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爱在金斯伍德的学习生涯：拉丁语和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代数、尤其是对历史的惊奇，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欧洲再到美国史。我喜欢勾勾划划、提炼纲要、记忆事件和时间表——所有这些本该浇灭高中生的热情并使他们痛恨历史。——娜塔莉·戴维斯
有很多途径来贡献社会，每一种都应被尊重；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处，都要出类拔萃。——娜塔莉·戴维斯
就算课程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男人”，它终究出自女性之口、由女性之耳所听，并被一个教室的女性所讨论。女性能够清楚地决定什么是真的。——娜塔莉·戴维斯
每一次在方法或题材上的转变都产生于过去的思想实践，尽管带有偶然性，这些转变还是与学科的问题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息息相关。——娜塔莉·戴维斯
*本文系娜塔莉·戴维斯在1997年哈斯金斯演讲中的讲稿。1983年起，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每年会邀请一名杰出的人文主义者以“求知的一生”为题演讲。该系列讲座以“哈斯金斯演讲”为名目，以示对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的首任主席、著名的十二世纪文艺复兴研究者哈斯金斯的敬意。本文摘要及章节标题为译注所加。
求知的一生
摘要：娜塔莉·戴维斯应邀参加哈斯金斯演讲，以自己的人生遭遇和思想境遇为阶段讲述了自己的求知生涯。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娜塔莉·戴维斯深受家庭和学校的影响，萌发了对犹太问题和资本主义问题的关注；战后，娜塔莉·戴维斯与查德勒·戴维斯相识并成婚，开始以女性身份参与社会生活，在学理上也从思想史转向社会史；60、70年代，娜塔莉·戴维斯广泛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进行社会史研究，并深入探索档案的使用；80年代后，以《马丁·盖尔归来》为契机，娜塔莉·戴维斯开始探索历史学的新媒介以及历史书写的新范式。
关键词：娜塔莉·戴维斯、求知、女性
“求知的一生？”当接到斯坦利·卡茨（Stanley Katz）的好心邀请，前来参加今年的查尔斯·霍默·哈斯金斯演讲时，我在心中暗暗抗议道：“这才刚刚开始。”为什么是这样一种反应？我思忖着。我并不羞于谈及这68度岁月；任何时候，“倚老卖老”都是有优势的。我也并非惺惺作态，对过去几十年间所求得的知识假谦虚：我分得清小女孩和成熟学者之间的区别，一个交叉着双腿，在史密斯学院的小阅览室中研读《十二世纪文艺复兴》，而另一个则沉迷于档案，伏案一小时就会感到身体僵硬。我对自己的职业方法信心满满，但仍然有广阔的天地等待发现，我必须像个新手一样努力工作，才能继续开拓道路。今晚，重述我的故事，可能会有助于发现这种学术风格是从何而来的。
20世纪30年代的底特律，当我还是个小女孩时，家人不会在餐桌上讨论历史性过去（historical past）。书架上摆满了父亲钟爱的故事、小说、特别是戏剧，以及令母亲愉悦的流行伦理作品。那些博学的《塔木德经》的编纂者，早已成为了母亲远在俄罗斯的祖先，这是没几年后我在特拉维夫市（Tel Aviv）从一个堂哥那里听说的。我那出生在美国的父母——母亲出生在佛蒙特州的伯林顿、父亲出生在底特律——带上了那个时代移民儿童所特有的时代烙印：忠诚于现在，也忠诚于未来。做一个非常成功的美国人是重要的，同时要对犹太身份保持忠诚，例如：加入密歇根大学的网球队（正如我父亲做过的那样），并为你的“M”而战，因为网球教练从未将校运动队字母标志给过犹太人。我们的过去是一个谜，它太令人不快了，以至于不宜为孩童所知。不过我和弟弟多少能得到一些关于过去的线索：祖父家中的喃喃细语“大屠杀”；不时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陌生的字母，贴着遥远邮票；当母亲不想让我们知道她说了什么时，就对大姨讲意第绪语。后来，游览俄国和波兰时，我才发现，童年时代所认定的犹太人食物——黑麦面包、酸奶油、白软干酪——只不过是标准的东欧食品。再后来，我甚至发现，我的家族有一段19世纪的美国过去。他们曾在偏僻之地定居，我的母系曾经定居于尚普兰湖的商品集散地，19世纪80年代，还在柏林顿（Burlington）建造了第一个犹太教堂；19世纪70到80年代，我父系的曾祖父在密歇根的埃尔克拉皮兹市（Elk Rapids）经营了一家小铺子，还从印第安人的奥吉布瓦部族手中买下了一块土地，以及，当他想要在安息日成为犹太人敏彦的一份子时，就要在日落之前穿越二十英里来到翠沃斯城（Traverse City）。我的父亲朱利安·泽蒙（Julian Zemon）曾是一名商人，给底特律附近的汽车经销商批发纺织品。我的母亲海伦·兰波特（Helen Lamport）离开家族办公室（family office）后，便投身于她的孩子、家庭事物、花园、高尔夫，以及哈达萨（Hadassah）组织。我的父母在远离犹太区的地方买了一座房子，我们少数几个犹太人在外邦人中散住着。有时，我的两个世界很容易就重叠在了一起：球队队长米基·柯克兰（Mickey Cochrane）住在街角，而此时老虎队的全垒打英雄是汉克·格林伯格（Hank Greenberg）。有时两个世界又在对立中显得很不自然，比如，圣诞节期间，泽蒙家是街上为数不多的不亮灯的房子之一。我会朝邻居的冥顽不灵摇摇头，并希望真正的弥赛亚那时能够降临并启蒙他们。我们过着中产阶层的生活，在那些舒适的房屋中，大萧条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痕迹，有肤色的人进入这些房间只从事打扫、熨烫或在餐桌上服侍。尽管如此，政治事件还是闯进了那里。在广播中收听杰克·本尼（Jack Benny）和弗雷德·艾伦（Fred Allen）的间歇，我们听到了西班牙遭到轰炸的新闻，以及希特勒的德意志长篇演说。在小学的庭院中，第一次出现了德国难民，当人们刻薄地对待两个穿着异国风情皮短裤的犹太小男孩时，他们会向人们吐口水。当我和女伴走在人行道上时，一个同学跑出来指着我说：“你是一个犹太人。”“那又怎样？”我回答道。我对欧洲的首次记忆充满了恐惧，而有一天那里将会成为我的史学故乡。*Aerial view of Kingswood School and part of Kingswood Lake. Woodward Avenue can be seen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1931. Photographer The Detroit News. Courtesy Cranbrook Archives.
