的例子。它有号称世界上最慷慨的父亲产假（注：日本有正式工作的父母无论男女，可享受最多长达 12 个月（一年）的带薪育儿假；新近推出的政策更提出，如果双方都休假，可以共享 14 个月假期，以此鼓励男性休育儿假；休假期间的工资达到平均收入的 60% 左右，是经合组织 (OECD) 成员国中最大方的。）。但吊诡的是，这么好的假没有几个人要去休（2018 年数据是只有约 6.2% 的新晋爸爸愿意享受这个待遇）！大家或许还是怕被社长骂，怕因为没有跟同事喝酒而被排挤。结果，产假就被架在那里，没有完全起到应该有的作用。

尽管如此，日本父亲休假的比例依然在逐年往上走，这是个好的趋势。这也说明，要先给父亲创造适当的条件，才能看到他们发挥自主性的空间。当然，保护劳动者的法律、职场文化的改进也得要同步进行。

《WSJ.》：在中国年轻一代父母育儿上有什么新的发现吗？你最近研究重点在哪儿？

 李萱 ：最近我和我的研究团队的工作依然在缓慢推进，但可以说，在年轻一代的父亲身上，还没有看到我希望的快速变化。这不是否认有些男性、有些家庭在做一些微小的、个体的努力。但是关于家庭生活的种种，例如作为父亲的角色要干什么、要怎么样跟妻子分工等等，中国男性整体还比较缺乏想象。

比如，我们在访谈上海家庭的过程中注意到，有些爸爸有非常好的意识，知道生育是一种选择，会和妻子一起积极准备迎接孩子到来。但在上海的新手爸爸群体中，也有不止一位男性，孩子很快要出生了，还根本不知道要准备什么，甚至不知道生孩子这件事需要准备；而母亲普遍都会积极找信息来看、加入家长群去问各种各样的事。

当然这种差异不是一天造成的。有结构性的原因：大部分公立医院产检丈夫是不能进去的。我理解大部分公立医院做不到一人一诊室有隐私的考虑。但这可能就会造成男性从一开始就没有参与，也没有体会到渐渐成为父亲的过程。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在于男性之间基于家庭关系的圈子就比较少：很多当妈的以娃为话题，马上就能够聊到一块去，然后开始分享各种资源。男人之间关于家庭、育儿的话题也是比较少的。比如你跟兄弟遇到，马上开始说最近你老婆好吗、孩子怎么样，会被人觉得有点怪怪的，甚至不太正常。因此，男性相比女性，育儿社交的空间比较少。很多男性不太知道怎么为自己建立这样一个空间，也不知道如何进入已有的、通常是有比较多女性的空间。

有一个榜样对男性而言也很重要：就像职场上要有女性职场榜样一样，男性也需要看到正面的榜样。家庭生活具体要怎么去参与，真的是看到一些活生生的榜样会比较有帮助。这个方面，国外的男性领导人、商界精英等，已经有一些开始有意识地在做，这一点国内还是非常缺乏。

《WSJ.》：是不是男性学者做家庭研究也比较少见？

 李萱 ：我的观察是，男性学者本身较少展示呈现他自己作为父亲的身份，当了父亲的学者也较少对自己的这个身份进行深入的审视和参与相关的公众沟通和科普。我比较期待，有社科训练的男性学者可以利用起自己的专业技能，搞点“父爱科普”—— 多分享自己的故事，特别是多反省自己的不足之处、展现自己改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