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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总是不自觉地查看微信朋友圈、更换能用但不新潮的智能手机，抑或尽管任务繁忙仍不自觉地翻看门户网站？……如果以上回答都是肯定的，那么你肯定处于哈特穆特·罗萨所说的新异化状态中了。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异化？请阅读下文，让我们看看哈特穆特·罗萨怎么说。[下文节选自《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德] 哈特穆特·罗萨 著 郑作彧 译
众所周知，对青年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造成了五种异化，亦即与自身行动（劳动）的异化，与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物）的异化，与自然的异化，与他人（社会世界）的异化，以及最后与自己的异化。而这一节我想提出一些部分跟马克思的说法一样，但部分又不一样的论点。加速是如何造成异化的？让我们来逐一检视。 我已指出，我之所以提到异化，是因为想运用它核心概念当中关于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意涵。异化指出了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一种深层的、结构性的扭曲，亦即一种主体处于、“坐落”于世界当中的方式遭到了扭曲。因为人类必然是一种身体性的存在，所以人类会觉得世界是一种空间性的扩展，自己也坐落在世界空间当中。然而，就像维希留（Virilio）和其他学者所注意到的，在数字化的“全球化”时代当中，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之间越来越脱节了。那些与我们有着亲密的社会关系的人，不必然在物理距离方面也离我们很近，反之亦然。同样的，社会相关性也与空间邻近性脱节开来。因此，对于许多，甚至是大多的社会过程来说，空间的位置或环境已经不再重要或不再是决定性的了。就像吉登斯所说（Giddens），时间和空间已经“脱嵌”了。 这一切并不必然会造成“空间异化”，但会让空间异化得以可能。所谓的“家乡”的概念，就是意指我们对一个空间世界有一种很亲密的感觉，即便这个空间当中某些部分我们并不需要或用不到。然而，这些亲密和熟悉的形式，是需要花费时间才能建立起来的。如果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居，是无法对一个地理空间产生亲密与熟悉的感觉的。人们新迁居一地后，当然慢慢会知道，超市、生活用品店、学校、办公室、健身房在哪里，但这些场所就是马克·乌捷（Marc Augé）的“非地点”概念意义下的“沉默的”空间。这些空间没有故事，没有回忆，没有交织着自己的认同感。社会加速造就了大量的流动性和从物理空间的脱节，但这也推动了我们物理环境或物质环境的异化。 承接上述，我们的主题就转到物的范畴了。物界（Dingwelt）至少包含了两种物体类型：我们生产出来的物，以及我们所消费的物。人类在最低限度上都会跟一些物体会有亲密的关系，这些物体也是构成人类的要素之一。也即我们在劳动与生活时所用到的物，某种程度上构成了我们的身份认同。然而我想指出，我们与物界的关系会随着更替速度而改变。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袜子、车子、手提收音机保留个几十年，或至少一年……再不然换个假设，如果我们把袜子、车子、手提收音机，甚至是计算机和手机，一直用到坏掉或实在耗损到无法再用为止，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部分（几乎可以说）已经变成这些物品了；或是相反，觉得这些物品已经变成我们自己的一部分了。我们修了十次的汽车、缝补了十次的袜子，都已经跟我们融为一体了，被我们内化到我们自己当中了。我们吸收了这些物，在所有的感官面向上感觉着这些物。它们也标志着我们的个人特质。它们变成我们日常体验、身份认同、生命史的一部分。以此而言，自我是会扩展进物界的，而且物也会变成自我的栖居之处。用泰勒的话来说（Taylor），自我是“多孔的”。丢掉了这些物，也就等于改变了自己的特质。 在加速社会当中，物都不再被修理了。因为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增加生产的速度，但维持和修理这些物的速度却提升得很慢，甚至完全没有加速，这使得修理一样东西往往比直接买新的更昂贵。再说，许多产品，尤其是科技性的物品，越来越复杂，使得我们也没有实际的能力自己去修理它。