父母决定把我送到底特律郊区的一座私人女高——克瑞布鲁克金斯伍德学校（Kingswood School Cranbrook）——我弟弟斯坦利（Stanley）没过几年跟着进了男校。那年头，金斯伍德是一所贵族学校，女孩们都来自底特律的富裕人家，每班有大约两个犹太人定额（男校中数额会高一些）。如今我的两个世界几乎没有重叠了。一方面，我投入学校生活、结交好朋友、在曲棍球场和网球场上尽我所能，还有，令我高兴的是，我成为了学生会主席。另一方面，我们高中女生开始约会，而一个犹太女生能够跟一个非犹太男生约会是双方都难以想象的。我与来自底特律公立学校的犹太青年人们进行社交。在金斯伍德每周的天主教礼拜中，我都交叉双手、歌唱圣诗，进行祷告，以免我的《旧约》上帝降怒于我。我喜爱在金斯伍德的学习生涯：拉丁语和法语、莎士比亚的戏剧、代数、尤其是对历史的惊奇，从古代文明到现代欧洲再到美国史。我喜欢勾勾划划、提炼纲要、记忆事件和时间表——所有这些本该浇灭高中生的热情并使他们痛恨历史。比起这些，我更爱学习雅典民主政治、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以及美国革命！此前，我从未意识到人类在过去的雄心的程度，即让事情变得更美好的愿望——这是对蔓延过大西洋的战争的重要抗衡。至于犹太历史，一个底特律男孩怂恿我去阅读犹太复国主义创立者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e Herzl）的传记，它助我理解了为什么我的外祖母离开美国去了巴勒斯坦。而我所感受到最近的故乡则是欧洲。我的高中岁月还是一段伦理和政治成长的时期，成长的各种思流在我的求知生涯中飘进飘出。到金斯伍德时，我已经养成了一股强烈的社区服务意识、热切的志愿服务意识，以及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好人的意识，这些意识大部分得益于夏令营的时光。如何将这些意识同我那追求卓越、取得最好分数的强烈愿望结合在一起？后者更多地使我成为了同龄人的竞争者而非合作者。在宗教学导师的建议下，我阅读了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论补偿》(Compensation)，并找到了一条打破严格等级的路径：“农民臆想权力和地位是好东西，但是总统已经为白宫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有很多途径来贡献社会，每一种都应被尊重；重要的是无论你身处何处，都要出类拔萃。我丝毫不能容忍那些底特律的中产阶级制造出的等级，对我来说，这些中产阶级就是在社团和乡村俱乐部遇见的那些犹太中产阶级。站在我孤独的栖所，我猛烈地抨击着他们的拜物主义：对衣服、汽车（我拒绝学习驾驶）和金钱永不停止的攀比。就像一篇文艺复兴时期反对宫廷中伪善和掩饰的论著那样，我充满活力地谴责着浓重的粉饼妆底和整鼻手术。然而，也有其他选择。我开始了解到一些真正聪明的学生，他们来自中央高中，一所几乎全是犹太人的学校，我还了解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簇拥在韦恩大学一名左翼犹太教师的周围。而且在我的家庭中，父亲通常给民主党投票，还订阅了《下午》（PM），我从那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马克思·勒纳（Max Lerner）和I. F. 斯通（I. F. Stone）的自由主义观点。在毕业季的那个秋天，金斯伍德的课堂上举行了一次模拟选举，我和我最好的朋友是仅有的两票民主党，对了四十一票共和党，在最后一刻，我抛弃了她，把票投给了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那个春天和夏天，我们所有人都来到底特律的大街小巷，纪念欧战及随后太平洋战争的结束，并对突然闯入我们生活中的蘑菇云感到惊异。在二战后的岁月里，史密斯学院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地方。青年女性从全美及其他地方来到这里，她们中有不少人获得了奖学金。犹太人是一个少数群体——可能占新生的百分之十——但仍然比金斯伍德多很多，我的圈子里头一次出现了几个有色的青年女性。我们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1949帮”。我们关心欧洲的重建、支持新生的联合国，面对原子弹，我们关注创建持久的和平。冷战的开始、共产主义政权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建立、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HUAC）以及好莱坞十君子——即便在一些事件发生后，我们的政治立场发生分裂，但对未来的希望并没有熄灭，友谊也仍旧牢固。这种氛围与我们毕业仅一年后的冷寂形成了鲜明对比，那时，朝鲜战争（Korean War）已经开始，猎红行动（the Red Hunt）也在不断加剧。我的心智承自高中岁月，但现在有了一些结构性的不同。我仍然想要成为社区中的一名核心成员，同时成为它的批判者，但如今，我自视为知识精英的一分子，并有了一个更为成熟的政治-伦理眼界，这成为了我批判精神的来源。每年，当我为集会日演出（Rally Day shows）写歌曲时，可能会同时做上述两件事。我仍然感到自己归属于两个世界，但现在，造成两个世界的冲突的，不再是犹太人这个身份，而是作为政治左派的一份子。对我来说，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是一种启示，大一时，我从毕业于音乐与艺术高中、深谙纽约人情世故的朱蒂·莫吉尔（Judy Mogil）那里了解了它。社会主义既是一条出路，可以解决个人之间还有国家之间的残酷竞争；又可以消除粗俗的物质主义，让人们享受他们所做工作。我构想了一个未来，在那里，修正的社会结构真正地转变了人类行为：“从每个人依靠他的能力到每个人按照他（如今我们说他或她）的需求（劳动）。”看起来，这是比爱默生的补偿更好的口号。所以，除了在学院司法委员会任职外，我还加入了诸如美国青年民主会、马克思主义讨论组以及青年进步者这样的组织，而非史密斯学院的那些人潮汹涌的活动。我的一位教授在阻止斯大林主义者集会时对我说：“你恰恰就是被他们关起来的那种人。”当然，他是对的，如果住在苏联，我应该已经是一个犯人了，但是俄国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遥远且不重要的例子。美国近在咫尺，而且就在我乌托邦的理想主义的框架之内。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研究着种族主义、工会权利和言论自由等具体问题。然而，对我来说，真正的自由王国——那个享有特权的王国——是我的学业：英国文学、俄国文学和法国文学。我生活在法式阁楼（maison francaise）中，我们激烈地讨论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阿尔贝·加缪（Albert Camus）以及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值得一提的还有我的老师莱安娜·加贝尔（Leona Gabel）所教授的历史学。数年前，她在布林默尔学院（Bryn Mawr）获得了博士学位，那时她正在编校教皇庇护二世（Pope Pius Ⅱ）的《评注》（Commentaries），并教授那些由欧洲移民学者带来的前沿课程。莱安娜·加贝尔文质彬彬，讲课时有时还戴着礼帽。她向我们讲述了文艺复兴哲学的奇妙愿想，讲述了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的观察：“人”可能堕落到野兽的水平，但也可能升华至天使的水平（过去我相信、现在仍旧相信这一点）；还有马基雅维利的无情（hard-boiled）政治；以及路德（Luther）勇敢召唤出的另一条道路。在研讨课上，她慢慢地引领我们对动荡的英国、法国和俄国革命以及它们在的独裁结局进行着对比。现在我开始阅读原始材料了，通过阅读《箴言报》（Le Moniteur），我与法国大革命如影随行，对我来说，它似乎比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的《追忆似水年华》（A la recherche du tempsperdu）更加迷人。为了满足政治忠诚和学术偏好，我选择了大概最为激进的哲学家作为高水平荣誉论文（senior honors thesis）的主题：理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他否认灵魂的不朽，并且（对我这样一个有双重思想的人来说，这已经足够有趣了）用二重真理理论来转移迫害。马克思的思想也为组织过去提供了一些宏大路径，但我们的课程很大程度上遗漏了它们，马克思的思想甚至还让我想到了维柯的《新科学》，以及它那文化的原人类学视角。在毕业之前，我还阅读了马克·布洛赫的《奇怪的战败》（Strange Defeat），并由此得知历史学家能够成为一个英雄。想想过去25年来对妇女史的兴趣，我扪心自问，是否在大学生活中有任何被剥夺感，因为史密斯学院的课程几乎从不探讨女性。我不曾想起有过这样的感受，再想想那些年我们的各种看法和境况，我便理解这是为什么了。战后的40年代，在我的圈子里，我们感到自己和男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政治和知识志趣，而且，任何有着同样政治价值观的聪明男女都会用同样的方式看待世界。如果我在1946年玛丽·比尔德（Mary Beard）的《作为历史力量的女性》（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出版时就读过这本书，我可能会欣赏她如何从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以及其他一些思想家身上汲取营养，展示作为历史行动者和文明行动者的女性，但我会因为她把女性和男性割裂开、也会因为那种被我视为历史碎片的东西而感到困扰。*Women as Force in History
