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学术 ║ 朱红：迥然相异的高等理科生源质量判断及其反思——基于双一流背景下的质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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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北京大学物理学院俞允强教授在网络上发表了一封写给北大校长的公开信，披露自己任教的北大物理本科三年级基础理论课考试成绩严重下滑，忧虑当时理科“学生的学习效果在‘稳步地’下降”。北京大学随后系统进行了理科教学改革。2017年末，俞教授的这封旧信被一个微信公众号无意间误发，不料却引起了高等教育学者微信群里的激烈讨论。为何十几年前的一封旧信仍能得到热切关注？目前高等理科教育质量现状目前究竟如何呢？本期带来北京大学教育经济所副教授朱红的《迥然相异的高等理科生源质量判断及其反思——基于双一流背景下的质性研究》。本研究原文载于2017年《高等理科教育》第6期。
作者：朱红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发现1：以高考录取分数线为标准，高等理科生源质量基本稳定，或仅略有下降；
研究发现2：以学生思维能力和非认知能力为标准，一线教师普遍认为高等理科本科的“生源质量”严重下滑。
反思建议1：基于程序公开透明等手段完善大学自主招生政策是实现双一流的重要保证；
反思建议2：给予学生专业选择体验期是解决生源质量的关键抓手；
反思建议3：完善大学生学习支持体系，建构“支持性教育环境”；
反思建议4: 大学需要反思自身价值观和理念以警惕贤能主义的局限性。
背景：高考成绩能衡量大学生源质量吗
本科生源质量是高校人才培养质量保障的基础，高等教育大众化带来了更多的入学机会，也对选拔生源以及生源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目前实证研究对生源质量分析和评价指标的建构基本以高考录取成绩为核心标准，即便是综合评价体系也是如此。
高考分数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学生的认知能力发展水平和应试水平，但是以高考分数作为生源质量评判的主要标准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标准化的纸笔考试并不能完全反映学生的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学习志趣以及非认知能力发展状态。此外，高考成绩与大学期间学生学业成就之间的关系尚不能确定。因此，仅仅采用高考分数作为评价高等教育生源质量的标准是远远不够的。
目前研究领域对本科生源质量的分析，集中在对高考录取分数线的分析，缺乏多维标准的探讨，并且缺乏对高等理科领域的关注。基于此，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我国高等理科教育生源质量现状究竟如何？不同评价标准下是否有不同质量观？这些差异背后折射出什么样大学哲学价值观？
调查：针对教师与学生的焦点团体访谈
2014-2015年，研究人员对四所大学12个理科院系的主管教学领导、一线教师和学生进行的焦点团体访谈资料，访谈涉及以下与生源质量相关的问题：高等理科生源质量近年来在所在院校和专业中呈现什么样的状况？受访者如何看待高等理科生源质量的变化？
四所案例学校中，入选一流高校A类一所，B类一所；入选一流学科共6个专业，包括三个化学专业、一个数学专业、一个物理专业、一个地质学专业。共51名受访者，其中本科教学主管8人；本科生课程一线教师12人；各年级本科生26人。（由于篇幅有限，受访者情况请参考原文）
本文对访谈资料进行了类属分析，根据受访者对生源质量感受的描述进行了分类，提取了出了不同的质量观。基于不同质量观的矛盾和冲突，探讨了大学选拔制度背后蕴含的大学教育价值观。
发现：迥然不同的生源质量评价
对生源质量的评价，受访者主要存在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生源质量总体稳定观”，即以高考分数为标准，高等理科的生源质量基本没有太大变化；“生源质量相对下滑观”，即与工科相比或者按照志愿调剂比例来看，高等理科生源质量相对下滑；“生源质量严重下滑观”，即以学生思维能力和素质为标准，高等理科本科的生源质量问题上存在严峻挑战。
大部分受访教师认为，从本专业的高考录取分数上判断，所在院校理科学生生源情况总体上质量不错。“数学学院大多数省份都是在当地一本线之上20到30分，有的省份达到80分以上，总体来说本科生生源质量还是可以的。生源上，化学在整体学校的生源质量上还是不错的，高出重点50、60分。”