最后，社会变迁的速度不断增加，物品的“道德消费”已经远远胜过物品的物理消费。我们越来越会在车子、计算机、衣服、手机在物理方面根本还没有坏掉时就丢掉、替换它们。而一双穿了两三次的袜子，一辆仅仅换过一次轮胎的车子，一部我们可能连时间都没有设定好的手机，显然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一部分。这些物与自己是“相异”的。这不必然在本质上会造成异化。但如果这成为我们与物界产生关系的主要方式，甚至是唯一方式时，就会造成一种异化形式了。 于是，事情变得更复杂了，我面对这些物时却变得更笨；事实上，我已经失去我的文化知识和实践知识了，因为既有的经验在越来越快的创新之下会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这让我们与物之间产生了异化，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正确操作这些物，并且因此感觉非常糟糕，觉得不会用这些东西是自己的错。这些东西很好、很聪明，我们面对这些东西时则反而像笨蛋一样。 当然，晚期现代的主体会试着另外使用一些限量的、昂贵的、可以用很久的东西，像是高级花瓶、钢琴、大型望远镜等东西，来抚平、补偿自己恼人的与物异化的感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物之间的关系当中所殷殷期盼的“多孔性”并不会得到满足，而是相反的，面对物时，罪恶感与糟糕感指数会不断增长。这些东西实在好贵，但我们没有时间精力好好使用它们。于是，我们生活、移动和工作时所处的和所使用的周遭物品，依然持续与我们相异化。 这也难怪，我们也开始感觉到与我们自己的行动相异化了。如果与感到异化相反的是感觉像在某个特定的地方、跟某些人“宛若在家”般做某些事，那么晚期现代的主体可能不再觉得做某些事时像在家一般了。这里，异化的产生来自两个原因，第一是关于我们刚才讨论过的与科技产品和科技工具之间的异化。在现代生活当中，我们一直必须使用各种设备和工具，以此去解决任务。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去学着，也从来没有真正学会如何理解它们。因此，甚至当我用我新的笔记本在写这本书时，计算机也发生了一些怪事。光标突然变了个样子，跳来跳去，让我感到莫名其妙。这让我觉得，即便是我在做一些少数觉得“非常的自我”的事，比如在写书的时候，竟也感觉到异化了。 一般来说，这里异化的出现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好好了解我们所用的东西、所做的事。每一份物品使用说明书、所需签署的合约（尤其在网络上的）、每份药单，上面都会说“请先详细阅读以下信息”，但是当然我们根本从来不会先（一字一句完整）读完说明书、合约的商务声明或是医药信息。所以，信息过载也是让我们在晚期现代感到异化（不论我们是不是在用这个词汇描绘我们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想想日常在办公室或在家的情况。我们因为一些（出发点是好的）意图，启动了一台计算机想做一些我们觉得很有用、很重要且明确想做的事。比如，我今天打开计算机，因为我想写一本关于新异化诞生的书。不过，我开始写之前快速浏览了一下我常造访的网页。看一下CNN，看看德国足球甲级联赛的比赛结果，看一下前卫摇滚的头条新闻。但很难说我是不是真的想以这种方式看这些网页。无论如何我有一种很奇怪的不满意的感觉，而且每跳到另一个网页时这种不满意的感觉就更浓厚了。因为我实际上都没有把这些网页文章好好从头到尾阅读完。当然有人会说这是我自己个人的问题，是我自己心志不坚，跟社会结构的异化没有关系。但我会反驳说，这种异化的、糟糕的感觉，是成千上万的网络用户都会有的心态，不能简化成个人的心志不坚的问题。 然而，这种“无法专心”做“真正想做的事”，或是干脆直接打消了做“真正想做的事”的念头的情况，不只牵涉与科技相关的活动。在大部分的工作领域当中，许多人（包括老板）都会抱怨他们实际花在“核心业务”上的时间不断减少了。老师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医生和看护花在病患身上的时间、科学家花在研究上的时间等等，都越来越不够用。终归来说，他们会抱怨说没办法真的“去做”那些“真的想做的事”，就像我在本书第一章当中提到的，这是因为生活当中各个领域的“要事清单”年年增长。“必须这样做”的修辞非常清楚地彰显了异化的感觉。这几乎就是上述所定义的异化的一个典型例子：人们自愿去做他们不“真的”想做的事。 众所周知，我们可以客观地测量钟表时间，但时间体验、“内在的时间流逝”却是难以捉摸的主观现象。人们可能会觉得半小时非常短，但也可能感觉非常久，这完全由我们所身处的情况和参与的活动而定。如果人们做一件自己很喜欢做的事，并且体验到非常多样且令人兴奋的印象，那么时间通常会流逝得非常快。但当我们在一天结束时回想这一天，反而会觉得这一天过得特别久。