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 | 权力的地理学（《权力的眼睛》严锋签名本限量上市）
欢迎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密涅瓦Minerva”。“密涅瓦”品牌书系着重于对人的本质及人生存世界的反思，提倡一种激情与理性交融，哲学与人文并重的阅读旨趣。联系邮箱：minerva2019@sina.com
权力的地理学
本文节选自《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修订译本）
识别下方二维码或点击“阅读原文”即可购买严锋签名本
编辑：在很大程度上，你的工作与我们对地理学和更普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和空间策略的探索有汇聚合流的地方，并为我们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我们所从事的地理学研究使我们遭遇你所使用的概念——知识(savoir)，权力，科学，话语形态，注视，知识型——你的考古学为我们的思考指出了一个方向。例如，你在《知识考古学》中提出了这样的命题，认为考察话语形态不应该从特定的对象、样式、既定概念或者不变的主题出发，而是应该从陈述系统的播撒形式来理解，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更清晰地构造地理话语的轮廓。这样说来，你对地理学一直保持沉默，确实令我们感到惊讶[如果我们没有记错的话，你只是在有关库维叶(Cuvier)的论文中提到它的存在，而且把它归入自然科学]。自相矛盾的是，如果你认真探讨地理学的话，我们又会感到吃惊，因为哲学家们除了康德和黑格尔以外，对地理学一无所知。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是应该责备地理学家们?从维多·德·拉·布拉契(Vidal de la Blache)以来，他们总是小心翼翼地躲藏在人类科学的掩蔽之下，不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科学史发生任何关系。也许我们应该责备那些哲学家，他们与一种界限不明、难以分类、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保持距离。在你的知识考古学中有地理学的一席之地吗?考古学不是对自然科学和人类科学之间的界线的再创造，并因此而隐去了地理学的位置吗?
福柯：首先我给你一个直截了当的经验性的回答；然后我们再看看能不能走得远一点。如果我开一张列着各种科学、知识和研究领域的单子，上面都是我应该提及但是却没有提及，是我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猎的，那么这个单子差不多会无限大。我没有讨论过生物化学和考古学。我甚至没有试图做过历史的考古学工作。对我来说，如果仅仅是因为某种学科很有意思，很重要，或者说它的历史具有一种示范的价值，就选择某种特定的学科，这不是一个好的办法。如果谁想做准确的、干净的、概念清晰的历史研究，这倒是个好主意。但如果你想从事具有政治上的意义、用途和效果的历史工作，那么只有当你的研究领域工作关系到某种斗争的时候才是有可能的。我最初是想研究精神病学的谱系，因为我有过在精神病院工作的实际经验，我对这个领域里的斗争、力量作用的轨迹、张力和撞击点相当了解。我的历史工作仅仅是作为这些冲突的功能来展开的。关键在于真实和战略上有效的话语的可能性，以及能够产生政治后果的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编辑：这一点与我将要表明的一种看法相关：如果在地理学上存在着撞击、张力和力量作用的轨迹，这只是在更深的层面上存在，因为地理学中缺少争论的话题。而对哲学家、认识论者和考古学家来说，他们最关心的是对流行的论争进行仲裁，或者从中得益。
福柯：确实，论争的重要性可以成为吸引人的因素。但我绝不是那种对科学的真理的话语指手画脚的哲学家。实证主义就是想对每一种科学制订法则。我不清楚在某些“新”马克思主义中有没有类似的渴望，他们说：“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科学，能够提供科学理论，并且在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划分界线。”我绝不愿意采纳这种裁判、法官的角色，因为照我看来，它与作为制度化的大学教育的哲学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进行某种分析，那不是因为我想仲裁某种争端，而是因为我被卷进了某些与医学、精神病学和刑罚体系相关的冲突。我从来没有打算写一部人类科学的一般的历史，也不打算对一般科学的可能性进行批判。《事物的秩序》的副标题不是“考古学”，而是“一种人类科学的考古学”。