不论如何，莱安娜·加贝尔以及史密斯的环境还是为我们女性提供了一些不一样的感觉。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如果我们想要以知识分子和职业女性的身份谋生，这里也提供给我们极大的支持。就算课程是关于文艺复兴的“男人”，它终究出自女性之口、由女性之耳所听，并被一个教室的女性所讨论。女性能够清楚地决定什么是真的。我猜想我们接受了“男性的”潜在特征，并将它们运用在自己身上，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加贝尔小姐有意的教授的。不知怎么的，我们仿佛看到是女性的身体刻在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著名圆圈中（尽管那个姿势对于一个女性是不庄重的），感觉自己是自由人。在1948年的夏天，大三结束的时候，我的学校组织了考试，那时，我遇到了查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我曾在哈佛夏校（Harvard Summer School）学习科学哲学，并在一场华莱士（Wallace）（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学生支援会上偶遇了查（Chan）。战时他曾在海军V-12部队服役，我们见面时是他从哈佛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第二年。他英俊、聪慧、左撇子，而且喜欢满腹智识的女性。除了数学和科学，他还对音乐、诗歌和科幻小说感兴趣，所以我们之间有很多话题可以谈论。他是我遇到的最激进的男生，他会参加一些在我看来“普普通通”的活动，比如网球和乒乓球。但他不是犹太人：他祖上是老派的马萨诸塞州上帝一神论者，以及宾夕法尼亚州的贵格会信徒。他也不富裕：他的双亲是教授和老师。三周后，查向我提了婚；六周后，我们在波士顿的市政厅中结婚了；查刚好22岁。无需多言，这是一件丑闻。查德勒的家庭欢迎一个犹太儿媳妇；他们的家族里总是充斥着犹太难民和犹太激进分子。而我的双亲、尤其是我的母亲则十分惊骇，我竟要嫁给一个非犹太人。我和查与我弟弟保持着良好的联系，那时他已经是哈佛大学的一名学生了，后来也终于与我的爸爸恢复了联系，但直到多年以后，我的妈妈才接受了我的婚姻乃至我的学者身份。*Natalie and mathematician Chandler Davis
现在，这些事件必须讲述成一个女性求知的一生了。一方面，我在一个听不到女性欢呼声的行业里从事毕业工作。就连加贝尔小姐也害怕我的婚姻会为我的史学职业生涯敲响丧钟，尽管她从未明言这一点。她那一代人走过一条别样的人生路径；倘若我的丈夫想要一群孩子，在被拖累的情况下我怎能成为一名学者呢？另一方面，我过早地拥有了一个丈夫，他真正相信女性职业生涯、还愿意承担家务和育儿工作。我们开始了一场涉及政治、历史、科学和文学的终生对话。而且，我的职业道路现在看起来被设定好了。我曾计划过攻读一个历史学的博士，但那时开始考虑从事纪录片方面的工作。后来，查要去大学里从教，我就在想，“那好，我也做一个教授吧。”我起初在哈佛大学接受研究生训练，后来到了密歇根大学，这标志着我的史学关注点从观念史转向了社会史。我订阅的第一部学术杂志是《观念史杂志》（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但如今，在为迈伦·吉尔摩（Myron Gilmore）的研讨会撰写关于法国学者纪尧姆·比德（Guillaume Budé）的论文时，我会将比德的语文学、政治学和教育学观点，同他关于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以及关于像他那样学者的豁免权的议论结合起来。就这样，我突然间发现，学者、王公和牧师并不是历史的唯一主体。我读了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封建社会》（Feudal Society），而且，当W. K. 乔丹（W. K. Jordan）怂恿我将16世纪诺福克郡的凯特起义当作研究话题时，我已经万事俱备了。查帮我从威得恩大学图书馆搬回了堆积如山的书籍，其中记载着“人民”与“阶级斗争”。还没有接触到档案，但已经是档案、家庭记录和宗教登记簿的节选，它们展现了工匠和农民家庭为了改变自己的生活而参加的宗教和政治活动。我被深深地吸引了。一年后，我在安阿伯市（Ann Arbor）写了一篇关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Christine de Pizan）的文章（这是我的研讨班老师帕尔默·思鲁普（Palmer Throop）发起的项目，写这篇文章能获得他的学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是欧洲第一位职业文学女性，但她的宫廷生活远远地高出了我想关注的阶级。从亨利·豪塞尔（Henri Hauser）自19世纪80年代起的手稿中，我开始接触16世纪里昂涌动的平民大众：他们的谷物暴动、印刷工人的罢工，以及1562年企图将罗纳河与索恩河交汇的城市变成一座“新耶路撒冷”的新教起义。我的论文主题就在这儿了。里昂有我需要的一切，在这里，我能够检验马克思关于宗教作为一种上层建筑能够反映物质意趣的理论，也能检验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主义推动资本主义精神的观点。还有，16世纪更为普遍地吸引着我，因为我视之为现代病和投机活动诞生地的16世纪有着残酷的竞争和资本主义的贪婪，但同时，16世纪也有变革的希望和民主的种子。1952年春天，我离开安阿伯、前往里昂进行了为期六月的研究。一眼望去，法国就是一个仙境，这美景是多年前我在法式阁楼里探索文字时根本无法想象的。繁茂的田野，天际的白杨树边线，簇拥在乡落有着旧式屋顶的房子，还有房前、墙上、窗户中，壁炉旁的遍地鲜花，如此井然有秩的勾绘出这一图景。在乡村小舍中，食物以那样的专注和优雅被制作出来，甚至那些我们光顾的学生餐厅看起来也是好的。这里的政治氛围与麦卡锡冷战美国的猜疑和压力也大不相同。一到里昂，我就忙着找马克·布洛赫的纪念碑，最后也仅在白苹果广场找到了一座，那是为所有被枪决者树立的。天主教徒、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我们的每一位带有左翼色彩的朋友都在向我们讲唱着抵抗运动的故事和歌谣，并将我和查视作美国同盟，而远非墙上满满的敌对口号“美国佬”。偶尔，我也会嗅到反犹主义的味道：“别说自己是犹太人，就说你是以色列人”，但总体上我感到宾至如归，甚至看起来就跟其他人一样：一个身材修小的地中海人。只有在80年代我才意识到自己是如何隐匿在了法国危险的一面中。那是在克劳斯·巴比（Klaus Barbie）审判期间，我看到了我所钟爱的白苹果广场满布万字旗的照片。我依旧钟爱档案。起初，在市政档案馆的微弱灯光下是日子是令人不快的。我很好地完成了文献搜寻工作，并了解了所有我想找的档案号。但老师们没有警告我阅读16世纪司法员手记是多么艰难，他们自己也从未使用过这样的材料。正如大卫·平克尼（David Pinkney）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大部分研究法国的美国史家都使用出版材料。战争刚一结束，新生代研究者约翰·芒迪（John Mundy）就在图卢兹筛选档案，正如多年后的我所作的一样。里昂的人们看到我感到十分惊讶。“你为什么不学习你们自己的历史？”，他们问道。同时，一位和善的档案保管员向我提供了帮助，他为我介绍了16世纪的古文书。