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革性问责⑤｜在社群中对暴力问责时可注意的十个准则

本文约7500字，预计阅读时间19分钟。

—变革性问责系列文章—

本文前言：继本系列前几篇文章更多的讨论和呼吁了我们为什么需要社区问责之后，本文将更加具体的讨论具体如何实施，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角色可以发挥的作用，例如组建问责小组，施虐者的亲友可以承担的工作等等…事实上，每个人都可以是更加立体和复杂的，也是可以以多元的方式去参与进整个过程的。

本文选译自册子《革命从家里开始（The Revolution Starts at Home）》中的《承担风险：实施基层社区问责战略（taking risks: implementing grassroots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strategies）》一文，由社群反对强奸和虐待 (CARA) 的一群有色人种女性撰写：Alisa Bierria、Onion Carrillo、Eboni Colbert、Xandra Ibarra、Theryn Kigvamasud’Vashti 和 Shale Maulana，原文可点击文末的“阅读原文”查看（”能需要科学上网）。

本系列前言：我们听闻了身边许多朋友在边缘社群（女性、性多元社群等）中遭到的各种暴力，这些暴力大多没有得到妥善的问责，导致了相当糟糕的后果，甚至有伙伴从此离开了这个世界。另外我们也看到在一些社群中，对于暴力的处理采用了同样暴力的方式，从而滋生了更多的甚至是长期的欺凌与伤害。在边缘社群中，为什么我们需要变革性公义？如何实践？本系列会介绍国外的有色人种、酷儿等被边缘化的社群中的相关经验，在ta们现实处境被国家司法忽略的背景下，如何通过社群责任实现公义的一种变革性思想框架，希望提供给女性和性多元等边缘社群运营者、建设者乃至每一位伙伴作为参考。

性暴力通常被视为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只能由经过培训的专业人员（例如执法人员或医务人员）来解决。幸存者被认为是“受损的”，是无法修复的病态。侵略者[1]被视为“动物”，无法被救赎或改变。这些极端态度疏远了日常社区成员（幸存者和侵略者的朋友和家人），使其无法参与支持幸存者的关键过程，并追究侵略者对虐待行为的责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绝大多数幸存者向朋友和家人寻求支持、安全和问责策略选择。[2]

[1]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侵略者（aggressor）”一词来指代对它人实施性暴力行为（强奸、性骚扰、胁迫等）的人。我们使用“侵略者”一词并不是为了削弱强奸的严重性。在我们界定刑事系统之外的责任时，我们尽量不使用基于犯罪的词汇，例如“罪犯（perpetrator）”、“强奸犯（rapist）”或“性侵犯（sex predator）”。我们还在整篇文章中互换地使用指称。

[2]Golding, Jacqueline M., et al. “Social Support Sources Following Assault,”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17:92-107, January 1989. 该论文只是研究中的一个例子，该研究表明幸存者更有可能向朋友和家人寻求支持，而不是向警察或强奸危机中心寻求支持。Golding的研究显示，59% 的受访幸存者表示，ta们向朋友和亲戚透露了自己遭受的性侵犯，10.5% 的人向警方报告，1.9% 的人向强奸危机中心报告。有趣的是，戈尔丁的研究还断言，幸存者认为强奸危机中心最有帮助，而执法部门则最无帮助。她建议，由于朋友或亲戚是强奸受害者披露最频繁的联系人，因此应重点加强和支持这种非正式干预。 

社群反对强奸和虐待(CARA) 是西雅图的一个草根反强奸组织项目，它与社群内经历过性暴力的不同群体合作，以更好地了解性暴力和强奸文化的本质，培育社群价值观与强奸和虐待不一致，并制定基于社群的安全、支持和问责策略。我们使用一些通用指南作为每个基于社群的流程的骨架，与幸存者及其社群合作，确定ta们自己独特的目标、价值观和行动，为ta们独特的安全/责任模型增添内容。在下面的文章中，我们要讨论这些社群问责准则。

由于（不同社群的）社交网络在价值观、政治、文化和态度的基础上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发现拥有一刀切的社群问责模型并不是处理问责过程的现实或尊重方式。但是，我们还了解到，有一些重要的组织原则有助于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个相关人员的安全和正直——包括幸存者、侵略者和其它社群成员。问责制模型必须具有足够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很好地适应每个社群的独特性需求，同时还必须具有足够的纪律性，以将一些关键的指导方针纳入其战略框架。[3]

