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年度现象|记录「科幻大年」:今年是否真的是中国科幻的新起点?

这里是 WSJ中文版 2024-01-23



多年以后回望 2023 年,人们想必会注意到科幻在其中所占的分量。


开年以来,伴随着电影《流浪地球 2》的热映、电视剧《三体》的热播,到其后仅 200 万投资的《宇宙探索编辑部》出人意表地发酵成为票房超 6000 万的现象级电影,宇宙、元宇宙、人工智能等话题持续走热,文学创作中的科幻题材在中国迎来“大爆发”,人们越来越多地谈论互联网对生命体验的影响,越来越多地思考科技高速发展对人的改变。


这一年,席卷全球的 ChatGPT 热度方兴未艾,马斯克又推出自己的首个人工智能产品 Grok。和 Metaverse(元宇宙)一样,Grok 这个名词来源于经典科幻小说。


这一年,世界科幻大会首次在中国的西南城市成都举办,这还是它诞生 80 余年来第二次来到亚洲城市(上一次是 2007 年在日本横滨)。


这一年,继刘慈欣、郝景芳于 2015 年、2016 年分别获得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奖之后,再次有中国作家——海漄凭借自己的小说创作捧得这一国际科幻写作最高荣誉的桂冠。


人们不禁要问,已然于上世纪落幕的欧美科幻黄金时代,是否在今日中国找到了复生的密码?





这个年末,WSJ. 中文版将陆续带来「年度现象」系列专题,以商业观察、长报道、文化访谈等形式切入,回顾 2023 年兼具代表性和话题性、消费体量和社交声量、产业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几大领域。这一年里都发生了什么?由谁发起、经过谁、向着什么方向发生?


本文是该系列的第一篇。





在成都举办的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上,刘慈欣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个:最高的人气自不用说,排队等他签名的读者队伍比其他所有作家的签售队伍加起来都长。最繁忙的行程,大大小小的两百多场活动中,起码有三分之一都能看到他匆忙的身影。最高级别的安保水平,无论走到哪,起码有三拨不同的工作人员跟着。


科幻大会虽已闭幕,围绕它的讨论依然在继续,韩松离开成都后发微博:“想到在科幻大会上,有人说,科幻产业就是刘慈欣产业。某种程度上,这可能是对的。”——这不只是中国科幻作家的看法,到成都参会的日本嘉宾返程后召开了一个线上世界科幻大会报告会,发出类似的感叹:“刘慈欣真是被当做神一样对待”。





然而,和其他所有领域一样,目光只聚焦在金字塔尖无异于一叶障目。对此,《科幻世界》主编拉兹化用《三体》中火鸡和农场主的理论打了一个比方:“一个火鸡群中,第一只火鸡下了三个蛋,因此就说火鸡群产业等于这只火鸡是不对的。”


从来没有哪一个作家或者哪一部作品和孙悟空一样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亦非无源之水、无根之萍。他们有自己的谱系。真要把中国科幻比作火鸡群,追根溯源起来,刘慈欣也并不是“第一只火鸡”。


中国科幻史上,第一波科幻创作者的“群星闪耀时”兴起于 1978 年那场“科学的春天”。20 世纪 80 年代,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成为风靡一时的青少年读物,童恩正的短篇小说《珊瑚岛上的死光》被作者亲手改编为剧本,拍出中国第一部科幻电影,卖座率高达 95%;同名科幻电影文学剧本同时也刊发在由童恩正推动创办起来的《科学文艺》杂志上,如大家所知,这本创刊于 1979 年的期刊后来改名《科幻世界》,成为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将中国科幻的星星之火播撒开去。