你们与地理学直接相关，并面对着横穿整个学科的权力冲突，所以还是得由你们来与这些冲突进行对抗，并在此基础上建造斗争的工具。你们应该这样对我说：“你不关心这个问题，因为这不是你的特殊问题，而且你所知不多。”我会这样回答：“如果我在研究精神病学、惩罚体系或者自然历史的时候有一两个研究‘设备’或方法能对你们有用的话，我会很高兴。如果你感到需要改造我的工具，或者使用别的工具，那么告诉我那是些什么，因为可能对我也会有用。”
编辑：你经常引用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布罗代尔(Braudel)和勒·鲁瓦·拉迪里(Le Roy Ladurie)这样的历史学家，并在不同的地方对他们表示敬意。这些历史学家试图与地理学对话，想建立一种地理历史学，或者是人类地理学。你也许通过这些历史学家与地理学发生过联系。此外，在你对政治经济学和自然史的研究中也接触到地理学的边缘。你的工作似乎不断地同地理学擦肩而过，却没有专注地对它进行过考虑。这么说并不是要求你对地理学进行考古式的研究，甚至也并不意味着某种失望，只是一种惊讶而已。
福柯：我不想就事论事地作出回答，但是这里面还是体现出一种我们应该质疑的对本质的渴望，根据这种渴望，人们说：“如果你不谈论某事的话，肯定是因为受到了某些重要因素的阻碍，让我们揭开盖子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一个人不谈论某事，完全可以是因为他对此一无所知，而并不是因为那种知识藏在他的潜意识中而无法接近。你问地理学在知识考古学中是否有一席之地。我可以回答“是”，但是这样就要改变表述的方式。如果要替地理学找一个位置，那就必须假定知识考古学是一种无穷无尽、包罗万象的知识。我脑子里可没这么想过。知识考古学只是某些研究的模式而已。
至少从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总是与知识的问题缠绕在一起。这一点我们是无法逃避的。如果某人想成为哲学家，可是却不去问一下自己：“什么是知识”或者“什么是真理”，那他又算是哪门子的哲学家呢?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说自己不是一个哲学家，哪怕我关心真理。从尼采以来，真理的问题已经改变了。不再有“什么是通向真理的最确定的道路”这样的问题，而变成了“真理走过的艰难历程是什么”。这是尼采的问题，也是胡塞尔在《欧洲科学的危机》中的问题。科学作为对真理的约束、契约和对真理生产的仪式化的程序，千百年来已经横贯全部的欧洲社会，如今已经被普及为所有文明的普适的法则。这种“真理的意志”的历史是什么，它的后果如何?它与权力的关系如何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沿着这条线索问下去，那么它的方法就可以适用于地理学；确实，它也应该用于地理学，但是我们也可以对药物学、微生物学、人口统计学进行同样的处理，还有更多的学科。确切地说，在考古学中并没有地理学的“位置”，但是可以从事“某种”地理知识的考古学。
编辑：如果在你的探索和发掘领域中地理学是不可见的和不被掌握的，这可能是由于历史的或考古学的研究赋予时间的因素以特权地位。因此，我们在你的著作中发现对历史分期的严格的重视，而你对空间分割的界线却是模糊的和不确定的，两者构成鲜明的对照。你参照的领域常常轮流表现为基督教文化、西方社会、北欧和法国，但是却不对这些参照的空间的有效性和范围进行精确的把握和界定。你说过：“每一种分期都是对历史上某一层面的事件的划分，反过来，每一层面的事件需要自己特定的分期，因为根据对不同层面的分期的选择，不同层面的事件就可以得到揭示。这就给我们带来了有关非连续性的复杂的方法学。”那么，也有可能和必要构想一种有关空间和空间划分尺度的方法学。你赋予时间的因素以不言而喻的特权，却使空间的分界显得模糊和飘忽不定，其不确定的性质与你划定时间单位、时期和时代时的小心翼翼形成鲜明的对照。
