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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恶人”奇观:韩国影视的流量密码

戴桃疆 影视前哨 2022-08-23

· 导读 ·

对恶人的奇观化源自韩国本土文化,同时又非常符合当下公众习惯依靠“标签”和“设定”了解角色的新形态认知习惯,恶人奇观为观众提供了宣泄现实中不满的出口,只要外部压力在,有负面情绪在,有宣泄动力在,网飞在韩原创还能靠着这一“流量密码”创口碑。

文 | 戴桃疆


网飞(Netflix)在韩国的每一步动作都会引发中国观众的关注,从《王国》开始,每一部网飞在韩原创作品都能在中国观众中引发一定范围的讨论,尤其是在全球范围内爆红的现象级作品《鱿鱼游戏》之后,中国观众对于网飞韩国原创作品盯得更紧了。如果说刘亚仁出演的《地狱使者》和全新面孔主演的《僵尸校园》噱头大于内容,那么金惠秀主演的《少年法庭》则依靠对现实问题的表现再次赢得了中国观众的青睐,一度在众多影视推荐的狂轰滥炸下创下豆瓣9.0分的高分,但随着涌入的观众增加,观众评分情绪更为冷静,分数也逐渐降了下来。



《少年法庭》展现了身为少年法庭法官的女主角和一群少年犯之间没有硝烟的战争。女主角曾育有一子,被少年杀害,凶手依靠法律脱罪,女主角因此对少年犯产生情感上的厌恶,这种情绪被带入工作中,并贯穿全剧的诸多案件。除了展示韩国社会层面对于少年犯问题及其成因的思考,《少年法庭》引发关注主要原因也在于剧中毫不回避地展示了诸多人性之恶,恶人的形象因为与青少年的年轻面孔结合因而更加让观众感到不寒而栗,同时又增强了观众对于恶人的厌恶。主角的个人经历所致的立场也与多数民众对于少年犯问题的立场一致,面对少年犯问题偏向福利性的法律,公众更在于的是如何惩罚。罪恶并非不可赦免,只是青少年犯罪玷污了社会对于这一群体既定的“清纯”印象,因而在情感上更加难以接受。《少年法庭》不治罪不罢休的情绪内核为愤懑不平的公众提供了情绪宣泄的窗口。很少有人深究剧中程序正义缺失的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是否符合正义的标准,韩国人能拍这样的题材在许多中国观众看来已经赢麻了。



细心的观众的不难发现,《鱿鱼游戏》及其之后的所有网飞在韩原创作品尽管在题材、内容上各有不同,但都不遗余力地在展示人性之恶。《鱿鱼游戏》里从主角身处的环境到游戏的始作俑者都是坏法不一的大小恶人,《地狱使者》批了奇幻的皮囊,后半程纯粹展示的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大恶人是如何继续谎言的,《僵尸校园》里粉衣女同学在危机爆发后突然坏得不放过任何一个作恶的机会,丧尸化但又完全没有失去意识到男同学恶灵一样纠缠主角团……再到如今的《少年法庭》,最能刺激观众情绪的仍然是一些神经质的青少年恶人。


这些“坏人”从使坏的动机到镜头前的表演都是脸谱化的,只看一部觉得新鲜,看多了就会对这种纯粹的坏人脱敏。对于多数文化产品消费者而言,韩国恶人奇观化地展示在一段时间里仍然是关键的“流量密码”。



韩国恶人影视形象由来已久,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韩国悬疑犯罪和惊悚题材电影爆发式产出,恶人一直支撑着韩国影视形象的半壁江山,进入二十世纪,恶人开始复杂化,在被剧情赋予实现正义的动机之后成为背景黑、出手狠的大哥、恶女,黑吃黑、狗咬狗的剧情构成了部分动作剧情片和动作喜剧的主要内容,随着社会局势日渐紧张,恶人又回归了脸谱化。


韩国人对于恶人的钟情与长情源自韩国本土文化中的首要要素“恨”,许多文化研究者认为韩国文化的阴阳两面即是“兴”与“恨”,极端化的情绪表达落实在现实或许不是好事,但戏剧化的情绪却成为影视创作的养料。



“恨”文化总体是负面的,它的主要表现一则是冤屈,源自现实,道义不显,正义不伸,心中咒怨难以消除,是怨恨之恨;二则是悲痛,是强烈的、无法宣泄的负面情绪。韩国人所谓的恨是个体难以抗衡的,造成恨的源头通常是手眼通天的财阀官僚,或是法律保护的特定群体,这种悲痛无法通过个体的努力避免,进一步强化了其中的冤屈感,韩国人恨得长久,恨可以随着时间被淡忘,但不能被时间磨灭,恨会时常复活。韩国人在遭遇恨的状态时也会选择隐忍,隐忍的时间长了就会学会逃避、变得消极,放弃期待,失去希望。归根结底,韩国人的恨本质源自自卑,一切都是因为自己不行,所以才导致不甘的后果。当一个人行了,就会从恨的状态转向情绪的另一个极端,即是“兴”。这种二极管情绪本质也是儒家文化的边缘产物,在东亚儒家文化圈里都有广泛的群众基础,韩剧从九十年代的“韩流”起经历起伏,行政上的限制令也未能使其失去市场,社会文化历史积淀中的共同性难辞其咎。



不止网飞在韩原创剧存在恶人奇观,回想一下不难发现,几乎每一部在中国国内引发舆论声量的热门韩剧都有大大小小的恶人,早期的豪门恶婆婆,到现在又蠢又坏吸食下一社会阶层骨血的大中小富人,再到眼下无良穷人和没有心的青少年,恶人无恶不作,观众整天被剧中的恶人气得肝疼,但靠着继续骂恶人、等着恶人受到正义的惩罚、等着恶人被更恶者制裁的复合动力,这些影视作品总是拥有不错的社会舆论热度和飘红的收视率/点击率。宣泄完情绪,观众回到现实,继续承受来自现实的压力。韩国有《熔炉》和《素媛》这样反作用于社会的先例,但绝大多数奇观化恶人的影视作品更多的只是在提供情绪出口,对公众认识社会问题,并进一步采取措施改善社会问题并没有什么正面作用。韩国能拍,和韩国人做得好、做得对,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韩国人做了,不代表韩国人值得一个九分。


对恶人的奇观化源自韩国本土文化,同时又非常符合当下公众习惯依靠“标签”和“设定”了解角色的新形态认知习惯,恶人奇观为观众提供了宣泄现实中不满的出口,只要外部压力在,有负面情绪在,有宣泄动力在,网飞在韩原创还能靠着这一“流量密码”创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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