我也开启了对里昂新教徒社会史图像的定量编汇工作：他们的职业、所在行省、税收以及地位。我从未从事过这样的探求。当我的眼睛需要休息时，我就移步到储藏室寻求一些“定性”证据（正如我们所称呼的那样）：印刷的小册子、戏剧、布道以及与城市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的论辩稿。当我将成百上千张3×5的小卡片进行打包时，我意识到自己拥有了一段与里昂档案馆相关的深刻记忆。不论何时我在地方档案馆工作，这样的记忆还会一遍遍的产生。这间屋子与我查验的过去痕迹建立了密切认同：它那陈木的气味、窗户的形状以及来自鹅卵石道路或川流的声音。这间屋子是一个入口，在这里，我能与古人触碰过和书写过的文件邂逅。这间屋子就像爱丽丝的魔镜、纳尼亚的衣柜或——用一个休伦人的隐喻——树根下的神秘洞口，通过这个洞口，一个人能够暂时地坠入另一个世界。回到安阿伯市，我的求知生涯发生了两方面的改变。首先，两个FBI探员来到我们的小公寓，没收了我们的美国护照。第二，我怀孕了。尽管我和丈夫目前在行动上相对独立于任何组织机构，但我们仍在深深关注着政治，尤其关注对妨碍学术自由（freedom）和公民自由（liberties）的违规行为的抗议。在离开法国前，我已经完成了所有研究和一本名为《精神操控》（Operation Mind）的小册子的大部分写作，在这本书中，我攻击了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的违宪行为。这本小册子匿名发表在密歇根大学的人文学科、自然科学与职业委员会，但是，作为这个行将就木的组织的会计，查德勒在给印刷商的支票上签了名字，这位印刷商将信息透露给了FBI。小册子成为了指控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并没收我们护照的主要导火索，它将于1954年春季，在众议院非美调查活动委员会对查德勒的审讯上发挥作用（委员会成员的男性至上主义在这件事中反而成了我的优势：就像欧洲近代早期的那些政权一样，他们假定如果一对夫妇一起做了什么事情，只有丈夫需要负责任）。查德勒在自己的辩护证词中只引用了第一修正案，以便对委员提出宪法上的考验。这个故事花了六年时间才走完全程：密歇根大学解雇了他的助教职位；临时会议以藐视国会罪对他进行审判；美国大学行政机构将他列入黑名单，即便他的数学家同事们为他提供了很大的帮助（他们以信誉为查做担保，哥伦比亚大学和新学院还为他提供了临时岗位）；最高法庭对他的复审令的拒绝；1960年，他在丹伯里惩戒所（Danbury Correctional Institution）服满长达六个月的刑期（此间，一位名叫帕内尔·托马斯的非美调查委员会的前主席为了加薪来到了丹伯里）。至于我的学术工作，那段时间最困难的地方就是被没收了护照。我对被迫与法国档案隔离起来这件事深感绝望，在我看来，那些档案里躺着我所需的答案。这件事的最终结果，我不想称之为“乔装的幸福”——但至少促使我转向了另一条新的道路。正如接下来所发生的那样，居住在纽约地区使我能够接触到一些大型的珍本收藏机构：纽约市公共图书馆，摩根图书与博物馆（the Pierpont Morgan），哥伦比亚大学，联合神学研究院（the Graduate Theology Union）。我查阅了能够找到的每一本出版于16世纪里昂的书籍。就这样，我不仅找寻着清教徒与天主教徒的教条或论战，而且开始从手头的这些资料中寻找一切能够学习到的东西：从它的装订、献词以及卷头插画，到它的版本记录与旁注。不带任何先入为主的目的，我开始思考这些书籍的历史，以及如何将它们应用到社会史研究中。这样做的结果对我的研究而言是重要的：例如，现在我能够发现，那些印刷匠们如何将清教徒的宣传伪装起来，使之逃脱检察员和异端审判官的检查。我也开始写作一些独立的专题，在受到那些夹杂在商业算法书籍中的诗歌和献词的冲击下，我荣辱参半地出版了一些关于16世纪商业算法的文章。或多或少带些偶然，我一生的研究风格就这样开始了，我在自己的研究中将档案资料与各种流派的印刷文献结合起来，若想理解平民大众与“流行文化”，这是非常特别的一步。
*Natalie,Chandler Davis,and their children
在20世纪50年代期间，我们有了三个孩子。孕育之乐远远超过了我们在政治上所经历的痛苦。“你是如何处理好孩子和学问的？”有时，我的学生在规划他们的未来时会这样问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孩子今天是如何忙碌地对待他们的小孩儿时，自己也会思考这个问题。除了与查德勒共同抚育孩子外，问题的关键在于将生活的两位记录员联系起来：行动与思想。我十分擅长这样的迅速转换：从沙地到研究室、从阅读加尔文宗的小册子到阅读《兔子邦尼》（Pat the Bunny）。打字时，常常有小孩儿爬到我腿上。被各种琐事打断成了我的生活方式，教学训练则是多年之后的事情了。养育孩子成就了我的历史学家身份。它使我不断人性化；它教给我心理学、人际关系，并为那些抽象的文字赋予血肉，例如“物质需求”和“肉身”；它揭示了家庭的力量，这种力量在那段日子里很少被历史学家所正视。1959年，我将论文《里昂的新教主义与印刷事业》发回给我在密歇根大学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相对独立于其他学术共同体，但这为我发展自己的观点提供了更多的自由。20世纪50年代有关宗教改革的研究首先仍然由信仰的历史所引领：清教徒书写清教教义；天主教徒书写天主教义。尽管这些作品学术性极强，有时也极其生动（我想到了路德宗罗兰·班顿（Roland Bainton）的传记《我的立场》（Here I Stand）），但是这些作品是从特定角度讲述故事。社会经济的原因在被引用时，是被狭义的构想的：对天主教会的财富教义或经济教义的憎恨，而非恩斯特·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或马克斯·韦伯很早之前提出的那种更为广泛的联系。教义辩论是核心问题，但是这种辩论通常被当作神学家之间的权力之争，而不是围绕天主教徒内心的社会价值观和心理价值观的争论。我在论文中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子。我是犹太人，也没无需捍卫天主教信仰上的忠诚。或许在很大程度上，我赞同“人民”（the people）和“进步的”运动，这些运动支持普及识字，但归正宗（Reformed Church）对未受教育的基督徒持等级保留态度，不能成为我故事中单纯的英雄。我对男性新教徒的社会和职业描述表明，他们来自里昂的所有社会阶层，他们在经济上的敌人就是宗教上的盟友，比如罢工不断的印刷行业。然而，就职业而言，新教徒是一个独特的群体，他们来自里昂的新兴的行业，有着更复杂的技术和更高的识字率。因此，在我看来，宗教改革的社会维度似乎不是围绕着经济阶级这条轴心得以组织，而是围绕着情感-精神阶级这条主线，以世俗之人与神职人员的宗教论辩为争斗中心。那些新出现的城市新教世俗之人的教义能够在它的核心信条中被找到，这些信条只能通过对《圣经》的信仰及《圣经》中的真理所检验。印刷匠们带着语文学自信以及上帝言词传播者的身份，发现在一个不需要教士干预的世界里，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接近上帝，这是非常合理的。即便今日我可能会修订这些结论，但我仍旧喜欢这背后的诸多努力。我喜爱多元轴心的概念，同一社会围绕这些轴心组织并运作起来，与之相对，我早期喜欢二维的马克思主义模型。我喜欢在几个不同领域中同时操作或促成一种观念涵义的形成，这些领域包括社会、文化或心理学。我乐于坚持认为：一个人的诠释多少应当与对象在过去的确言达成一致，尽管我们可能想要从他们自己的描述中读出那之外的东西，但我们必须始终接受它。20世纪60年代间，我尽可能地操起了社会史方法。我30了，是戴维斯博士了，我们的孩子开始上学了——哦对了，瞧，在最高法庭最新一轮的裁决后，我拿回了护照！并开启前往里昂和日内瓦的一系列短期游学，这极大地扩展了我在城市史和宗教史方面的档案基础：红衣主教的记录、遗嘱、婚姻合同、法庭实况、医院和慈善记录等等。那场如饥似渴的搜寻并没有将其全部发掘出来。令我高兴的是，我也开始教学了。开始时，我只在教室前台稍事停留：在1956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通识课上，我曾于夜间教授过几天历史，那是一场火一般地真正考验。巴纳德学院（Barnard）英文系的罗莎莉·科利（Rosalie Colie）会在课前给我带晚饭，她提醒着我，自己既是一名学者还是一名母亲。不久之后，我就跟随查德勒去了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查在那里给《数学评论》当编辑，并短暂地在布朗大学（Brown University）任教。再后来，出现了真正的转机：狱事过后，查得到了多伦多大学的教授席位。1962年，我们移民加拿大，最终，我在多伦多大学也得到了一个教职，起初是在政治经济学院，1968年开始在历史学院。就这样，我开始了长达38年的教学岁月，众所周知，在学者求知生涯中，教学是实践的中心环节。我一直认为，我从学生那里得到的至少同我给予他们的一样多。