1999 年,刘慈欣在《科幻世界》发表了处女作《鲸歌》,同年年底,他受邀到成都参加笔会。多年以后,在第 81 届世界科幻大会现场,刘慈欣回忆起那年初到《科幻世界》报到的情形,仍能清晰回忆起当时在科协招待所遇到一对光鲜亮丽的时尚青年,“我认定他们就是科幻的作者,认定这样的人才是写科幻的人。”彼时的刘慈欣,虽然已有作品发表,但内心对于科幻创作者的身份并没有清晰的认知,只模糊觉得既然搞科幻的人着眼于宇宙、未来,大概应该是表里如一地前卫、时髦。直到第二天笔会召开,他才能意识到,写科幻的人虽然内心盛着遥远的星空,但大抵与自己一般无二地——“外表普通”。


从 1999 年的《科幻世界》笔会到 2023 年成都世界科幻大会召开,24 年间,作为科幻作家的刘慈欣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作为普通人的刘慈欣和大多数人一样经历着普通生活的喜乐烦忧:打工人的忙碌、工厂倒闭下岗的无奈、送孩子去研究生院报到的喜悦。刘慈欣提到自己送女儿去学校的经历,再次感慨于科幻作者大多数情况都是“向前看”,不善于怀旧。


这 24 年间,中国科幻也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当然是得益于现实世界中科技的飞速发展,如同 19 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催生出英法科幻大发展,涌现出凡尔纳、威尔斯这样的开山大师,又如 1970 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带动日本科幻的高速发展,涌现出日本科幻的“御三家”(小松左京、星新一、筒井康隆)。刘慈欣对此看得分外透彻:“中国科幻发展最大的机遇就是中国发展本身。”


以《流浪地球》为例。1999 年,因为《科幻世界》笔会要求与会者带上自己的新作到成都参加研讨,刘慈欣专门创作了一个短篇小说,叫《流浪地球》,发表于次年第 6 期《科幻世界》杂志。如果仅仅只有停留于纸面的故事,不足以解释改编自同名小说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和《流浪地球 2》的火爆——仅今年的《流浪地球 2》在中国大陆票房累计 40.29 亿元,全球票房 5.98 亿美元,还将代表中国大陆角逐第 96 届奥斯卡奖最佳国际影片。

2023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的主会场是扎哈·哈迪德建筑事务所设计的成都科幻馆,面积近 6 万平方米,状似星云,又如体量恢弘的宇宙飞行器,每个步入中庭的人,首先都会被约 9 米高的巨型模型吸引过去,它就是《流浪地球2》中的月面机器人机械狗“笨笨”。“笨笨”以外,影片中出现的大量服装、载具、道具由于科幻题材和剧本的特殊性都需要概念设计阶段的开发,据剧组介绍,《流浪地球》整个片子拍下来,要制作 10000 多件道具,其中一套宇航服要用 1100 多个零件,一个头盔的构造多达 14 层,仅靠手工模型工艺根本无法完成,必须用工业工艺。


科幻电影的制作,对影视工业化程度的要求最高,它可以检验和反映出一个国家电影工业相关技术的发展水平。《流浪地球》从 1999 年属于小众爱好的科幻小说,到 2023 年成为影响巨大的科幻大片,并不是什么点石成金的奇迹,它足以证明,同 19 世纪的英法、1970 年代的日本一样,中国科幻的飞速发展,同样受益于时代,受益于现代化进程日新月异的飞速发展。


如同《科幻世界》主编拉兹所说,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科幻早已不是“原创非少儿类出版领域”这么狭窄了,少儿科幻、引进图书、网络文学、科幻电影、科幻游戏、科幻漫画都已经蓬勃发展起来了,这些都是中国科幻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幻作者迟卉还记得,在二十年前的一场笔会上,她曾问过一同参会的刘慈欣最想创作什么样的作品。“他抽了一口烟,想了一会儿,说,他想创作一部流行作品,很普通,但是很畅销。他希望这部作品能够拓展有限的科幻市场,‘我想写金字塔最底下的那种书,让大家都来看,然后你们这些年轻人,就可以踩着我的作品往上走,写更好的作品。就不怕小众没有市场喽。’二十年后,刘慈欣老师做到了他坚定要做的事情。《三体》成了一本畅销书,其读者范围远远超过了科幻小说的读者范围。他为金字塔铺了一个坚实的底。