福柯：我们这里探讨的是方法，但是也牵涉到对资料的把握，就是说涉及涵盖全部时空领域的可能性问题。无论如何，在《规训与惩罚》中，我完全可以把我的课题称为单独一个法国的惩罚政策的历史。我基本上不脱离这个范围，除了某些例证是从别的地区引来的。如果我不这样做，而是让研究的界线移来移去，有时候涉及整个西方，那是因为我使用的资料超出了法国的范围，同时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即为了理解特定的发生在法国的现象，我必须看它们在其他地方是怎样表现得更明显，更具有典范意义。这使我——在容许局部的区域的变异的情况下——把法国现象放在盎格鲁撒克逊、西班牙、意大利和其他社会的上下文之中。我不把参照空间定得比这更狭窄，否则单独谈论法国就意味着在整个欧洲也具有同样的意义。确实存在着把研究空间精确化的需要，比如说某一程序在哪里就停止了，超过了某一界线事情就发生了变化——但这是需要大家合作努力的。
编辑：这种空间的不确定性与你对空间比喻——位置、移位、地点、区域——的大量使用又形成了对照；你甚至还使用过地理学的比喻——领土、领域、土壤、地平线、群岛、地理政治、地区、景观。
福柯：好吧，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地理学的比喻。“领土”无疑是地理学的概念，但是它首先是一个法律—政治概念：某一权力所控制的地域。“区域”是一个经济—法律的概念。“移位”：对自己进行移位的是军队、团体和人口。“领域”是一个法律—政治的概念。“土壤”是一个历史—地质的概念。“地区”是一个财政、行政和军事的概念。“地平线”既是一个绘画概念，又是一个战略概念。
这里只有一个真正的地理学概念，即“群岛”。我只用过一次，是借用索尔仁尼琴著作的标题来指一种政治性的群岛：一种惩罚系统采取了散布的形式，但是却覆盖了整个社会。
编辑：当然这些不是狭义上的地理学概念。然而，这些概念构成了每一地理学命题的基础，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地理话语很少生产自己的概念，而是从这儿那儿到处拣一些。因此风景是一个绘画的概念，但又是传统地理学的重要对象。
福柯：但是你怎么能确定我的这些概念是从地理学中借来的，而不是从地理学自己发现的领域中得来的呢?
编辑：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某些空间的比喻既是地理的，又是战略的，因为地理学就是在军事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可以看到在地理话语和战略话语之间存在着概念的流通。地理学者的“地区”也就是军事区域(从regere，即“指挥”演变而来)，“省份”是一片被占领的领土(从Vincere，即“战胜”演变而来)。“区域”令人想起战区……
福柯：人们常指责我迷恋于这些空间的概念，我确实对它们很迷恋。但是，我认为通过这些概念我确实找到了我所追寻的东西：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一旦知识能够用地区、领域、移植、移位、换位这样的术语来描述，我们就能够把握知识作为权力的一种形式和播撒权力的效应的过程。存在着对知识的管理，知识的政治，权力的关系，它们是穿越知识的途径，当人们对它们进行再现的时候，能够指引人们通过区域、地区和领土这样的概念来思考支配的形式。政治—战略的术语表明了军事和管理事实上把它们自己刻在话语的形态和材料上。如果我们仅仅从时间连续性的角度来对话语进行分析的话，我们就会把它看成是一种个体意识的内部的生成。
把话语的变换用时间性的词汇来作比喻，必然会导致运用伴随着内在时间性的个体意识的模式。相反，如果努力用空间性的、战略性的比喻来解释话语的话，能够使我们在权力关系的基础上，精确地掌握话语转变的地点。
编辑：在《阅读资本论》中，阿尔都塞也提出了同样的问题：“本文对空间性的比喻(区域、领土、空间、形势、位置，等等)的借用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它作为一种科学话语的有效性问题。这个问题可以这样来表述：为什么某些形式的科学话语必须使用从某些学科借来的比喻?”阿尔都塞是把对空间比喻的借用视为必然，但认为它是不严格的，是一种倒退。但是，一切迹象表明空间的比喻根本不是反动的、专家政治的、无理的和没有根据的，恰好相反，它是“战略”和“战斗”思想的体现，它把话语的空间作为政治实践的领土展现出来。
福柯：战争、统治、某些权力形式的移植或管理在这些术语中确实是一个问题。从这种对空间的一贯的贬损中确实可以引起某些批判。这种贬损是从柏格森开始的吗，还是更早些?空间被看作是死亡的、固定的、非辩证的，不动的。相反，时间代表了富足、丰饶、生命和辩证。
对于那些把历史与旧式的进化、生存的连续性、有机发展、意识的进步或者说存在的规划混为一谈的人，对空间术语的使用似乎具有一种反历史的味道。如果我们用空间的术语来谈论历史，这就意味着我们对时间充满敌意。愚人们说，这说明你们“否定历史”，倾向于“专家政治”。他们不理解，为了追踪对象的移植、限定和划分的形态，表格的模式，以及对领域的组织意味着把权力的过程——当然也就是历史的过程——释放出来。对于言谈现实的空间化的描述使我们能够分析有关的权力效应。