*University Of Toronto
在与学界隔绝多年之后，多伦多也为我带来了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确切地说，是许多学术共同体的归属感。有政治经济学院的经济史同事；也有分布在各个学院的研究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同事；还有历史学院的年轻同事吉尔·康韦（Jill Conway），以及那些刚刚转向社会史和计量史研究的欧共体主义者。回想一下这些学术联系，我便意识到学术共同体是如何影响一个人研究的。我们的论题从工作中那些或长或短的问题中派生出来；从对我们时代中不断演变的政治和文化的关注中派生出来；从我们给自己所属团体书写的文字和信件中生长出来。所以，我在60年代写成的专题论文《贫民救济、人文主义与异端邪说》（Poor Relief, Humanism, and Heresy）通过来自里昂的证据重思了马克思和韦伯的格言——在这篇论文中，我讨论了新教精神是否是新财富形式的唯一母亲——但是，我写下这篇论文并非偶然，在美国，“对抗贫穷的战争”已经热议了十数年。多说一点，我在这篇文章中将商业价值、天主教徒中人文主义者的信仰与情感以及新教徒的信仰串在一起，当作福利改革的多样来源，这一论断也是对我的经济史同事和朋友吉姆·麦克柯尼卡（Jim McConica）的回应，麦克柯尼卡是圣巴西勒修会的新会员，也是英格兰人文主义和政策研究的专家。我献身传统社会史研究的最好例证是1966年的文章《十六世纪法国的行业协会》（A Trade Union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我在日内瓦的档案馆发现了一场审讯，这场审讯为我们带来了有关里昂印刷工人的手工业行会（compagnonnage）或协会（Company）的描述，这份描述有关欧洲雇佣工人组织的内部运作、仪式礼仪和战略策略，是各式描述中较早的一份。我依据雇佣工人的来源地和他们在作坊中所作的工作，分析了他们的价值观念；我描述了他们的受洗典礼和惩罚形式，这些仪式有利于他们结成私密且非法的组织；我点明了雇佣工在保持他们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上的成功，他们是平民大众机构的行为典范。当年，这种演进方式是先锋社会史的一种范式（我想到了一个例子：霍布斯鲍姆的《原始的叛乱》（Primitive Rebels）），这种演进方式仅有的不安出现在我的最后一段：“（在雇佣工协会中发现的）对家庭感和兄弟情谊的渴求，通常被认定是前资本主义过去的落后残存物。我认为我们更应当将它看作是社团（societies）中具有长久创造性的力量，在这些社团中，非人格的契约关系对支配关系构成了威胁。这些情感使得印刷厂的雇佣工们可以说：他们‘并非作为奴隶而劳动，而是作为自由人，带着卓越且崇高的使命感工作着’，我们不能将这些情感交之于过去。”《行业协会》这篇文章发表在英国的《经济史评论》（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上，而非法国。那段日子里，年鉴学派的大部分研究集中在区域史和乡村史，而非城市工人和宗教史。至于手工业行会及其风俗，年鉴学派仍然带着强烈的民俗主义和维希政权右翼民粹主义的痕迹。我阅读了皮埃尔·古贝尔（Pierre Goubert）的《博韦与博韦人》（Beauvais and the Beauvaisis）以及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的《朗格多克的农民》（Peasants of Languedoc），甚至还同我的硕士生一起阅读了米歇尔·福柯的《癫疯与文明》，我还将古贝尔和勒华拉杜里请到学校里进行会谈。尽管年鉴学派对总体史的发明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尤其在人口统计学、社会流动和物质文化方面，但作为一种范式，它仍然不能为我想做的研究服务。接下来，我走向人类学以及将女性纳入我的历史解释中，在这些方面，我不得不遵循其他方法。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世界是七颠八倒的，伯克利和多伦多皆如此。1968年，我在伯克利做了半年客座教授；而在多伦多，政治抗议从日间托儿所演变为越南战争。这自然是我转向节庆、政治和狂欢研究的背景。1969年，在我头脑中，至关重要的是一系列风俗以及16世纪里昂的各种组织。但在开始撰写《混乱的理由》（The Reasons of Misrule）时，我却发现无法用任何一种惯用的社会史方法来表现出大声喧闹（charivari）以及修道院的混乱的重要性。我不想将这些喧庆节或修院的混乱视作一出轻薄的好戏而忽略它们，也不想将它们看作对历史学家来说无关紧要的事情，或是将它们视作一群压抑的人在挥霍精力。但在这些节庆上究竟发生过什么？不知怎么的（或许是得到了多伦多大学人类学部朋友的建议），我在多伦多大学人类学部图书馆发现了一条大道，它通往阿诺德·范·根纳普（Arnold Van Gennep）的系列作品：《当代法国民俗学手册》（Manuel de folklore francais），这套丛书依据人生和节令的各个阶段进行编排。我在这套书中学习到乡村青年群体和他们的假面舞会，这些喧闹的活动与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婚姻相关。相较于范·根纳普所展现的仪式风俗静态不变的肖像，我只使用历史证据撰文。我的文章点明：混乱的修院的更迭以及喧庆节的运作都与婚姻及政治抗议有关。可能就像近译米哈伊尔·巴赫金（Mikhail Bakhtin）的《拉伯雷》（Rabelais）所言：节庆生活是寻常生活的一种逆转、是以异样方式进行想象的途径。它能提供一种宣泄途径，这种宣泄维持了共同体价值；它有时也会成为改变人们的一种力量。接下来的十年里，我继续阅读着人类学和民俗学：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克里福德·戈尔茨（Clifford Geertz）、西德尼·明茨（Sidney Mintz）还有其他等等（同时，需要点明的是，凯斯·托马斯（Keith Thomas）在他的《宗教与魔法的衰竭》（Religion and the Decline of Magic）中运用了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方法，而彼得·布朗（Peter Brown）早年关于古代晚期神职人员的人类学研究与玛丽·道格拉斯等英国人类学家的研究有关）。我折衷地阅读着这些作品，而不去管人类学内部的争论。因为我不是在寻求一个答案，而是在寻求问题、过程以及可能的方法。只有在面对16、17世纪欧洲的证据时，这些内容才有可能被用到。就这样，我可以将年代范畴加之于曾经思考过的那些社会的、经济的以及宗教的群体了，这些群体包括了活人和逝者。我就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埋葬和纪念逝者的形式撰写了文章，每个家庭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埋葬和纪念逝者，这是家庭代际交流的特殊方式。这样，我能够思考各种行为的符号形式和仪式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和认知意义了，而早年间，我只能就其维系团体凝聚力的层面加以论述。我书写了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的宴飨节庆、宗教游行以及建筑物，这些事物以差异显著的方式在城市空间中留下记号、为一年的时间赋以韵律，并通过它们体验到神圣的存在。比起先前研究里昂印刷工人的日子，现如今我能够以更为敏锐的眼光看待那些不识字的人，并对口头文化的技艺和天赋——比如谚语和记忆材料采取了更为严肃的态度。早年间我曾认为“进步”是通往未来的单一道路，现在我开始质疑这一点，并将天主教道路和新教道路视作运动的两种可供选择的形式，而非将它们仅仅看作是旧的或新的、传统的和革新的。事实上，我开始将16、17世纪视作（现代的）起源而非“现代”。我的几份研究成果出现在1975年出版的专著中，冠名为《法国近代早期的社会与文化》（Society and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France），这个短语在当下已经过时了，但在当时十分流行，且富有人类学韵味。我努力维持着早年间为我的社会史研究所赋予边界。当我完成《暴力的仪式》（The Rites of Violence）时，曾扪心自问，是否已经将自己写到了一个偏僻之地？ 