让迟卉们遗憾的是,时至今日,在所有圈外人眼中,塔底依然是塔尖式独树一帜的存在。难怪在世界科幻大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刘慈欣也表示,虽然中国科幻发展迅速,但还没到“黄金时代”,“当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展到最快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科幻‘黄金时代’到来的时候。”





2023 雨果奖颁发之后短短几天内,收录有《时空画师》的那一辑《银河边缘》豆瓣评分以一天 0.5 分的速度狂跌,丛书的其他几本都在 8 分上下,这一本却跌至 5.5 分。从打分时间来看,多数负面评论都在雨果奖颁布后涌入,质疑点大多集中于“初中物理水平”,换言之,海漄的《时空画师》被嫌弃不够“硬科幻”。


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出版过一本关于科幻小说与人类想象的著作《在其他的世界》,试图厘清“科幻小说”的内涵和外延,开宗明义地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科幻小说里一定要有真实的科学吗?

如果单单以“物理水平/科学知识占比率”来判定一篇小说是不是科幻,无论阿特伍德的《使女的故事》,还是世界上第一篇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甚至在世界科幻文学史上著名的《黑暗的左手》《基里尼亚加》《你一生的故事》……都很难被称为“科幻小说”。


回到阿特伍德《在其他的世界》中抛出的问题,谁规定科幻小说里一定要有真实的科学啦?今天的科幻作者们早已达成共识:科幻文学是文学样式的一种,不必非得经过严密的科学验证,更不用背负普及科学知识的重任。


33 岁的海漄对读者的质疑非常看得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有这些争议很正常,但没有太大的意义。科幻姓‘文’还是姓‘科’?软科幻还是硬科幻?都已经吵了多少年了。人类可能就是一个很喧嚣的物种,会不停陷入无意义的争吵。”


的确,翻看《中国科幻口述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恐怕就是“科”“文”之争。一部中国科幻发展史充斥着对于科幻姓“科”还是姓“文”的争执,这种争执一度上纲上线到阻碍科幻发展的程度:在上世纪 80 年代,正是因为国内主流论调非要把科幻文学狭隘理解成科普工具,不然就会被扣上宣扬伪科学的帽子,科幻的发展才举步维艰,不少发表平台被关、停、并、转,只剩下《科幻世界》这一根独苗,为中国科幻保留下最后一颗火种。


时代在发展,年轻一代科幻作者对这一点认识充分,很少再纠结于类似于“科”“文”/“硬”“软”之类“无意义的争吵”。


理工科出生的青年科幻写作者慕明曾明确表示:“小说呈现的不是具体的知识,呈现的是思想的过程。”


成都世界科幻大会上,韩松在评价慕明和双翅目的作品时,盛赞她们具有很强的社会风格,技术后面有很强的历史和社会认知,决不止步于“技术惊奇的画面”。事实上,比起狭义的“科幻小说”,慕明和双翅目更乐意把自己的作品归于更为广义的“推想小说”,即 speculative fiction,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世界科幻黄金时代的“三巨头”之一海因莱因提出来的,他擅长写社会类小说,注重思想实验,试图撇开科幻是“点子文学”的局限,去深入小说本身的结构性,认为科幻小说应该是从一个点子出发,然后生成一个认知有效的“可能世界”。


新晋雨果奖得主海漄的《时空画师》以宋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从故宫博物院里的神秘黑影写起,串联起历史与当下,从小人物的视角描摹出了千年前的一场朝野权力斗争。值得称许的是,年轻一代的科幻写作者如海漄,往往都有强烈的身份自觉意识,他们更注重从自身所归属的文化传统、所在地域、性别身份等独有的视角切入思考和写作。





宝树的《成都往事》将成都设置为故事背景,而在江波的《机器之门》系列以及七月的《群星》里,成都成了未来灾难降临之时拯救人类的基地。陈楸帆将《荒潮》写成潮汕风赛博朋克,富于人类学野心,大篇幅描述乡风民俗和潮汕美食形成乡土叙事,再加入社会学的环保政治思考和“幼态持续的人类文明对飞跃式进化的呼唤”。