编辑：在《规训与惩罚》中，这种思考的战略方法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圆形监狱的系统中，我们不再与单纯的比喻打交道了。在那里，关键的是用建筑和空间构造的术语来对制度进行描述。在结论中，你甚至提到了城市的“想象的地理政治”。这一圆形监狱的形象是否提供了对国家机器进行总体描述的基础?在最近的这本书中，一种清晰的权力模型产生了：微观权力的播撒，网络装置的散布，但却没有单一的管理体制，没有中心或焦点，没有对异质的制度和技术的横向的统摄。但是，与此同时，你注意到国家对于学校、医院、教养所的控制的实施，这些机构原来都是在教会或者说慈善机构的手中。与此过程平行的是中心化的警察机构的创立，它实施永久的、彻底的监视，这种监视使一切事物成为可视的，而它自己却不可视。“在18世纪，警察组织认可了规训的泛化，并使它达到了整个国家的范围。”
福柯：说起“圆形监狱”，我想到的是许多机制的集合体，在通过权力扭结在一起的程序中发挥作用。圆形监狱是出于权力的要求创造的技术发明，就如同蒸汽机是根据生产的要求创造出来的一样。这种发明具有特殊性，它先是在局部得到运用，在学校、兵营和医院。这是监视实践进行试验的场所。人们学到了怎样建立档案，怎样建立打分和分类的体系，怎样对个人的记录进行审核。某些程序当然已经在经济和税收的领域得到应用了。但是对一群学生和病人进行长久的监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然后，到了某一时期，这些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运用。警察机器作为这一扩展过程的主要媒介，拿破仑的统治也在这过程中发挥了作用。我在书中引用了一段优美的描述，把总检察长说成是皇帝的眼睛，从巴黎的总检察长到外省卑微的助理公诉员，他们都用同样的目光注视着任何对秩序的破坏，预防着罪恶的危险，对任何越轨的行为实施惩罚。这种普遍的注视一旦松懈下来，国家的垮台也就迫在眉睫了。与其说是国家机器征用了圆形监狱体系，倒不如说国家机器建立在小范围的、局部的、散布的圆形监狱体系之上。因此，如果要把握权力机制的全部复杂性和细节的话，我们就不能局限于仅仅对国家机器进行分析。这里应该避免某种程式化——顺便说一下，马克思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即把权力局限于国家机器，把它看成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主要的、特权的，甚至是唯一的权力工具。在现实中，权力的实施走得要更远，穿越更加细微的管道，而且更雄心勃勃，因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力，因此也能成为传播更广泛的权力的负载工具。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不是权力发挥的唯一功能。统治体系和剥削的途径当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交叉和相互支撑的，但是它们并不相互重合。
编辑：即使国家机器不是权力的唯一载体，但它仍然是规训实践的核心机构，尤其是在具备圆形监狱—官僚体制的法国。
福柯：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的君主统治具有强烈的中央集权性，当然构成了最初的规训模式。你知道，警察是在路易十五时代的法国创造出来的。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要把国家权力的重要性和效应减低到最小的程度。我只是觉得过分强调它的作用会导致一种危险，会忽视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这些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比国家自身的机构更为有效。在苏联社会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例子，即国家机器换了主人，但是社会的等级、家庭生活、性和身体则或多或少地同它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你能想象权力的机制在苏联的技术员、工长和工人之间发挥的作用同我们这里有很大的不同吗?
