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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热的天才、大众的哲学家——费希特传略

[德]君特·策勒著 密涅瓦Minerva 2022-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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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西方哲学史著作一般认为他是康德和黑格尔之间的过渡人物,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哲学思想不重要,只是康德、黑格尔、谢林的光芒太过闪耀,遮蔽了这位大众哲学家的熠熠星光。在18世纪的德国,费希特不仅著书立说、接过康德哲学的衣钵,还面向公众演讲,宣扬德国民族主义、捍卫言论自由,最终因为在反抗拿破仑的起义中感染伤寒去世。下文选自《阅读费希特》(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让我们一起回顾费希特短暂又战斗的一生。



一、学习和漫游时代(1774—1794)

 费希特出身于平凡之家。他的哲学起点也并不清楚。1762 年 5 月 19 日,他出生于当时的萨克森选帝侯国的上劳齐茨的拉梅诺,他是一个家庭式手工制作之家里十个孩子中的第一个,只是通过偶然的机会受到贵族的资助,得以接受更高的教育。普夫尔塔乡村学校(普夫尔塔学校)的生活给他的青少年时代打上了烙印,在他之前的克洛普斯托克、在他之后的尼采都在这所学校接受了以古典语言为重点的高级中学教育。1780 年,他十分贫穷地进入耶拿大学,过了几年转到莱比锡学习新教神学,但未能毕业;1788 年,他在苏黎世开始了一项为期两年的家庭教师工作。回到莱比锡之后,费希特经历了他早年精神上的颠覆性体验——偶然接触到康德哲学,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向他展示了不同于自然秩序的、道德担责的自由的精神世界。通过接下来自学《纯粹理性批判》(1781 、1787)和《判断力批判》(1790),费希特成功地将一种确信——对所有事件被自然法则决定的、智性论证的确信——与另一种确定性——对人类行动之自由的、人格性的和受情感推动的确定性——协调起来。


在华沙获取教职的希望很快落空之后,费希特于 1791年从华沙前往哥尼斯堡拜访康德。康德并没有给予费希特他所请求的经济上的资助,而是帮他出版了《对一切启示的批判》(1792 、1793),这本书是费希特在当地以很快的速度完成的处女作。这本书最开始是匿名发表的,起初被误认为是康德的作品,在康德澄清了其中的关系之后,这位一直完全默默无闻的作者一举成名,并被提升到经康德授权的继承者的位置上。

 

二、在耶拿当教授(1794—1799)
 
 费希特又回到苏黎世,其间他与他的未婚妻约翰娜·拉恩(Johanna Rahn)——克洛普斯托克(Klopstock)的一个外甥女——结婚,并以对法国大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批判态度和后康德哲学大众传播的发展阶段而闻名(《向欧洲各国君主索回他们迄今压制的思想自由》,匿名 ,1793;《纠正公众对于法国革命的评论》,匿名, 1793—1794;《评〈埃奈西德穆〉》,1794),几个月后他获得了当时是康德哲学研究重镇的耶拿大学的一个教授职位,并于 1794 年夏季学期入职,此事获得了公众极大的关注。

 在接下来的四年中,除了在耶拿极受关注和极具影响的教学活动之外,费希特同时也迅速地一本接一本出版了一系列互相关联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之中,费希特不仅着手于对其体系性地把握的哲学进行纲领性和方法性的奠基,而且也对这种哲学进行了诸多阶段性的构造。通过一个新造词“知识学”,费希特将他对哲学的认识论要求——为所有其他科学建构基础性的科学和元科学——表达出来。他首先提供了一部纲领性著作(《论知识学的概念》,1794),接着给出了对狭义知识学的诸多展示中的第一版(《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1795),同时还有一个局部性的增补(《与理论能力相关的知识学的特点概要》,1795),随后给出了应用知识学的双重形态——法学和伦理学(《自然法权基础》,1796—1797;《伦理学体系》,1798)。

 费希特的创新性哲思——也表现在按照自己的手稿而非已有的工具书做学术演讲上——激起了公众热烈的反响。费希特的名誉在短时间内就超过了逐渐老去的康德。通过他在耶拿的教书和出版工作,费希特成为了德国观念论的基本形态,这一形态很快会由年轻的谢林、接着也由早期的黑格尔一同塑造,而这一形态对于荷尔德林(H.lderlin)和哈登伯格—诺瓦利斯(Hardenberg-Novalis)而言也是独特的思性与诗性努力的决定性基准点。费希特最终晋升为以奥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兄弟为中心的耶拿浪漫派圈子的精神领袖。

