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学术 ║ 阎凤桥：学术本土化和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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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为现代高等教育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本期带来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阎凤桥教授的《学术本土化和学术自由：西南联大的现代启示》，文章尝试从制度和组织层面汲取西南联大的经验，挖掘其理论价值，为此，分别从学术本土化、学术自由、大学之间的合作三个方面进行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旨在反映大学组织的历史和社会特征。本研究原文即将发表在《西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阎凤桥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教授
西南联大八年抗战期间不辍的弦歌，延续了中华文化的学术脉络，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不断启发我们回顾过去，反思当下，以谋划未来。对于西南联大这段真实的历史，不仅可以注重历史研究的价值，而且还可以作为理论研究的源泉。西南联大有许多值得挖掘的理论价值，除了精神的力量之外，学术本土化、学术自由、大学之间的合作是三个值得关注的方面。下面，对上述三点分别予以阐述。
1学术本土化
对于当下中国大学发展态势来说，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是，双一流建设的学校和学科毕竟是少数，占绝对多数的其他非双一流建设的学校和学科发展前景如何呢？进一步从学校的隶属关系看，相对于教育部和其他中央部委所属的大学而言，地方大学处于相对劣势地位。在双一流建设中，地方大学只扮演点缀的角色，地方大学今后的出路何在呢？2018年9月29日，北京工业大学举办了一个关于地方大学发展战略的会议，我在会上提出，目前的格局造成了，地方大学是从特殊知识到一般知识的学术发展路径，而央属大学是从一般知识到特殊知识的认识路径，但两者不是绝对不同的两种类型，而是可以彼此相通且可以转化的关系。我发表上述观点，不是空发议论，而是可以在国内外大学发展历史中找到许多相应的事实依据。从国外看，我们知道，美国大学只有私立大学、社区学院和州立大学，而没有国立大学，但是却不乏优秀的州立大学成为世界水平的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洛杉矶等几个分校、密歇根大学等。几年之前，加州伯克利大学的华人学者叶文心教授来北大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时指出，伯克利大学成立之初确立的办学目标就是为加州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没有志存高远地将世界一流大学作为愿景目标，但是从今天的实践结果看，它无疑是一所世界水平的大学。在美国大学发展历史上，曾经就要不要建立国立大学进行过讨论甚至议会表决，最后否决了建立国立大学的提议，形成了目前的分权治理格局，促成了多样化格局的形成，被后来者称为明智之举。在国立大学缺位的情形下，美国的一批私立大学倒更像是全国性的大学，面向全美，重视基础研究和通识教育，成为大学群体中的佼佼者。
从国内看，我就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西南联大。虽然西南联大是由当时中国最好的三所大学---清华、北大和南开---组成，但是战争期间，办学条件根本无法与平时相比，从教学条件和教师的收入待遇就可以看出其捉襟见肘的一面。这方面的史料不胜枚举，电影《无问西东》就是当时艰苦办学的一个艺术缩影。另外，西南联大偏于西南一隅，与外部世界交流受阻，虽然名义上仍然是国立大学，其实就相当于地方大学一般。根据杨振宁先生的回忆，“期刊通常要迟到两年”，“实验室所需设备不足”。再看，西南联大图书资料的窘迫情况如下：“中文总数33910册，西文总数13478册，每年添书约五百册。”这种状况即使与当今最普通的高校相比，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西南联大的地域局限，对于其办学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阅读美国学者易社强撰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之后，笔者写下如下的一段读书笔记：
