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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阻断了疫情上报?

秦鉴君 秦鉴 2020-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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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鉴君怎么看?

武汉,90岁的徐奶奶,给64岁的儿子写了一封信。


她的儿子患了冠状肺炎。


她曾守候五天四夜,就为帮儿子等来一个床位。


儿子隔离后,老奶奶自己排了一个通宵,检查CT,显示肺部正常,可以回家休息了。


但她没有走,到隔离病房门口守着。


她找护士借了笔和纸,给儿子留言:



“儿子,要挺住,要坚强,战胜病魔。要配合医生治疗,呼吸器不舒服,要忍一忍。忘记给现金,托医生带上了五百元,可托人买日常用品。”


信看哭了护士,被微博发布出来,又让更多人潸然泪下。


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的是:


信写好的第二天,徐奶奶的儿子就去世了。


他,没有看到这封信。


医生、护士不敢把真相告诉老人。老人还在家眼巴巴等着儿子。


时间很残忍。


如果再多给他一点点时间,他就能看到母亲的寄语,最后拼一次。


就差那么一点点,信永远无法送达了。


这样的悲恸,在这个春天上演了3000多次。


就差那么一点点,多少丈夫和妻子、孩子和慈母,再也无法相见。


如果能早一点,早一点预警、隔离、救治,该多好啊。


也许,那个走投无路的父亲,就不至于,跳下江去。



事实证明,那些“偏听偏信“,或者说有机会”偏听偏信“的人,是幸运的。


51岁的武汉学者,湖北省首届应急管理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喻发胜,早在去年12月31日,就知道了发生不明肺炎。


当天上午10点,有人给他发来武汉市卫健委通报发现不明肺炎的内部文件。


喻发胜立即打电话给这位朋友核实。


对方答,“是真的”。


新闻没有报道这份内部文件的细节。


但它唤醒了喻发胜的警觉,今年1月初,喻发胜去外地出差,到武汉天河机场的第一件事就是买口罩,三个口罩70多元钱,“当时我是极少数戴口罩的人。”


尽管 “极少数”,但显然他也发现:


知道防护的不止他一人。



很多人以为,最早发出预警的是“八君子”。


如今,更早的一个人浮出水面。


她叫艾芬,武汉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


有媒体说她是“吹哨人”,她更正:


“我就是那个发哨子的人。”


去年12月18日,华南海鲜市场一名65岁男性送货员被送该院南京路院区急诊,肺部有感染。22日,该男子转入该院呼吸科。


27日,艾芬接诊了第二例此类病人。


28日,该院后湖院区急诊科又接诊了4例和华南海鲜市场有关的发热病人。


这些病人中,有一对母子。儿子在海鲜市场工作,母亲去海鲜市场送饭,并没有接触海鲜市场物品但依然染病。艾芬就判断,此病可能“人传人”。


30日,艾芬拿到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笔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


有大学同学问询,她就将报告拍下来发给了这位做医生的同学。


这一晚,报告被热传,其中最出名的转发者,就是后来被训诫的八名医生。更多人获知了消息,选择了积极防护。


1月1日,她向医院报告了一个诊所老板收治多起该病例病人的消息,希望引发重视。


艾芬没有被训诫,却被医院纪委约谈了。


她向《人物》记者回忆,遭到对方“前所未有的、严厉的斥责”,称她是作为专业人士在造谣。


”我整个人都懵了。他不是批评你这个人工作不努力,而是好像整个武汉发展的大好局面被我一个人破坏了。”


艾芬只得要求自己科室的医护人员戴起了N95口罩。


特别是看到后来有同事感染过世,艾芬很痛悔:


“早知道有今天,我管他批评不批评,老子到处说,是不是?”