随着宗教暴动，16世纪法国伴的谋杀和圣物亵渎行为在形式上是极端且令人生厌的，通过展现它们不仅仅是恶魔魔力的表现、还与仪式的时间地点相关的，且本身就是仪式和节庆行为的延续，看起来我是不是为这些行为合法化了？我是不是像是在说：只要参与者有一个合理性的动机，包括大屠杀（正如我的一个学生向我提出的挑战）在内的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我在文章中总结道：“在任何一种绝对的意味上，暴力的仪式都不是暴力的权利。它们仅仅在我们想要在一个共同体中增强安全感或是建立信任时提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就必须少一些安慰‘离经叛道’之事的想法，而多想想如何改变其核心价值。”我也保留了一些社会史的经典特色。行动者的社会与地理渊源仍然是重要的。理性的意趣有时是描述行为的一种方案；在另外一些时刻，“做事、思考以及说话的方式”——“做事的方式，思考的方式，表达的方式”（facons de faire, fagons depenser, facons de dire）——会更有用一些。不仅仅是共同体，冲突也是这幅图景中的一部分；统治之外，抵抗和反对也不得不被探讨。我最早所书写的关于妇女和性别的文章展现了这种愿景，即为了某一形式的历史，要去建立而非抛弃另一种形式的历史。《城市女性与宗教变革》（City Women and Religious Change）考察了那些变成清教徒的女性,以及新教教义和礼拜仪式是如何吸引她们的；《上层女性》（Woman on Top）则探索了节庆中衣着反穿以及嘉年华中性别反转的多元涵义及其应用。女性和男性都是演员，但后一种性别的象征性含义却是优先的。妇女史是另一件我在70年代所做的重要事情。自从1951年我将关于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文章储存起来后，就留下了一个名为“女性”的文件夹，并往其中放入了很多历史参考文献：16世纪孕妇的穿着、哺乳、断奶间歇以及类似地一些文献。“政治”是第一个鼓起并归入书柜的文件夹。在我不断变更工作的过程中，我总是发现自己是部门里少数女性中的一员。在许多部门见面会上，我是唯一出席的女性，还有可能遭到一些老牌历史学家的侮辱，他们称呼其他人为某某教授，却叫我戴维斯女士。经年累月地被称为“那个犹太人”而后是“被驱逐的左翼分子”，我已经十分坚强了。当然，一路走来，我也曾获得过帮助（我想到了布朗大学一位老教授的妻子，她本人获得过博士学位还出版过英国史方面的作品，尽管她们那一代人几乎不可能出现已婚妇女获得教职的情况。有一天，她将她的博士袍披在了我的身上，此后，不论去哪里，只要穿上这身博士服，我都能想到她）。所有这些经历都在教给我，做一个女性会有很大不同，而我最好还是以务实和理性的态度来做女性。60年代中期，与多伦多大学的女硕士生共事并改变她们的境况成为了我的当务之急。等到70年代早期，多伦多的女权运动已如繁花绽放、影响了我们所有人。在智识生活上，我遇到了美国新兴妇女史的先锋吉尔·康韦，在重思历史性过去中女性的角色方面，我开始了解到那些成果丰硕的的已竟研究。1971年，吉尔和我在加拿大组织了首门妇女史课程：“现代早期欧洲和美国的社会与两性”（Society and the Sexes in Early Modern Europe and in America）；我开设了克里斯蒂娜·德·皮桑的课程，自那时起就一直从事关于她的教学。哦对了，那十年间，兴奋蔓延在教师和学生之间：比如，我们在珍本图书馆和档案馆找到一批原始史料，还跨越着北美大陆进行参考书目及摘要的交换；还有，一些妇女史的会议，我们本来期待着能有百十号人参加，最终却发现参与者足有两千余众。对我、对其他人来说，这是另一次学科间的跨越：在没有对有关妇女的思想从生物学到文学进行一定清算的情况下，性别方面的题材很难得到概念化。这项工作也是历史编纂学的（historiographical）一个分支：史家在考察不同时期和地区女男的关系演变及概念时、在重估像宗教改革或法国大革命这样的社会运动的价值时，将女性载入了史册（在这些文本中，我们只能找到女性都做了什么）。*UC Berkeley History Department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Natalie Zemon Davis (1971-1978) | Department of History
我在人类学和妇女史上的事业始自多伦多，却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执教的六年间开花结果。1971年之前，我身在何方基本由我丈夫的位职所决定：我跟随他从一座城市到另一座城市，将一个特别教学助理职位扔在这儿、将一个讲师职位扔在那儿。我很乐意这么做——我从未想过职业规划这种事。尽管，当我看起来从未得到一个合适的教职时，还是会难过片刻。等到1971年，伯克利分校历史学院邀请我去那里从教。查德勒和我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并对彼此说：“那就试试吧！”我们最小的孩子要念九年级了，我们想着，在分别和休假期间，我们能够过一种通勤式婚姻。这是一次挑战，有时，我们看起来活在了永恒的时差感中。尽管如此，在加州的这段日子充满了豪迈之气与冒险精神，我们都爱这段岁月。在我的同事中，对户外的开放似乎与对新史学方法的开放是一致的。很快，我就拥有了两个跨学科的圈子：一个是与我一起探索女性研究计划的同事们；另一个是我在历史学院、文学院以及艺术史领域的同事们，他们将在随后的日子里前去建立一种分期表现（periodical Representations）。不知不觉地，我的求知生涯还是走向了另一次质变。在伯克利的日子将要结束时，我的一个研究生向我展示了一本16世纪的书籍，这本书取自法学图书馆，由法官让·德科拉斯（Jean de Coras）所著，冠题为《难忘的判决》（Memorable Decree）。该书讲述了一桩著名的农民欺诈案：故事发生在比利牛斯山麓的村庄中，一个男人似乎被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当作丈夫长达三年乃至更久。我的第一反应是：“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冲动？仅仅是替我父亲实现他那浪漫的戏剧梦？或是助我实现少年时拍摄纪录电影的梦想而作的突然努力？我认为这种想法来自人类学的史学实践。自从开始使用人类学方法，我的大多数文稿就在探索像是喧闹仪式、悼唁仪式、谚语这样的跨越了几个世纪的问题或主题。尽管档案材料大多数来自里昂，但文本和例证却来自整个法国，有时是整个西欧。我们所遗漏的是民族志的近距离田野考察，在这样的考察里，人类学家能够看到个体的人际交往、事件发生的准确年代，或者听到战争亲历者对到底发生了什么的描述。但是，我的题材都死气沉沉，我也没有像我在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曾经做过的那样去诉诸媒体，请他们担当顾问。相反，我邀请导演勒内·阿里奥（René Allio）来伯克利向研究法国的史家做了演说，演说的内容是他拍摄的电影《我，皮埃尔·李维尔》（Moi, Pierre Riviere），这部电影立基于19世纪一个诺曼底小伙子的谋杀供状。阿里奥向我们讲述了他在事件发生的村庄里居住的数月和在村庄里选派演员的事情，还讲述了他与村民们围绕这个故事的讨论以及每周产出的工作样片。我想，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可以用新方式看待历史！这些村民既是一百四十年前那些事件的传颂人，又是这些事件在当下的评论员。制作电影有可能成为民族志实验的一个近似值。三年后，1980年，我已经在与著名编剧让·克劳德•卡里埃尔（Jean Claude Carriere）以及年轻导演丹尼尔·维涅（Daniel Vigne）合作、一起编写了《马丁·盖尔归来》（Le Retour de Martin Guerre）的剧本。我们十分幸运地在巴黎邂逅，那几周，我正为了马丁·盖尔寻找导演，而他们已经开始就马丁·盖尔这个题材谋划一部电影了。（对这桩欺诈案同时且独自产生的兴趣，展现出了一些线索，即具有强烈文化共鸣的主题，是如何在一个广泛的网络中显露出来的）电影制作确实激起了一种民族志意识。向外来客打招呼的村民；围坐在火堆旁打造工具、聊天、讲故事；争辩；应对审判——构想任何一个场景都使我匆忙跑回材料中去发现什么是可能的、什么是似是而非的。有些演员不得不扮演16世纪的角色，与他们交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还产生了一种具有史学旨趣的“证据”。“如果皮埃尔·盖尔只关心钱财，我没法扮演这个角色，”一个经验丰富的演员说到，他饰演马丁·盖尔的叔叔，这个人和其他村民最初接受了马丁·盖尔，后来是他首先告发了冒充者。“你说得对，”我回答道，边说边指向了电影的另一个镜头，其中，皮埃尔·盖尔表达了对怀疑和欺骗更深的忧虑。娜塔莉·贝伊（Nathalie Baye）饰演马丁·盖尔的妻子，她正准备表演直到真马丁步入法庭时才承认自己不忠那一段，贝伊说：“我不相信面对诈骗同谋的指控，贝特朗·德罗尔斯直到最后一刻还等着被拯救”。“她没等那么久，”我回答道。作为一个脆弱的农村妇女，她最终起诉了冒名顶替者，并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我不能把这些演员的话当作论据（proof）引用在我专著的注释中，但是他们的评论增强了我的这一信念：在诠释法律材料和田野材料的方法上，我正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1982)