在战争期间，客观条件发生变化，西南联大出现内部发展非均衡态势。人文学科群星璀璨，留洋归国学者将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研究水平推向一个新高度。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学、人类学独领风骚，基于社会调查的研究成果获得国际认可。在自然科学领域，理论物理学、数学不太受硬件条件的限制，所以仍然得到一定的发展，地质学、植物学通过对云南的实地调查，有较快的发展，而实验物理学、化学等受到较大的负面影响。工学与上述实验科学状况相似。师范教育面向云南中小学教育，地方化特色明显。
从学科角度看，古今中外，有些学科发展的物资需求条件特征明显，非得依赖于出色的研究设施才能开展工作，取得成果。笔者曾经与本校一位从事生物学研究的教师聊起韩春雨国际期刊撤稿一事，对方告诉笔者，生命科学研究拼实验仪器设备，拼研究人员的实验素养和实验技能，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盯着一些前沿研究领域，一个新的实验结果发表出来，会引起众多人去重复验证，不实的研究结论难以逃脱学术共同体的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普通学校就难以做出最前沿和最尖端的成果来。相反，另外一些学科则不怎么受地理环境的限制。战争迫使大学某些学科的学者面向基层，从事扎实的地方性研究工作，倒是做出了平时做不出的成绩。推而广之，一些学科的研究与基层离得越近，就越容易出成果。以社会学和人类学为例，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家乡江苏吴江县开玄弓村的调查和解剖，写出了《江村经济》一书，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中的经典。费先生从英国留学归来，在云南大学和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即在云南昆明附近的呈贡魁阁组织一些学者开展社会调查，写出了《云南三村》一书，成为继《江村经济》之后有关中国农村问题研究的又一部力作。前一些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与云南民族大学合作，相关人员开展云南三村的跟踪调查，进一步推进前人的学术工作，是国立大学与地方大学合作研究的一个有益尝试。由于战时条件所迫，费孝通先生后来无法继续开展深入的田野调查，于是将精力放在理论分析上，基于前期的理论掌握和田野调查积累，他写出了《乡土中国》和《生育制度》两本经典之作。费先生后来回忆说，这些著作都是在与外界相对处于隔绝情况下完成的。改革开放之后，费先生更是本着“志在富民”的宗旨，从理论研究走向实践研究，在一定的学术思想指导下，通过持续和深入的社会调查，逐步形成了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思路。2016年12月3日，社会学家乔健先生在“第六届费孝通纪念讲座”中做了专题演讲，提出构建中国的人类学。笔者提问，中国与西方国家在人类学方面的差距表现在哪里？我们要创建人类学的中国学派还缺少哪些构件？乔先生回答说，主要在于田野调查的积累工作做得还不够。可见，我们不仅缺少“顶天”的东西，更缺少“立地”的东西，地方大学难道不能立足本土有所作为吗？
历史上，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过程就表明，接受外界的东西，并不意味着要抛弃自己已有的东西，即使对于国立化后的四川大学而言，也是四川本土的知识发展得更好，比如农学、生物学、国学（蜀学）等。中国社会的变化和进步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研究课题，现在中央也号召“讲好中国的故事”、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的方案”。如何才能做到呢？中国社会的变化首先发生和反映在地方，从微观入手，就地取材，采取解剖麻雀的方式，揭示中国社会的变化机制和规律，服务于当地社会的发展和建设，在这些方面，地方大学得天独厚，大有可为。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大学的基本制度之一，也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只是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大学在中世纪欧洲诞生之初，就表现出在教会和世俗力量夹缝中追求自由和成长的生命力。政府出于好意对大学的干预，往往适得其反。