[3]借用哲学家康奈尔·韦斯特（Cornel West）的说法，我们可以将这种即兴创作和结构同时进行的方法称为“爵士乐方法（jazzy approach）”。就像爵士乐一样，社群问责流程可以包含许多不同的组成部分，允许解决性暴力问题的复杂性，同时也尊重稳定性和仔细规划的需要。而且，就像爵士乐一样，问责流程不是终点或有限的事物，而是一个不断被创造的有生命的事物。我们对社群责任的理解最终超越了简单地让施虐的社群成员对其行为负责的想法，还包括社区本身对支持允许性暴力的文化负责的愿景。后一种问责过程确实需要积极、持续地重新创建和重新确认一个重视每个人解放的社区。

以下列出了我们认为值得考虑的十项重要且有用的指南（CARA问责原则）：

1.承认所有相关人员的人性。

对侵略者侵犯它人，尤其是我们关心的人而感到愤怒是很自然的，甚至是健康的。然而，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立足于认识到每个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复杂性的价值观。鉴于特定社群的需求和价值观，对侵略者的问责过程可能是对抗性的，甚至是愤怒的，但它不应该是非人化的。

对侵略者的非人化加剧了对每个人的更大范围的压迫。例如，对罪犯的异化和非人化，通过提高另一个社群成员的“怪物性”，增加了社群成为不成比例的刑事司法压迫目标的脆弱性。对于边缘化社群（例如有色人种、残障者、穷人和酷儿）来说尤其如此，因为它们的“差异性”已经成为犯罪系统的目标。当我们社群中的一个人被认定为“怪物”时，这种身份通常会推广到社群中的每个人。由于内化压迫[4]，这种概括甚至可以由边缘化社群的其它成员进行。

[4]我们将“内化压迫（internalized oppression）”定义为一个属于边缘化和受压迫群体的人接受、促进和合理化某些负面信念的过程，包括自卑和感到缺乏对ta的群体甚至ta自己的价值。

此外，将侵略者非人化会破坏整个社群的问责过程。如果我们通过污名化罪犯将自己与罪犯分开，那么我们就看不到我们如何促成了允许暴力发生的条件。

2. 优先考虑幸存者的自决。

自决是在不受外界压力或胁迫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自由意志和自我指导做出决定的能力。当一个人受到性侵犯时，自决权会受到严重破坏。因此，幸存者的价值观和需求应该得到优先考虑、认可和尊重。

幸存者不应该被客观化或最小化为一个想法的象征，而不是一个真实的人。至关重要的是要考虑幸存者的愿景，即何时、为何、何地以及如何追究施虐者的责任。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幸存者必须有权选择领导和传达计划，参与较少的领导角色，或者根本不参与组织。幸存者还应该有机会确定谁将参与此过程。一些幸存者可能会发现让朋友或社群外的人帮助评估和促进与它们的社群一起进行的过程很有帮助。为了促进明确的共同责任，幸存者和社群还可以围绕ta们愿意扮演的角色协商和沟通界限和限制，并确保其它人按照明确的期望和目标履行ta们的角色。

3. 为幸存者和社群中的其它人确定安全和支持的同步计划。

安全是复杂的，远不止锁上门、在光线充足的地方行走以及携带武器或手机。请记住，“安全计划”要求我们继续批判性地思考我们的问责制过程将如何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考虑以下问题：当施虐者面对ta的虐待行为时，ta会如何反应？我们如何共同努力，使侵略者的应对策略不再机械化？请记住，一个人无法控制侵略者的暴力行为，但您可以控制如何准备和应对它。

当侵略者面对ta的行为时，暴力可能会升级。可能会发生报复、自杀、跟踪、威胁披露个人信息或威胁为您的工作、饮食、睡眠或只是保持您的生活隐私设置障碍的威胁。侵略者也可能使用恐吓来吓唬幸存者和其它人。ta们可能会利用阶级、种族、年龄或社会政治地位等特权来阻碍你的团体组织起来。在计划您的进攻时，组织者还必须准备实施防御，以防侵略者报复。

如果您的情况允许您这样做，组织者还可以提醒社群的其它成员您的计划，并让ta们为施虐者可能的反应做好准备。组织者还必须计划支持幸存者和ta们自己。问责过程很容易让我们分心，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有人遭到袭击并需要我们的情感支持。在任何一个人群中，很可能有不止一名性侵犯和/或家庭暴力幸存者。组织团体内的其它幸存者可能会在社群问责过程中被触发应激（trigger）。组织问责制不应该只是制定策略来解决侵略者的行为，还应该为社群建设和真正关心它人创造一个充满爱的空间。