1982年上映的电影《马丁·盖尔归来》是一部很好的作品，我是这么认为的，它有丹尼尔·维涅对比利牛斯山麓农村生活的美丽创造，也有电影制作人与历史学者之间富有成效的合作。然而，接下来，我知道自己不得不就这个题材撰写一部历史学者的专著了。银幕中的贝特朗在多个层面上被简化了，这削弱了她的行为及丰富的戏剧复杂性；故事中的其他元素也被改变或省略了，尤其是，我不停地发现一些无法被囊括进电影或在银幕上难以点明的材料。比起散文体，电影媒介还很年轻，它在特定形式上的表现力非常丰富，但看起来无法容纳其它一些东西，尤其当正片时长被限制在两个小时以内时。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和卡洛·金兹伯格（Carlo Ginzburg）开始撰写他们杰出的微观史：前者在1975年完成了《蒙塔尤》（Montaillou），后者在1976年完成了《奶酪与蛆虫》（Cheese and Worms），这些微观史作品是为他们在散文体方面的开拓。通过电影，我开始接触微观史（或我所说的民族志学）。在我的史学专著中，就我目力所及的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我竭力将马丁·盖尔的“非凡传奇”变得理解。我试图说明，无论是在农民中间，在法官中间，还是在其他拥有财富与地位的、成千上万地读着让·德科拉斯的书的人们中间，一个非同寻常的冒名顶替行为是一种身份的建构，是一种如蒙田所说的“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受到思考电影叙事的影响，我决定将这个散文体故事讲两遍，第一遍就按它所展开的样子和各个阶段在村庄中所被看到的样子，第二遍是按故事的讲述者所重述的那样，这些故事的讲述者有法庭中的年轻法官德科拉斯，还有蒙田等等。我希望向读者们提出一些关于身份认同和历史认同之间的相似之处。1982年，这部电影首次公映，专著也在法国首次出版，那时，我已经在普林斯顿大学做了近四年的教授。普林斯顿与多伦多之间的通勤生活要简单得多，往来于小镇和大都市之间也十分值得。若说伯克利是我在70年代对人类学产生兴趣的福地，那么普林斯顿则是我在80年代对电影和文学产生兴趣的福地。普林斯顿生活紧凑、文明、富有地方性特色，值得对其风貌进行近距离的民族志观察与注意。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领导了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历史研究中心（Shelby Cullom Davis Center for Historical Studies），他充满了智识上的激情。卡尔·休斯克（Carl Schorske）建立了一个欧洲文化研究项目。我很珍惜历史系的同事，我与那些人类学方向的同事、还有那些不同人文学科部门的同事有很多交流。有一个学期，我与克里福德·格里茨（Clifford Geertz）合作教授了一门课程。这是我在第三所大学里、第三次、成为院系中一小撮女性的一份子，我们努力改善着“那种性别”（the sex）（女性在18世纪就被称为“那种性别”）的境遇，还在学校努力建立起一个女性研究项目。我再次因成为这项事业的一份子而受到激励，尤其是在我们受到如此多学生支持的情况下，还有，我们可以看到普林斯顿的院系中有女学生出现了（一些女硕士生在1969年秋天首次来到了这里），这所大学越来越多样化和民主化。在普林斯顿，还有一个惊喜正等着我。到这里之前，我把它看作常青藤校盟中最“非犹太人”的一座，这一印象早在1957年便已形成，那时的情形确实如此。我该做点什么来震惊一下这些非犹太人？从伯克利发出时我就问过自己。或许我能从事一些犹太史教学，运用一些犹太妇女和男人书写的自传体材料，那是在“社会与两性”课程中我与学生发掘出的。一到普林斯顿，我就意识到，情况变了：现在这里已经有了一所饮食俱乐部，或可称之为犹太饮食俱乐部（就是一个犹太食堂），此外，一位名叫马克·科恩（Mark Cohen）的年轻学者已受聘从事犹太史教学。我们组成了一个团队，还有一些其他同事，我负责马克·科恩系列课程中现代早期部分的教学。围绕社会、文化、人类学以及性别这些主题，我设计着课程，而马克·科恩则提供文本材料以及在必要时提供专家意见。这次教学是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犹太社会在复杂程度和富裕程度上令人陶醉，在与欧洲新教社会和天主教社会进行比较的工作中，犹太社会提供了有饶有价值的例子。我的同事们和我出版了17世纪威尼斯犹太学者莱昂·摩德纳（Leon Modena）的自传,由马克译自希伯来语。正如我曾查阅法国大众家庭史以及自传等材料一样，在我的论文《名誉与隐秘》（Fame and Secrecy），我查阅了一些犹太自传的手稿（在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一些人声称这些犹太传记并不真实存在）。我想把莱昂写到欧洲历史记录中，向人们呈现这一做法对思考过去的影响，就像我在妇女研究和性别研究中所尝试做的那样。犹太学者的自传是犹太人的文本，同时也是欧洲人的文本。博学的天主教赌徒杰罗拉莫·卡尔达诺（Girolamo Cardano）曾经说过：自传作品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同时，在建构现代早期的内外边界上，自传作品还展现出一种不同的路径。20世纪80年代，另一对召唤我从事职业写作的概念是文学和历史。比如，在马丁·盖尔的案例中，推动我开始的是法律文献，随后就是成百上千的请求皇室恩赦杀人犯的信件。长久以来，我都将这些素材当作里昂社会史和宗教史的材料，还有一些法国学者，他们从这些材料中勾画出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法国犯罪及暴力，我很钦佩他们的做法。但对我来说，这些来自社会各阶层男性以及部分女性的素材，同时也是讲故事（storytelling）的材料。这些故事被塑造出来，以满足赦免法的需求并取悦国王和他的部下。它们被内廷抄写员的笔所过滤，记录在一个许多讲述者都读不到的稿本中。但是，它们仍然反映了不同背景人们的文学品味以及文化策略，这些人既有寻求赦免者，也有寻求赦免者的邻里，倘若赦免生效，他们就会被确认为是真理的讲述者。
*《档案中的虚构》中文译本
我将《档案中的虚构》（Fiction in the Archives）献给了劳伦·斯通（劳伦·斯通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者，又是一位擅长讲故事的人），这本书引起了他的些许惊愕。事实上，“虚构”并不是伪造，而是我们言行中一切精心制作的元素。我并非在从事一项极端的反基础主义的任务，以使档案失去权威，而是将这些档案展现为一种关于16世纪新证据的材料：即“人们如何谈论事情”的证据，以及“在我们处理问题时，运用一切精心制作的工具以进行可靠诠释”的证据。这本书刚一出版，我就发现，作为一项先锋研究，在这件事上我并不孤独。在法学院，律法与讲故事（storytelling）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在变成一个热议的话题；在史家中间，“档案的虚构”突然开始到处出现。最终，在1989年以及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投入到一个项目，将我过去所有的兴趣串在了一起：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志以及文学，此外，我还将自己投入了新的海域与旷野中。我为自己能够从事这项研究感到非常幸运，我将其命名为《边缘女人》（Women on the Margins）。起初，我想从“社会与两性”课程中提取三个人物，将她们的生活作为17世纪城市女性经历的一个典型系列。犹太商人格丽克尔·巴斯·尤达·莱布（Glikl bas Judah Leib）来自汉堡与梅茨；天主教工匠、教师玛丽·盖亚特（Marie Guyart de I’ Incarnation）来自图尔斯和魁北克；清教艺术家、昆虫学者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Maria Sibylla Merian）来自法兰克福、纽伦堡与阿姆斯特丹。