也有受访者认为总体而言研究型大学的生源质量较好，拔尖创新人才基地班的学生一般需要经过严格选拔方可进入，生源质量总体也比较优秀，但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动手能力水平差别较大。“对化学同学来讲，更重要的就是动手能力......真正到走进实验室动手的时候，就会发现每个人就参差不齐了。”
也有受访教师认为与工科相比，近年来理科生源素质下滑严重，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培养理科生的定位不准，理科学生的需求不多，就业形势不好。计算机、生命科学等部分理科院系受到行业发展和专业扩招的影响，录取分数线在学校内的相对位置下滑，生源质量不如以前。
如果参考第一志愿报考率，某些案例学校的生命科学专业、数学专业第一志愿报考率严重下降，甚至需要从医学专业调剂录取。“这几年我们第一志愿录不满了，因此要从别的专业，比如说临床医学，录剩下的调过来。”
如果以学生的学习动机、自制力、思维能力、提出问题、师生互动以及基础知识的系统性来衡量，多数受访师生普遍表示目前理科生源质量严重下滑。
1) 学生整体的“学习积极主动性”下降
有受访教师认为如果以“学习积极主动性”为标准，和刚恢复高考制度时大学生比较，目前中国大学的生源质量整体下滑。同时，高中“管制”的学习模式造成学生学习自主性难以养成，仍然依赖“灌输”。此外，并且对基础理科的兴趣不足的现象突出，高中阶段紧张的学习导致学生“根本不关心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及社会发展需要哪些类型的人才”。
但学生的访谈资料则显示并不是学生自身不爱学习，而是从小到大已经习惯了“填鸭”教育以及教师的权威地位，到了大学无法一下子“主动破冰”，等到“适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2) “创新思维、抽象思维、理性思维”严重缺失
目前高考方式导致许多中学要求学生死记硬背，对于思维能力的培养过少。“有的地方就是题海战术，高中三年的课一年半讲完，剩下一年半全在做题。学生听课也一知半解，就是靠做题，而不是真的掌握知识。”同时由于考察方式过于注重记忆能力，造成思维能力强、有潜力的学生反而成绩不理想。
由此还造成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对新知识理解能力较弱，新知识不能和已有知识挂钩，缺乏建构自我知识体系的意识和能力。“学生对新东西的把握或思考少，有点僵化的感觉……新的想法过来的时候，同学们当时都明白，回头怎么把这事阐述出来的能力都没有，没有跟已有的知识挂钩。”
3) “勤奋”、“能吃苦”、“自制力”等非认知能力发展严重不足
除了学习动力不足的问题，受访教师认为目前大学生普遍存在不能勤奋踏实、自制力薄弱等非认知能力发展薄弱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中小学阶段承受过大的学习压力，另一方面和基础教育阶段父母老师高压管控式的教育方式也有密切关系。“以前是在父亲、母亲还有老师天天看护下，现在一下子放羊了，兴奋点很容易跑了，不会集中到专业课上来。”
化学系一位受访教师表示怕吃苦并不是某个学校的问题，而是各个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然而，随后对一个有机化学专业的学生访谈中发现，该学生通过参与实验室科研等活动，找到了专业兴趣，就不怕脏不怕累了。
4) 高中阶段理科基础知识系统性不足
受高考影响，学生对理综科目的重视程度减弱，导致某些理科基础知识掌握比以前薄弱，造成大学教学与高中学习内容的鸿沟拉大。此外，某些中学教改的“灵活性”造成了学科知识“一段一段”割裂性学习，学生无法系统学习理科知识，对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中学为了提高升学率，教学过程中“选择性地学习基础知识点”，也影响到学生理科基础知识的系统性。
思辨：我们需要怎样的高等生源质量观
对应试教育制度的批判已是老生常谈，本文的观点也许并不新鲜。但本研究中，受访的四所大学有两所入选一流大学，十二个理科学科有六个入选一流学科，结果却得出迥然相异的质量判断。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生源质量问题，重新审视录取制度及其背后的深层教育价值观。依靠分数为主要标准的统一录取制度，并没有给高等教育带来优质才能的生源。此外，貌似客观的高考分数录取制度也没有实现教育公平，实质上是将弱势群体以一种更加隐秘的方式驱逐出了高等教育系统，或只能跻身于系统的底层。形式上客观的高考分数录取制度，从长远发展看并不能有效促进社会阶层流动、提升教育公平。
中国高等教育选拔机制仿佛陷入了一个两难状况：既难以选拔出具有“卓越才能”的学生，也缺乏对教育公平的承诺。这个两难的痼疾并不单纯是高考制度本身造成的，也不单纯是某一特定群体、组织的完全责任，恰恰是我们每个细胞的选择。不改变功利化的教育质量观，不放眼人终身发展的长远利益，不深入反思高等教育的价值观，我们谁都无法逃避如雾霾围城般的未来。