慕明的首部作品集《宛转环》从中国古典文化中汲取营养,八个故事形成一个从上古到当代再到远未来的环形空间,以此进行世界构建和概念推演,对“被遮蔽的女性叙事”将于何时再次浮出水面等问题进行了多重可能性的探讨,以最终达到对“人”的本质的思辨。


在韩国科幻界风头正劲的青年女作家金草叶,这次也携自己的作品《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行》到成都参加了世界科幻大会,她说,自己主要写的是女性、“她力量”,但其实中国的女作家们早就对这一话题进行过深入写作,“我读到时大吃一惊,我的深度和广度是不如中国同行的。”金草叶谦虚地说。


如果说我们能从中国科幻创作先行者的作品中看出模仿(或者说向大师致敬)的痕迹,这种模仿和致敬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解读为边缘向中心的靠拢,而年轻一代科幻作者的作品让我们相信:写作者所在的任何地方都是宇宙的中心。


难怪《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将时间的跨度设置为起于真实的历史节点 1635 年,止于作家韩松的科幻小说《火星照耀美国——2066 年之西行漫记》中的 2066 年。《哈佛新编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末一篇《2066 火星照耀美国》的作者宋明炜说:“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当然也是因为韩松的《火星照耀美国》里标记了这个时间,但最重要的就是追求这种开放性,文学史的时间也应该是流动的,我认为科幻代表着中国文学的未来。”





世界科幻大会是粉丝们的嘉年华,也是从业者们的机会蓝海。国内知名科幻出版机构八光分文化的创始人杨枫,最早就是在十年前的圣安东尼奥世界科幻大会上结识了大师级科幻作家迈克·雷斯尼克一手创办的科幻 MOOK《银河边缘》,2017 年,杨枫惊喜地收到《银河边缘》编辑部来信,问是否还有意向进行版权合作,以中美双主编的形式合作这个科幻书系。


2019 年,迈克·雷斯尼克病重且无力负担高昂医疗费用的消息传到中国,无数的科幻迷自发为老爷子众筹、捐款,八光分文化的西夏千里迢迢为他送去了第一批共五辑《银河边缘》中文版。尽管老爷子最后依然不治身亡,然而,中美联合主编的《银河边缘》作为一段友谊的丰碑留存了下来,如今已经出版了 15 辑,获得 2023 雨果奖最佳短中篇小说的《时空画师》最早就是刊发于其上。


在不同的场合,韩松总爱说起,这辈子作为一个科幻爱好者真是太幸福了。“这个地球上 70 亿人,我能够跟这 70 亿中最有想象力的、脑海里永远琢磨着宇宙最尽头的人们一起聊天、吃饭,是修了多少世才修来的福分。”他也会设想,如果没有写科幻的话,“很可能我就是一个整天泡在酒局饭局里、吃完大家胡扯一通、然后打牌睡觉又开始第二天的人,一辈子就过去了,甚至更糟糕的是,加入到争名夺利的战争里去。”


在中国,科幻爱好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姚海军大概是最早意识到这一点的人。早在 1986 年,这位生活在东北林场的青年就组织了“中国科幻爱好者协会”,并且创办了协会的会刊《星云》——也许是中国科幻最早的粉丝杂志。姚海军至今保存着一些当时的会员入会档案,这个协会最早的会员包括后来著名的科幻作家王晋康、何夕、吴岩、星河、北星、赵海虹,漫画家阿恒、翻译家孙维梓、绿杨、顾备等等。


科幻爱好者之间有着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1997 年北京国际科幻大会召开之前,生活在偏僻林场的姚海军本来对出行的开支顾虑重重,但是科幻迷朋友们纷纷给他去信说:“一定要来参加这个盛会,如果你的工资不够路费,我们就捐款给你。”那次科幻大会结束时,告别北京的时候,韩松担心路途艰苦,硬是往他的衣兜里塞了一百块钱。