她们三人都结了婚，同时也都有了孩子，婚姻生活至少是她们生活的一部分；她们三人在生后都留下了文本：格丽克尔留下了一份意第绪语自传、玛丽·盖亚特留下了一份宗教自传以及数以百计的关于东部丛林中印第安人生活的信件、玛丽亚·西碧安·梅里安留下了信件以及她对欧洲和苏里南的昆虫研究。这是一次评估她们生活中性别和性别等级的重要性的机会；一次考察宗教和职业所造成的不同的机会；一次检验不同类型的婚姻和养育的机会。我将把个人微观史引入对这三位欧洲人生活的去中心比较之中。还有一项召唤我很久的任务：我将第一次对法语语言系统之外的人物进行广泛研究，比如，学着去阅读外祖母使用的意第绪语，还有，考察小时候对我造成巨大恐惧的德国犹太问题。现在，我自己也当祖母了，此外，我出现在俄国、德国、荷兰、魁北克以及苏里南的图书馆中。我选择如此，这样的生活就像一份赠礼。在项目的早期阶段，我意识到不得不深化我的概念。这些妇女究竟有多大代表性？或许，在都市职业风格，或是家庭生活的某些方面，她们具有代表性。但是，又有多少女人越过海洋去魁北克寻找一个乌尔苏拉女修院，或是在52岁高龄，踏过苏里南的川流到丛林中研究毛毛虫和蝴蝶呢？甚至是格丽克尔的自传也有一些与众不同的特点。我决定将这种不寻常转变为一种优势，并将她们的生活视作17世纪革新力和创造力的源头，尽管人们在开始做这些事时很少预料到这一点。也许这对思考某些男性的生活也有益处。如今，我开始考虑“边缘”的观念了。“边缘”这个概念对我重要，并非由于近来一些德里达式的解构主义者的使用，而是因为，自己终其一生对各种中心（centers）充满矛盾的心理。这三个女人或是被选择、或是被安置，全都处于宗教、社会和地理上的边缘。这三人都将这些边缘性转变为对荒野的发掘；三人都将她们自己、或至少将她们热衷之所修订为某种中心。我在想，我的论文能够就此打住吗？难道不需要注意到这些矛盾的事实吗：玛丽·盖亚特的“自我实现”同时是法国人对美洲丛林不请自来的入侵的一部分，玛丽亚·西碧拉·梅里安在苏里南的研究助手是非洲和印度的奴隶，还有格丽克尔，站在欧洲人的立场上，书写关于“野蛮”族群以及善良的犹太旅客的冰冷传奇？是时候提出这些问题了。在我的早期写作中，各个非欧洲的族裔、亦或是欧洲人如何对待新世界的群体，这一问题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且没有以任何形式成为批判的中心。回看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社会史振奋人心的研究领域中，比起新西班牙史和阿兹特克史研究，法国殖民史研究似乎已经相对没落了。到了1990年，景象早已发生改变。我从一些杰出的同事那里了解到这一点，他们有研究非西方史的同事，也有来自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中心的同事。如今，我领导着这个中心，我们将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以及殖民余波中投入为期两年的研究。为了《边缘女人》的写作，接下来，我决定关注那些出现在三位女性书写中的他者的模型；从格丽克尔到玛丽再到玛丽亚·西碧拉，这些他者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变动着。我还决定将一些非欧洲的女性介绍到书中，她们并不仅是得到关注的欧洲女性的沉默反面、还是这些女性的积极回应者。我试图从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的材料中构想圣母玛丽亚如何看待其皈依者，还有，构想梅里安夫人的非洲及印度助手将如何讨论她在自然类出版物中框定的昆虫与植物。我质询到，是否有非欧洲文化的记号贯穿在玛丽的写作与玛丽亚·西碧拉的描述中。如今我已经出版了这本书，作为一名研究欧洲的历史学家，我觉得自己永久地重新定位了。法国仍然是我接触时间最长、接触程度最深的国家，但现在，我有许多故事想要讲给大伙儿：有曾经住在苏里南雨林中的人们，也有居住圣劳伦斯河河畔的居民，还有（在我关于“文化混合体”的新研究中）那些穿行在北非商路上的旅客。带着一些混乱，我重述了这求知的一生。一方面，生活看起来重复着它自己。少女时代的各个边缘和中心在不同的人生境遇下一次次重演。我将工人写入史册，然后是妇女，接着是犹太人，再接下来是印第安人和非洲人，就像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营救任务。不管我们多么努力地尊重过去馈赠给我们的文本，历史书写都只能是一种自我书写吗？另一方面，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从一个题材到另一个题材，生活看起来如此喧闹不安、充斥着变动。通过将每十年和每一地的变动联系在一起，我尽可能将这些生活讲得平实。看起来，每一次在方法或题材上的转变都产生于过去的思想实践，尽管带有偶然性，这些转变还是与学科的问题和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息息相关。重述这段生活令我感到头晕目眩。为什么不只专注于一个题材？为什么如此持久地追求新奇之事？这些问题都产生自今晚我的这场独唱会，产生自我给出的解释。想想活过这求知的一生作何感觉（felt），问题便烟消云散了。对过去的研究已经变成了一场持久的欢愉、一个智性欲望的特权王国。史家们在一些必要的约束条件下工作着、为每一个断言寻找着证据。我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点：正是对证据的追求使得历史研究如此有趣。我所犯的错误——嗯，一个未完成的项目（或者就像我对自己所说的那样是有待完成的）——与那些真正重要的错误比起来就显得微不足道：比如我们在婚姻中所犯的错误。进一步讲，对过去的研究为道德感提供了回报，也为批判的理解提供了工具。不论时代多么邪恶、不管残酷多么盛行，一些反抗之因、仁善之举总会出现。不管情况多么暗淡和受到拘束，某种形式的即兴创造和应对策略总会产生。不管发生了什么，人们不断地讲述着关于它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馈赠给未来。不管当下看起来多么的难以改变和令人绝望，过去都提醒着我们改变能够发生，至少事情能够变得不同。过去是永无止尽的志趣之源，甚至能成为希望的一处源头活水。Natalie Davis, trans. by Zheng Xiangrui, proofed by Zhang TaoAbstract: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Haskins Speech, Natalie Davis told her life of learning by the stage of living experience and mind situation. Deeply influenced by family and school in her childhood and youth, Natalie Davis germinated attention to Jewish and capitalist issues; After war, Natalie Davis and Chandler Davis met and married, and Natalie Davis began to participate in social life as women and turned from the thinking history to social history; In the 1960s and 1970s, Natalie Davis extended her social history by the method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and the using of archives; Taking "Martin Gale Returns" as an opportunity, Natalie Davis began to explore the new medium of history and the new paradigm of historical writing after 1908s.Key Words: Natalie Davies, learning, woman本文译自娜塔莉·戴维斯：《求知的一生》（Natalie Zemon Davis, A Life of Learn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1997）。译文刊载在《新史学》第29辑，第120-146页，郑祥瑞\译，张涛\校。感谢译者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