编辑：你表明精神病学的知识预设和负载了对精神病院的封闭空间的要求，规训的知识本身就包含了监狱的模型，在毕夏特(Bichat）的诊断医学与医院之间，以及政治经济和工厂的形式之间，也存在着这样的关系。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大胆地假设，地理学的知识内部也孕育了一种新的领域，它的疆域可以是国家、民族和地区；这样，在你指出的那些监禁——对疯人、罪犯、病人、无产阶级的监禁——之外，还可以再加上国家民族范围内的对公民—士兵的监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岂不是会有一个无限广阔和开放的监禁空间?
福柯：这个想法很有意思。按照你的观点，同狱犯就是一国的公民了?因为地理话语维持的疆域就是民族主义的疆域。
编辑：地理学与构成历史的国家民族话语是一致的：这可以从儒勒·费莱(Jules Ferry)建立的普及小学中看出来，那里开设历史地理课，为的是灌输和培育国民和爱国精神。
福柯：这样可以构造个人的身份，按照我的看法，个人不是一个被权力的实施抓牢的预先给定的实体。个人及其身份和特性是权力关系对身体、运动、欲望、力量施展作用的产物。此外，在局部身份和国家身份之间的冲突问题上，也有很多可以探讨的地方。
编辑：地图作为权力／知识的工具跨越了三个相承续的阶段：希腊人的度量，中世纪的探索，18世纪的调查。地图同这些形式相联系，从度量的工具转变为探索的工具，最后成为审查的工具(选举区的地图，税收的地图，等等)。但是地图的历史(以及考古学)并不与“你的”编年史相吻合。
福柯：一张标明选票数量和对党派的选择的地图，这当然是调查的工具。我想在历史上确实具有三个相承续的模式，但这三种技术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它们彼此相互传染。探索使用了度量的技术，调查使用了探索的技术。调查对另两种模式具有反作用，这就把我们带回到你的第一个问题：调查和探索之间的差异是不是导致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事实上，我想弄清楚的是，探索作为一种模式，一种财政、管理和政治的规划，最后是怎样成为18世纪末的宏大的调查活动的源头，那时候人们在世界上到处旅行，收集资料。他们收集的并不是原始资料：他们真的是在探索，遵循着一种他们或多或少有着自觉意识的规划。我相信自然科学确实是在这一普遍形式的探索中把自己建立起来；就如同人的科学是在监视和建立个人档案的程序的过程中诞生的。尽管这只是一个起点。这种交叉马上就产生了后果，探索的形式与调查的形式交互作用，于是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概念、方法和结果上产生了重叠。我们在地理学中可以找到很好的例子，证明惩罚系统地使用度量、探索和调查。
编辑：在地理话语中还存在着一个无所不在的身影：目录和清单。这种形式的清单是度量、探索和调查的三重结合。地理学家——这可能是他的关键的、战略性的功能——把资料收集到清单中去，这些资料是未经整理的，除了权力以外，没有什么人会对它感兴趣。权力需要的不是科学，而是大量的信息，权力的战略使它对这些资料能够加以利用。
这就使得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地理研究在认识论上的薄弱之处，同时又能够了解到它对权力机器的可用之处。17世纪的旅行家和19世纪的地理学家都是情报收集者，收集信息和绘制地图，然后直接为殖民权力、战略家、商人和工业家所利用。
福柯 我想说一件轶事，可能是有启发性的。一个研究路易十四时代档案的专家，在翻阅17世纪外交通信的时候，发现很多不断重复的有关旅行家所见所闻的叙述，这些叙述谈到各种难以令人置信的事情、奇异的植物、怪兽等等，其实却是以密码形式出现的报告。它们叙述的实际上是所游历的国家的军事情况、经济资源、市场、财富和可能的外交关系。所以很多人心仪的18世纪的自然主义者和地理学家的天真动人的叙述实际上是非同寻常的精确报告，其密码到了今天才得以破译。