刘慈欣工作的娘子关发电厂即将因减排政策关停的时候,王晋康从家乡南阳给他打了一个电话,说:“实在不行你来南阳吧,南阳有一个很有名的电厂,如果你愿意过来,我尽量想办法来给你办调动。”刘慈欣虽然当时没有过去,事后给王晋康去信,真挚地感叹在科幻圈能体会到“在别处体会不到的真情”。


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科幻爱好者之间的交流几乎全靠邮寄。粉丝杂志是采用手刻蜡纸的方式,油印出来,寄送给全国各地的会员。姚海军就记得,当时香港漫画家阿恒隔一段时间会寄一包邮票给他,作为资助粉丝杂志《星云》的邮费。


时间进入 21 世纪,各大高校都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幻社团,粉丝杂志有了电子版,直接成本降低,更是做得精彩纷呈、有声有色起来。


2023 年雨果奖第一次来到中国颁发,拥有世界科幻大会提名和投票资格的中国科幻粉丝们备受鼓舞,可以想见投票有多么积极,以至于入围名单上“最佳粉丝杂志”一项就出现了两个中文杂志名字:《零重力报》和《中文科幻学术速递》。





最终脱颖而出获得本届雨果奖最佳粉丝杂志的,是中国科幻爱好者创办的《零重力报》,主编河流是湖北高校学子,用他自己的话说,“只是一个平平无奇身体有疾病每天骑自行车从宿舍到教室都很艰难的大学生”,然而,这位“平平无奇的大学生”完成了一件一点都不平平无奇的大项目:从 2021 年开始做中国高校科幻社团的历史考证,与全国80余所高校的科幻社团建立起联系,成立了“中国高校科幻联盟”,又一步步开始和英美高校的科幻协会、外国科幻作家建立起联系,打开国际高校科幻爱好者交流的大门。


像今天的大学生河流一样与国外科幻圈建立联系,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是难以想象的。当时,《科幻世界》首任社长杨潇独自去了意大利境内的国中之国圣马力诺参加国际科幻专业协会(WSF)年会,随身带了两本六十四开的小字典,一本《汉英简明词典》,一本《英汉简明词典》。关键时刻,这两本字典的收效甚微,幸而在那一届年会上遇到日本科幻作家柴野拓美的夫人柴野幸子在场,会议秘书李·伍德把一个个问题用英文写出来,柴野幸子将其翻译成和中文形似意近的日本汉字,再交由杨潇参照汉英和英汉词典作答。三个国家的三位女性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加上比划,完成了中国科幻与国际的首次接轨,为中国申请到 1991年 的国际科幻大会——世界科幻专业协会成都年会的举办权。


1990 年,WSF 需要重新投票选定 1991 年的年会举办地,WSF 的发起人之一布赖恩·奥尔迪斯郑重地表示:“政治争执只是一时的,东西方之间的对话和了解是长期的,人们之间的友谊是永恒的。”


以宇宙的尺度观之,科幻探讨的是全人类共同的命运,因此在分享对于科幻的喜爱时,最容易唤起人们内心对于“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世界”的实感,然后抛开分歧,诉诸永恒的友谊,如同卡尔·萨根在《暗淡蓝点》中那段著名的文字所言:


“你所爱的每一个人,你认识的每一个人,你听说过的每一个人,曾经存在过的每一个人,都在上面度过他们的一生。我们的欢乐与痛苦,数以千计自以为是的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学说,所有的猎人与强盗、英雄与懦夫、文明的缔造者与毁灭者、国王与农夫、年轻的情侣、母亲与父亲、满怀希望的孩子、发明家和探险家、德高望重的教师、腐败的政客、超级明星、最高领袖、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圣人与罪犯,都在这里——一粒悬浮在阳光中的微尘。”


继续滑动看下一个

年度现象|记录「科幻大年」:今年是否真的是中国科幻的新起点?

这里是 WSJ中文版
向上滑动看下一个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