组织者还应该尝试了解自己的应激（trigger）因素，并为自己制定支持计划。有时，有一个单独的朋友小组可以作为幸存者和组织者的支持系统是有帮助的。

4. 仔细考虑你的策略的潜在后果。

在执行任何计划之前，请始终确保您的团队已尝试预测您的策略的所有潜在结果。追究某人对虐待的责任是困难的，而且施虐者的潜在反应很多。例如，如果您选择使用媒体来宣传侵略者的行为，您可能会考虑幸存者和相关组织者的安全和隐私的后果。但是您还必须考虑媒体以不支持您的价值观的方式传播故事的可能性，或者故事可能会激怒您社群之外的另一个人，以至于ta决定以身体回应威胁施暴者，或者媒体有机会为施暴者提供一个论坛来证明虐待行为的正当性。这种“假设”问责策略的需要并不是要阻止这一过程，而是要确保组织者仔细计划可能的结果。您的第一个计划可能需要随时更改、修改和调整。你可能会发现，你要让这个人承担责任的时间比你预期的要长。由于围绕虐待，尤其是性暴力和家庭暴力的沉默，您的社群可能会出现分裂。您可能会觉得您正在进一步将幸存者和您自己与社群隔离开来。思考你处理进程的现实后果来让你社群中的某人负责。您的过程可能不会完全成功，也可能会成功。

5. 集体组织。

自己组织问责流程并非不可能，但要困难得多。一群人更有可能在批判性地思考战略方面做得更好，因为工作中有更多的观点和经验。如果超过一两个人可以分担工作并在情感上相互支持，组织者就不太可能很快筋疲力尽。当一群人团结一致地行动时，就很难成为反弹的目标。一群人可以让彼此负责，以忠于该群体的共同价值观。此外，集体组织促进了强大的社群建设，从而破坏了孤立并有助于防止未来的性暴力。

 6. 确保追责小组中的每个人都与ta们对性暴力的政治分析意见一致。

有时，为追究责任而组织起来的社群成员在工作时对“强奸”的定义不同，对“同意”或“可信度”等概念的理解不同，或者强奸是压迫的表现的相同假设。为了使该团体的进程可持续和成功，组织者必须集体了解什么是强奸，以及强奸在我们的文化中如何发挥作用。例如，如果施暴者及其支持者响应组织者追究责任的呼吁，要求幸存者证明ta确实受到了侵犯，否则ta们会认为ta是骗子，犯有诽谤罪，该怎么办？由于我们的法律结构基于“疑罪从无”的理念，以及普遍怀疑女性可信度的强奸文化，因此将举证责任放在幸存者身上是一种常见的策略。[5]如果该团体如果对强奸有女权主义的、政治化的理解，当ta们断言暴力侵害女性时，ta们可能会预见到这一举动是抹黑女性的更大文化现象的一部分。

[5]我们并不是简单地暗示“疑罪从无”的原则应该被完全抛弃。然而，我们也认识到，在制度性种族主义和压迫根深蒂固的犯罪体系中，这一特定目标实际上经常被忽视。我们的目标是创造独立于基于刑事司法的问责方法的价值观，包括从这些想法如何实际影响受压迫人民的角度批判性地思考“疑罪从无”等想法。

这一过程促使人们将强奸视为一个政治问题，并对性暴力进行政治分析。对性暴力的共同政治分析为人们将强奸时刻与发生强奸的更大文化联系起来打开了大门。对强奸文化的意识使我们做好了组织超越个人侵略者责任的需要。我们还意识到，我们必须组织起来，对那些使强奸文化永存的机构（如军队、监狱和媒体）进行问责和改造。

最后，当侵略者是进步的活动家时，对强奸文化的严格分析可以与该人自身的政治利益相关联。对强奸文化的政治分析可以成为将侵略者的暴力行为与一般的压迫机器甚至ta自己的政治议程联系起来的工具。分享这一分析也可能有助于从侵略者的激进社群获得支持，因为ta们将自己的政治工作理解为与废除强奸文化，当然还有强奸有关。

7. 在问责制方面，清楚具体地说明您的团队希望从侵略者那里得到什么。

当你的团队要求问责时，重要的是要确保“问责”不仅仅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概念，以至于团队中的人最终都不清楚。问责制是否意味着为侵略者提供咨询？认罪？公开道歉还是私下道歉？或者是特定的行为变化？以下是一些例子：你可以在我们的社群中组织活动，但你不能与年轻人单独相处。你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聚会，但不能喝酒。您可以参加我们的礼拜，但您必须每周与特定的一群人一起检查，以便ta们确定您在改正问题方面的进展情况。

确定该组织对侵略者的具体要求促使该组织对其自己的流程负责。我们很容易陷入永久的愤怒，希望侵略者普遍受苦，而不是基于确定侵略者要采取的具体步骤的计划过程。那么为何不？毕竟，我们谈论的是强奸，而愤怒是一种完全自然且良好的反应。然而，虽然我们应该故意留出空间来纪念愤怒，但对于问责过程的目的，重要的是要对侵略者需要采取的具体步骤有一个愿景，以便给ta一个赎回的机会。请记住，我们正在努力建立的社群不是一个人无论做什么改变，都要永远被贴上“怪物”烙印的社群，而是一个人有机会为ta所造成的损害提供恢复的社群。