诡异的情节,同样发生在“上报”环节。

一份来自武汉中心医院某医生发送给媒体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处置情况说明》中显示:

去年12月29日下午2点半左右,就有医生致电汉江区疾控中心传防科科长王文勇,说发现4例来自华南海鲜市场的病人。

王文勇回复:近期也接到了其他地方报告,送到市里查了病原没有结果。

当晚,7例病人被进行调查和采样,送到武汉疾控中心。

31日,该医生问询汉江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艳采样结果,被回复需等通知。

1月3日,医生再度问询王文勇,被回复要等上级通知,再上报案例。

4日,武汉卫健委下发指导手册,要求疑似病例要12小时内组织专家会诊,不能排除时要立即上报传染病报告卡。

该手册由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和地方专家组共同起草,所谓12小时的周期,即明确了上报时间和程序,要求分秒必争。能够最大限度减少地方的干扰。

但后来看,手册也成了空文。

到了5日便生变数:区卫健委开会,增加了一个区级组织专家会诊的流程。导致上报环节进一步拉长。

8日,该医生上报了9张不明肺炎报告卡。

9日上报4张。10日晚又上报1张。

11日,湖北“两会”开幕。当天,后湖院区经院内会诊,无法排除一例不明肺炎,联系汉江区疾控中心副主任张艳,被告知需等医政通知。

12日时有了新变化:湖北省卫健委派人来督导工作,并指示:传染病报告需慎重,省市联合确定后才能报卡。

13日,武汉市卫健委疾控处处长吴风波等传达最新精神:不明肺炎病例要慎重上报,经院内、区、市、省四级逐级检测后,依然为不明肺炎后,并经省卫健委同意,才能进行病例上报。

至此,原来制订的报告流程已告瘫痪。

“院、区、市、省”四级检测,像一道牢不可破的防火墙,将一线信息,死死锁在了医院。

直到16日,也就是湖北“两会”闭幕前一天下午,武汉疾控中心才派出两名工作人员,到市中心医院,对本应该11日采样的病例进行采样。

相关会议闭幕一天后,武汉卫健委通报,新增4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而在此前的1月12日到17日,均对外宣称0新增。



中疾控原副主任杨功焕告诉中国青年报,她了解到,中疾控“1月3日到1月10日左右,曾接到过武汉直报过来的信息,但后面就忽然停了。直到1月24日新冠肺炎加入网络直报系统中后,才恢复上报。”

据钟南山团队分析,如果隔离措施提前5天,感染规模将是现在的1/3,或不超过25000例。

而此次信息中断,几乎拖延了3个5天!

同样奇怪的是:国家卫健委派出的首批专家,即12月30日抵达武汉,1月16日左右回到北京。他们在武汉调研的时间,也与“上报系统”开始发挥作用到失灵的时间重合。

有人说,这些专家在武汉被蒙蔽了。

据中青报报道,说某专家曾问询一位武汉医生,但医生说谎了,却是多天后再打电话给专家,承认自己当时就感染了冠状病毒。

诸多专家停留半个月,得出结论是:

没有充分证据证明“人传人”。

其中王广发被毒倒,回北京紧急就诊,如今还处于隔离中,获得了“防疫先进个人“。

前述的喻发胜听说专家作出了“可防可控“结论,极为愤怒。

“他们不仅没有预警,反而在误导公众。”

即使地方政府有隐瞒,但专家是下来摸清情况的。

“他们没有深入调查就得出‘可防可控’的结论,无论如何都没有尽到职责。”


新冠病毒比想象中凶险。

最新尸检结果显示,“SARS只攻击肺,不会伤害免疫系统;艾滋病只伤害免疫系统,新冠肺炎对危重症病人的损害,像SARS加艾滋病。”

用专业人士的话说,发展到晚期,它几乎是SARS和艾滋病的结合体。

但是,如果及时预防,它完全可以避免传染,得了轻症及时治疗也大概率能康复。

某种程度上,我们和病毒的战斗,就是在拼时间。

抢救病人是拼时间,对抗疫情是拼时间。

但盘点以往诸多细节,无法不发出追问:


是谁阻断了系统信息上报,是谁让一线医护噤若寒蝉?谁在撒谎?那不明的手,在武汉一开始起跑时,本有希望跑赢时,把整座城市拦住了。


直到整个湖北、中国跌入了疼痛。


我们花了多大代价,流了多少眼泪,才争取来了今天29省份零新增。


但我们还没有走出疼痛。

我们还没有对死难者完成交代。

我们还没出找出那手。

我们必须找出那手。

我们才能对着天空说:同胞们,走好!

作者:酌月
编辑:Tomato  审核:Linn
图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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