比如，假想一趟从柏林到蔚蓝海岸的旅行。可能一早就起床，先搭乘飞机飞往慕尼黑，在慕尼黑来一趟短暂的城市观光，再花一点时间到阿尔卑斯山逛逛，然后傍晚到了地中海岸边看着海景喝着咖啡。等到晚上要睡觉的时候，会觉得这一天过得好充实，好像已经过了两三天似的。因此，在体验中快速流逝的（短暂的）时间，在记忆中会转变成延伸开来的（久的）时间。但反之亦然。试想，假如在某个车站或办公处，很无聊地等候了一整天，然后可能又因为塞车所以再多花了很多枯等时间。当然，在干等时，会觉得简直度日如年：也许墙上时钟显示只过了十分钟，你却会觉得好像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似的。时间过得好慢。然而在最后上床之前，却会觉得好像才离早上起床没多久似的。这一天，神奇地好像“从未出现”一样，就这样过完了。体验到的时间过得缓慢、长久，在记忆里却会变得非常短暂易逝。 到目前为止这没什么问题，这既不是什么新的现象或研究结果，也并不是什么糟糕讨厌的事。但接下来的事就精彩了。在我们晚期现代的数字媒介世界，出现了一种新的时间体验形式，跟“经典的”那种“体验短/记忆久”或是“体验久/记忆短”的时间体验和时间记忆模式完全背道而驰，变成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时间模式。假想一下，现在刚下班回到家，然后拿起电视遥控器要来看一下电视。接着很可能花了几个小时在转台，或是看了一出精彩刺激的悬疑推理剧。当剧情演到杀手就站在路口时，会觉得心跳加速、刺激紧张。观看结束时，你会觉得刚才观赏的时间一下就过完了，就像上述提到的旅行例子一样。但是，当关掉电视机后，情况跟刚刚提到的旅行例子就不一样了，因为看完电视后，时间在记忆当中并没有变长，而是莫名其妙、几乎毫无痕迹地“咻”地就不见了。一天结束、上床睡觉时，通常看电视的时段不会在所记得的时间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就像“体验久/记忆短”的模式。可是，如果一整天都在看电视，那么到晚上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好像才刚起床一样。这时候就出现了“体验短/记忆也短”的模式了。时间在体验当中一下就流逝了，可是在记忆当中也缩水了。 如果这种情况只出现在看电视的时候，那么其实也没什么特别值得一提之处。我们已经知道，电视会对观众产生一些特别的效果。但我想说的是，“体验短/记忆也短”模式在晚期现代的生活世界变得相当普遍。这种经验，比如在上网、玩（某些）计算机游戏时，也都同样会出现。让我们来想一下，这种时间的体验倒置的原因会是什么。我相信，看电视和旅行之间的差异有两个层面。第一，我们是全心全意投入到旅行当中，对任何方面来说旅行都是一种全身心的体验。相反的，看电视是“去感官化”的。我们很难把头转开，紧紧盯着范围很小的屏幕，没有使用其他像是皮肤和鼻子等感官知觉。第二，我们沉浸于其中的电视节目（或计算机游戏）是去背景化的。它们跟我们是什么或我们是谁一点关系都没有，跟我们感觉如何、余生怎样，也没有关系。它们跟我们的内在状态或体验没有有意义的“共鸣”。因此，在这些活动当中，我们的行动或体验都只是“孤立的片段”。这些片段没有在我们脑袋里留下任何“记忆痕迹”。它们对我们过去的体验没有增加任何东西，我们倾向于（而且我们也的确可以）马上就忘了它们。事实上，这种抹除（或是不留下）记忆痕迹的趋势，在加速社会当中是很有用的，因为在加速社会当中，大部分的经验很快就会过时而无用了，人们总是要准备去面对无法预想到的新事物。但是（深层）记忆痕迹的在场或缺席，似乎决定了所记得的时间是久还是短。 如果第二种去背景化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很好的理由去推断一种晚期现代时间体验的体验短/记忆也短模式的普遍趋势。人们越来越常参与一些非常断裂孤立的活动或脉络。我们可能会去健身中心，然后去主题公园，再去餐厅和电影院、动物园，参加研讨会、商务会议，去一趟超市，等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造成了孤立的行动和体验片段，无法整合地或有意义地将彼此联结在一起。最后，人们几乎记不起来曾经到过哪里。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加速单纯而直接地导致了我们的世界关系的崩溃与腐坏。我们无法将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还有与我们交织在一起的商品）整合成一个完整的生活，所以我们与空间、时间、行动、体验、物品、产品之间的鸿沟越来越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与社会世界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问题，也就不令人惊讶了。