8. 让侵略者知道你的分析和要求。

这个指导方针可能看起来很明显，但我们发现这一步经常被遗忘！出于多种原因，包括被问责过程的其它部分分心，侵略者在ta自己与组织者之间拉开距离，或者组织者因害怕遭到强烈反对而希望匿名，我们有时不会制定计划，将追究责任的具体步骤传达给侵略者。公开声称该人强奸了另一个人，坚持ta必须为该行为负责，并说服社群中的其ta人成为您的过程的盟友，这些都可能是问责计划的重要方面——但它们只是任何计划的开始。公开羞辱可能是一种对您的团队有意义的工具，但这并不是问责制过程的终点。侵略者可能会感到羞耻，但仍对ta的行为不负责任。组织者必须立足于自身集体力量的潜力，对自己的具体诉求以及自己有权提出要求这一事实充满信心，然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迫使施暴者完成ta们的要求。 

9. 考虑施暴者的朋友、家人和与ta关系密切的人的帮助。

在制定问责计划时，家人和朋友可能是不可或缺的。组织者可能会犹豫是否与侵略者的亲近人士接触；假设朋友和家人可能更有可能为侵略者辩护，以免有报道称ta做了如此可怕的事情。这是一个合理的假设——很难相信我们关心的人能够暴力剥削另一个人——但值得花时间看看你是否在侵略者的亲密社群中有盟友。ta们对施暴者有更高的信任度，如果ta从ta关心的人那里收到追究责任的要求，ta就更难拒绝追究，这加强了你们团体的统一战线，也许最有趣的是，它可能迫使施暴者社群批判性地反思可能支持人们侵犯ta人的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规范。例如，这可能是一个不容忍强奸，但喜欢厌恶女性的幽默或音乐或不支持女性领导的社群。让朋友和家人参与问责过程可能会鼓励ta们考虑自己在维持强奸文化中的角色。

此外，侵略者亲近人员的参与确保了问责计划的长期贯彻执行。例如，朋友可以与ta联系以确保ta正在参加咨询。此外，侵略者可能需要ta自己的支持系统。如果干预导致侵略者陷入深深的自杀抑郁症怎么办？组织者可能没有支持侵略者的愿望或耐心，ta们也不需要这样做。然而，施暴者的家人和朋友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支持施暴者采取必要的问责步骤，以一种对每个人都可持续的方式。

10.准备长期参与这个过程。

问责制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目标，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人们强奸的原因很复杂，改变行为需要时间。此外，想要保护侵略者的社群成员可能会减慢或阻碍组织工作。即使在侵略者采取了您的团队已经确定的必要步骤让ta承担责任之后，安排长期跟进以减少未来复发的机会也很重要。同时，对于组织者来说，将策略整合到ta们的工作中以使过程对ta们来说更具可持续性是很重要的。例如，最后一次大家一起出去玩，不谈论侵略者、强奸或强奸文化，只是玩得开心是什么时候？将庆祝和乐趣融入您的社群，这也是我们想要构建的世界的反映。此外，组织团体所做的改变不仅是特定侵略者的转变，而且是我们文化的转变。如果施暴者的朋友和家人贬低这个群体，这并不意味着这个群体做错了什么，这只是强奸文化更大问题的表现。致力于建立社群问责流程的每一组人都必须明白，ta们不是孤立地工作，而是与正在进行的广泛而丰富的全球解放运动一起工作。

这些原则只是用作复杂的立体问责流程框架的骨架。每个社群都有责任添加自己的独特功能，以使问责流程的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体。

鉴于解决社群中性暴力问题的强度，点名侵略者几乎必然会导致一些社群动荡和伤害。我们敦促组织社群问责制的人们为领导社群问责制过程所涉及的风险做好准备。这项工作将是艰巨而混乱的，但它也是至关重要的、非常自由的、有意义的，并且面向运动建设的工作。让社群参与这项工作有助于将人们重新联系起来，有可能加强我们的关系，并使我们的社群更有弹性，并为其它政治工作做好准备。社群问责制工作不是依靠机构来支持我们——如果机构做出回应，往往会做出压制性回应——社群问责制工作有助于我们在个人生活、社群生活和政治生活中发展一种解放的实践。只有当我们能够建立系统和实践来肯定我们以解放为基础的联系、支持、尊重、自决和正义的价值观时，革命运动的建设才会发生。社群责任工作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来改变我们的关系和社群，以反映这些解放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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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月、思邪排版：思邪

前言/配图：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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