高等教育生源质量观建设需要更上位的大学价值观和文化理念来引导，深刻反思贤能主义的局限性。通过对美国大学三巨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入学标准百余年历史的研究，卡拉贝尔指出：贤能主义的初衷虽然是促进社会流动，但它制造出来的精英却能够不断合法化自身的特权，也就是具有“复制世袭”的反社会流动能力，从而削弱了社会阶层代际流动的可能性。
因此，高等教育生源质量观除了需要关注学生的“才能”、创新思维素质等标准，还应该将促进社会公平、教育公平作为大学的核心教育使命和社会服务使命，以此核心价值观来设置、评价、反思自身的生源质量观和招生录取制度。
充分认识完善大学自主招生制度对创建双一流的重要性，以及建立公开透明的大学内部自省和外部监管制度的必要性，以超越目前自主招生机制存在的公平和质量、选贤和腐败之间的矛盾。
选拔机制中，稳步完善大学自主招生是提升生源质量的必由之道。高等理科的“特殊人才”需要特殊选拔制度，比如通过教授专家集体面试，针对不同学科制定不同的选拔方法，综合考虑关联性较紧密的学科成绩等措施，增大偏科专才的入学机会。
目前我国高校自主招生政策的确存在腐败、不公平等问题，但不能因噎废食，而是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主招生政策。可以通过程序公开透明等手段，加强自主招生的社会监督和大学的自我监督，在保证教育公平的基础上，让大学选拔出与自身教育目标相匹配的学生。
改革高考专业志愿填报制度，推广大类招生或者新生不选择专业，给予学生专业选择的“体验期”，从制度上支持大学生完成基于自身实践和反思之后的、真正理性的专业选择。
针对北京大学本科生的一项研究发现，学生进入大学之后选择专业能够提高学生的专业兴趣。大类招生或者新生阶段不进行专业选择，可以让学生在充分实践体验中了解专业和自我之间匹配程度；同时大学的多元文化价值观会帮助学生走出“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摆脱部分家长、中学老师等权威的功利主义引导。
因此，从学生发展的视角看，目前“专业+高校”的志愿填报机制，或通过相关专业“捆绑招生”来提高本校生源质量的政策，并不利于学生的长久发展，恐怕是大学杀鸡取卵、导致恶性循环的下策。当然，制度上也要允许已经树立专业志趣的学生有机会及早深入探究。
遵循大学生发展规律，完善大学生学习支持体系，提供创新人才成长所需要的“承托环境”。
访谈中，我们看到了师生之间的“认知鸿沟”：一方面老师觉得学生不努力，不愿意学；另一方面，学生表示自己也想学，就是学不懂、不会学、很迷茫。哈佛大学教育学院罗伯特凯根教授指出：学生在走入大学校园的时候，并没有发展出大学所期待的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深入探究、敢于质疑权威等心智特征，而大学的教学却是基于这种心智特征而设置的，学生的心智和大学教学之间存在鸿沟，需要搭建桥梁。
因此，大学教师需要调整自己对待学生的价值观和定位，让自己变成“具有共情力的教练”，懂得如何设立适度的挑战并提供相应的支持，懂得如何激发鼓励、如何允许出错、愿意守望陪伴，才能逐步培养出具备“自我主导”心智的大学生。而大学也需要不断完善学习支持体系，从情感归属、组织认同、专业认同等不同方面，激发学生对大学学习的积极性；加强专业方面的新生实践体验课程，让专业学习内容和现实生活产生关联性，顺利完成高中到大学的适应性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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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何冰冰 何章立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由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支持设立，是国家教育经济和教育财政问题的重要研究和咨询机构。研究所也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依托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
研究所重点发展的学科包括：教育经济、教育财政、教育管理、教育政策等。研究所强化学科发展的意识，成了规范与实证研究结合，定量方法与定性方法结合，多学科综合研究的特色。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学生发展、高考招生、教育经费等研究领域拥有丰富的大型数据库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