三、所谓的无神论之争(1798—1799)
 
费希特在耶拿的岁月也充满了大学中的论战、文化上的抗争和学术上的辩论。他与学生秘密社团发生争执,通过周日举行与礼拜相冲突的活动对本地教会当局进行挑衅,对将康德的先验哲学发展成知识学理论的友好批判报以猛烈和嘲讽的回复。最具轰动性的是,费希特在由他共同编辑的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宗教哲学的文章,在其中费希特将上帝概念缩减为道德化世界秩序的典范(《论我们对上帝统治世界之信仰的根据》,1798)。在随后出现的教会事件和国家政治事件中,费希特因极端的言论和要求——他批评教会方面的无神论,并要求官方公开的赔罪——而导致被解聘教职,解聘使他变成了没钱的家庭主男,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必须通过大学之外的教学和写作获得微薄的收入。

 使费希特倍受打击的是,包括康德在内的当时的精神领袖都公开或私人地与他和他的无神论保持距离。围绕所谓的无神论之争,费希特撰写了辩护性文章(《向公众呼吁》,1799;《法律辩护书》,1799)。1799 年,他迁往柏林并完成了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用一种以同时代的宗教见解可以接受的形式通俗地展现知识学的基本立场(《人的使命》,1800)。柏林年代的初期,费希特还从其法学、政治学思想中发展出一部合并了民众财产和国家经济的经济理论著作(《封闭的商业国》,1800)。之后不久他对知识学的基本特征以教导性的形式做了整理和特意地简化(《就最新哲学的真正本质向广大读者所作的明如白昼的报道》,1801)。
 
四、没有学术职位的教师(1799—1809)
 
 从图宾根的行省选帝侯国大学城到直至 1809 年还没有自己的大学的普鲁士王国首府,费希特从那种从讲座报告中发展出其最好作品的学术教师,变成了私人化的学者,他不时为来自社会高级阶层的有教养的听众——从神职和公民教育方面的国家公职人员到本地的贵族——作学术的和通俗的系列讲座。

 由于意识到公众对自己所发表的哲学有着广为流传的误解,尤其是将其宗教理论误解为无神论,费希特对自己的公开出现做了两个影响重大的改变。从此以后他彻底放弃著书出版他的学术论著,并通过口头报告每次都赋予其哲学的学术呈现以一种新的、或改变过的外在形态。由此,中年和晚年的费希特虽然捍卫了他的核心哲学,防止其被错误或者简化理解,但同样也将使得他的哲学仅被由听众组成的狭小圈子所熟知,只通过少数还保留下来的、以通俗形式写就的出版物才使他获得更多的读者。

 因此,在同时代人看来,1800 年之后费希特在学术上就沉寂了,仅仅活跃和出现在通俗学术和伪学术当中。谢林和黑格尔因此毫不费力地就把费希特从后康德哲学的领导位置中排挤出去,并将他之后所发展的耶拿知识学描述为在那个时期历史性地和事实上已被他们自己原创性贡献和哲学性进展所超越了的准备阶段。相反,对于费希特后世的读者而言——直到 19 世纪中叶和过去 60 年的编辑工作才使得我们得以了解他对知识学二十多年的继续发展的整体规模——他是有系统性哲学旨向的问题思考者,他孜孜不倦地将他为所有知识作原则性论证的中心愿望——在由行动引导的知识的影响之下——在常新的开端中独创性和试验性地展示和实施出来。

 在费希特耶拿教学活动的后半段时间里,他对知识学的展示已发生了彻底变化(《知识学新阐述》,1796—1799),这种新的展示他自己只出版了其中一部分(《对知识学的一种新型呈现的尝试》,1797—1798),但它却在众多的学生笔记中得以保存。此后,从 1800 年起的还剩下的十四年生命岁月中,他每年都展示知识学的一种新的、不同地建构了的呈现。1800 年一个中断了的开端和 1801—1802 年一个封闭性的展示为 1804 和 1805 两年中所创作的对知识学的四种展示的意义重大的对列作了集中准备,其中 1804 年的第二场报告作为思辨的顶峰之作极为突出。

 除了关于知识学的系列著作,从 1804 年到 1806 年,中年费希特对哲学史、宗教哲学和教育哲学作了一次由多个部分组成的通俗讲课系列,1806 年费希特还将这些讲课出版发行(《现时代的根本特点》,1804—1805;《关于学者的本质》,1805;《至乐生活指南》1806)。