编辑：在对地理学界为什么很少争论这一现象感到奇怪的时候，我们马上想到马克思对地理学家的微弱的影响。从来没有过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甚至在地理学界没有马克思主义者。那些求助于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家事实上更倾向于进入经济和社会学的范畴。马克思主义与地理学很难彼此进行对话。也许马克思主义，至少是《资本论》和其他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著作并不倾向于进行空间化的分析，因为它赋予时间的因素以特权的地位。这是不是同你的一个论点有关，你说过：“无论它对李嘉图的分析进行了多少重大的修改，我认为马克思的经济分析并没有回避李嘉图建立的认识论空间。”
福柯：对我来说，马克思并不存在。我指的是围绕着一个专有名词建立起来的实体，既指向某一个人，又指向他的著作的总体，以及从他延伸出来的一个无限巨大的历史过程。我相信马克思的历史分析，他分析资本形成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他从李嘉图经济学的框架中引申出来的概念所支配。这不是我的发现，马克思自己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你看看他对巴黎公社的分析，或者《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你就会看到一种历史分析的类型，它完全不建立在任何18世纪模式的基础上。
从来都存在着这样的可能性，把马克思看成一个作者，在局部性的分析中呈现出独特的话语特征，具有独创性和内在的连贯性。无论如何，我们有权利把马克思“学术化”。但这样就会误解他所带来的断裂。
编辑：如果从空间的角度重读马克思，他的著作就呈现出异质的成分。有很多章节展示出令人震惊的空间感。
福柯：有些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例如，他有关军队以及军队在政治权力发展的过程中的角色的所有论述。对剩余价值理论的浩如烟海的评论，使得马克思有很多非常重要的材料几乎被人们完全忽视了。
同你们的这场访谈令我非常愉快，因为我已经改变了我在谈话一开始的看法。我得承认，我一开始还以为你们为地理学呼吁一个位置，就像教师们在教育改革中提出抗议，因为自然科学或者音乐的课时被减少了。所以我一开始想，“他们让我为他们做考古学研究，这是出于好意，但是为什么他们不自己做呢?”我没有把握到你们抗议的实质。现在，我可以看出，你们对我提出的地理学问题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地理学为我以往所叙述的一系列相关因素之间的通道提供了支持和可能的条件。就地理学自身而言，我要么就是存而不论，要么就是下了独断的结论。
我越是进行持久的研究，就越是认识到，对话语的形成和知识的谱系所进行的分析，不应该根据意识的种类、感知的方式和思想的形态来进行，而应该从权力的战略和战术的角度出发。战略和战术通过对领土的移植、分配、分界、控制，以及对区域的组织来实行，这样就构成了某种地理政治学，在这种地理政治学中，我所从事的工作将和你们的方法联系起来。今后几年中我要从事的研究之一是有关军队作为组织和知识的诞生地；这个工作将研究要塞的历史、“战役”、“运动”、殖民地、领土。看来地理学确实必须成为我所关心的课题的核心。
点击下方图片即可购买
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修订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