格尔根很有说服力地指出，晚期现代社会中的人们会在很短的时间内（在乘车的时候，电话里，通过电子邮箱，在工作场合，等等）有很多的社会接触，使得人们完全“过度饱和”： 在面对面的社群当中，身边周遭的人的样貌是相对不变的。出生和死亡会带来改变，但是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更不用说城市或国家）的移动却是很困难的。今天社会关系的维持则完全相反。算一下，从家里、晨间电视新闻、车上广播、火车上同行乘客、地方新闻，一位通勤者会在一天的开头两个小时遇到许许多多不同的人（不论这些人是直接所见的，或是从影像上看到的），这可能是生活在社群里的先人要花一个月才会遇到的人的数量。 通过本世纪的科技，我们所参与的关系的数量和种类，关系接触的潜在频率，关系的表现强度，以及关系在时间上的持续性，全部都稳定地增加。当这种状况变得极端时，我们就全部都处于社会过度饱和的状态。 这会使得我们在结构上不太可能真的与彼此“有关系”，但还是可以在时间很短的情况下，有可能跟别人交换信息、进行事务合作。然而这种情况下，我们不会有兴致知道别人的人生故事或是人格问题。我们下班后去喝一杯吧！好，但是我们不会想要聊自己的人生故事，也不会想建立泰勒所谓的有实质共鸣的关系。因为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了。在快速变迁、快速相遇的世界当中，这是个问题。 然后，就我上述的论证来看，几乎不证自明的是，自我异化也许就会成为晚期现代加速社会当中不断逼近我们的危险。如果我们与时空、行动、体验、互动伙伴的关系都异化了，我们很难避免深度的自我异化。这是因为，就如泰勒和许多其他所谓的自由社群主义的辩论（以及再之前的辩论）当中很有说服力地提到的，自我的感觉与认同正是从行动、经验与关系，亦即自我们所处（以及让自己所处）的时空、社会世界和物界当中所形成的。所有我们所经历的行动时刻和体验时刻，所有我们的抉择，我们所认识的人，我们需要的物，都是我们对自己人生的可能描述、确立我们身份认同的素材。然而，若这些事物都无法好好地被吸收进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就无法确切形成我们自己的人生故事（这也难怪我们也越来越不想听别人的人生故事）。我们是谁、我们怎么感觉的，都有赖于我们在经历变动时所身处的背景，而我们却不再有能力将这些背景整合进我们自己的经验与行动。这也造成了埃伦博格所说的“自我的耗尽”，甚至是过劳或抑郁。如果我们的身份认同的形成与我们的立身处事、我们所关心的事有关，而我们却不知道什么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失去了稳定的、有方向的重要事物的先后顺序，那么我们的自我关系就会遭遇危险、受到干扰。与世界产生异化以及与自我产生异化不是两件不相干的事，而是同一件事的两个方面。当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鸣“安静下来”的时候，这种异化就出现了。
书名：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作者： [德] 哈特穆特·罗萨 著 郑作彧 译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月：2018.1ISBN:9787208149083定价：38.00元
你幸福吗？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然而说“我很忙碌”，却能赢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可以量化为数字的今天，人们似乎又过于忙碌了。为了房子、车子，年轻人不堪负累。在吐槽、自黑过后，你是否想过我们为何会如此忙碌？ 德国著名社会学家罗萨认为，正是不断强化的增长逻辑造成了科技进步、社会变迁、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尽管智能手机、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高科技产品不断推陈出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紧密地被捆绑到不断加速的社会化大生产当中，无法自拔，以至于人们与过往的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和社会不断地疏离与异化。在马克思异化理论的基础上，新的异化形式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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