 1805年夏季学期,费希特在当时属于普鲁士的埃尔兰根大学进行了短期和一次性的教学。1807 年冬天,他在哥尼斯堡大学作了关于知识学的报告。在耶拿和奥尔斯泰特两场抗击拿破仑的战役(1806)中普鲁士遭受了灾难性的失败,费希特随后来到法占区柏林,1807—1808 年冬天费希特对他过去的历史哲学授课进行了现实化的发展——作了十四次鼓动性的报告(“演讲”),这些演讲论述了民众世界和国家世界的历史和现在,特别考虑了在一种后拿破仑时代由内在和外在政治上都享有自由的诸民族所组成的欧洲中德意志人的处境——居于当前的政治失势、传统文化和精神特殊性和潜在的领导职能之间作用之间(《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18071808)。
 
五、柏林的教授(1809—1814)
 
 由于之前数年在哲学和出版上耗尽了精神和体力,费希特直至 1809—1810 年才又开始重新积蓄哲学活动的力量,这次是在柏林新建立的大学,在这所大学的准备阶段他贡献了一篇高校政治改革的文字(《推导演绎在柏林建立一所高等教育机构的方案》,1817)并担任了校长一职——他也是首位被选出的校长——直至被迫辞职。辞职源起于一场关于虐待犹太学生的争论,他试图反对学生和教授方面的攻击为这个学生辩护。

 作为柏林的教授,费希特继续不断地、并总是一再将知识学的不同版本——正如之前在耶拿就已经做了的——在预备着的和接下来的演讲系列中整合在一起,这些不同版本——部分是片段式的——出自 1810 年、1811 年、1812年、1813 年和 1814 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下面这些:《哲学指南》(1809)、《论一般哲学的研究》(1812)、《知识学导论》(1813)、《意识的事实》(1810—1811)、《意识的事实》(1813)、《关于学者使命的讲座》(1811)、《论逻辑与现实哲学的关系》(1812)、《论逻辑与哲学自身的关系》(1812—1813)、《法学》(1812)、《伦理学》(1812)。费希特生命最后时期的两个文本使得其生命和影响的流传图景得以补充和完善:一本由三个部分组成的哲学日记(日记 I、日记 II、日记 III)——这使得对费希特实验性思想工作的具有吸引力的观察得以可能——和他晚期关于在古代、较近和当前历史中法律和道德的进步发展的政治—历史哲学讲演[《国家法,或者论原初国家与理性王国之间的关系》(1813),死后出版于 1820年]。

 从他在法国大革命环境下的精神开端、经过共和国式进行分析——对德意志政治的困厄、拿破仑的普遍王国以及在与拿破仑的争论中对马基雅维利的战略性回溯[《论马基雅维利》(1807)],直至以哲学的方式支持反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费希特的哲学思想是指向效用的,特别是指向公开的、政治性的效用。费希特是解放战争的间接牺牲品,他在反抗拿破仑的起义中因感染伤风去世。按照费希特对哲学的理解,严格的思辨不应该排除历史性的行动,而是调控、指引和激励后者。作为政治实践的哲学理论家费希特同时也是哲学理论的政治实践者——在这样一种实践,费希特将原则性的思考执行出来,且同时也总是考虑给定的历史性关系。

 两百年后,人们对费希特哲学实践和实践哲学的目的设定和手段选择可能提出的所有质疑——特别是在他将自由理解得太片面或太狭隘的地方,以及为理性太快地牺牲掉自由的地方,费希特的精神性显现因其打上了哲学烙印的、具有政治性旨向的思想家的基本特征而散发着魅力,他作为这样一种思想家既登临讲台也雄辩论敌,既懂得使用有说服力的言辞也能运用深刻的概念。


特别推荐


书名:阅读费希特

作者:[德]君特·策勒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9.9

ISBN:9787208159433

定价:38.00元


      本书的定位是引导读者进入费希特的哲学世界。与一些针对单一著作的介绍性读物不同,本书概述式地展示了费希特完整的哲学著作:不仅包括了其哲学的基础文献,也包括了它的展开说明;不仅包括了其严格的科学性的呈现方式,也包括了其流行化的展示方式;不仅包括费希特早期的哲学体系,而且包括了其成熟时期和进一步的发展。
       本书以一种自由的形式描绘出一幅关于费希特哲学之方式、范围和要求的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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