在中国大学发展史上，政府一直对于大学采取了较为严格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的办学自主权和学者的学术自由，产生了不良的效果。最近，对于民国期间的大学教育成为研究的一个热点。民国政府是否对大学采取了一种放任自由的态度和作法呢？其实不然。南京政府建立之初，就企图对大学予以控制。一部关于清华大学和民国政府关系的历史研究著作表明，“大学领导者有效地应对了政治因素，协调好了政治与学术的关系，才使一般学人免于受不良政治因素的干扰，从而感到‘清净’而非纷乱浑浊”。这个颇有理论含义的结论，也许是当时状况的一种真实反映。当前“去行政化”的提法反映了保护大学学术自由的迫切性。可以说，过去我们一直不用“学术自由”这个术语讨论现实问题，比较常用“办学自主权”这个说法，直到近些年来，“学术自由”一词才出现在国家正式政策文本中。我们最近在一个研究课题中，就府学权力边界这个问题访谈了一些大学的领导。一些学校负责人和我们说，从下放办学自主权的角度看，似乎已经做到该下放的权力都已经下放了，大学没有进一步诉求权利的必要了。但是，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考虑问题，即政府明确自己要管的内容，除此之外，其他都由大学自主去完成。这也许是处理府学关系一个可取的新思路。
西南联大在学术自由方面有什么启示呢？西南联大办学正处于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忙于战事，对大学的一些事情无暇顾及，客观上产生了一些自由的空间，反倒是有利于大学的发展。西南联大偏于一隅，政府鞭长莫及，加上蒋介石与云南王龙云关系不和，造成西南联大的办学自由度自然较大。从学校内部看，校长常常不在昆明，教授会在决策中发挥一定的作用，加上80%以上的教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使得学术自由成为自然而然的举措。另外，大学的合理抵制，也是争取学术自由的重要方式。历史学家何炳棣在回忆录中写道，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曾三度训令联大，责其按教育部规定设立课程，釆用统一教材，实行统一考试。联大致教育部函言：“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虽不知下文及收效如何，但校方据理力争，掷地有声，值得敬重。还有资料表明，临近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政府曾暗示西南联大解聘闻一多等进步教师，遭到了梅贻琦校长的抵制。
1945年11月5日，梅贻琦在日记中写道：“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日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情况正同。此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正应于此注意也。”抗战即将结束，梅贻琦自嘲不懂政治，考虑到国共关系对于来日大学的影响，慎重地提出学术自由是大学应该遵循的圭臬。
清华、北大和南开三校之间的合作堪称是大学合作史上的典范。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上的题文“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
关于三校关系，笔者看到的相关文献较少，郑天挺先生“梅贻琦先生和西南联大”一文，从行政制度角度对三校之间的关系略做交代，但有些含义还不甚清楚。“由三校校长任常务委员，部中不再派代表，校务由常委共同负责。联大设有文、理、法、工、师范五个学院。下各分系，大致仍用三校旧制，稍加合并，如地质、地理、气象合为一系；历史、社会合为一系”。“联大行政上设教务、总务、训导三处”。“联大成立后，三校不再招生。三校学生均为联大学生，联大学生均为三校校友”。“三校在昆明各设办事处，各有其校务会议，各有其院长、系主任和教务长、秘书长。三校教授由三校自聘，通知联大加聘、排课、发薪。三校旧生的注册、选课和毕业，由三校决定。三校各设研究所，招收研究生，不属联大范围。”梅贻琦先生在几篇讲话稿中，也报告了西南联大的发展情况和基本架构。从上面介绍的情况看，三校之间的关系有些像英国伦敦大学内部各个大学形成的联邦制，既有独立性，也有整体性。历史学家何炳棣先生对三校的密切合作关系，有一些简单而有趣的解释，譬如“生活空间如此急剧的紧缩是造成联大高度‘我群’意识的有利因素”，“持续的恶性通货膨胀，逐渐使一贯为民主自由奋斗的联大，变成一个几乎没有‘身份架子’、相当‘平等’、风雨同舟、互相关怀的高知社群”。
三校为什么能够做到如此关系密切、合作顺畅呢？笔者在阅读张曼菱女士撰写的《西南联大行思录》一书后，写下以下简短的心得，更多地是一种出于理论兴趣的推测：
大学是一个社团，所以大学的功能表现为聚积效应与聚增效应。两种效应相比，聚增更为重要。但怎样才能达到最佳的聚增，似乎并没有定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人文学科独立性明显，少干扰就是促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则需要一定的合作，聚增效应有文章可做。西南联大具有传奇色彩，显然有聚积作用的发挥，但有聚增效应以及如何表现，则少看到相关的研究，即使少有的文献涉及与此，也没能说出明确的道理来。如果非要说，那就是我的猜测了。三所大学凑在一起，属于松散结合，组织结构不会起什么作用，起作用的只可能是软性的文化了。这种文化不是校园文化，在更大程度上是民族文化和社会文化。
在一些校友回忆录中，发现三校合作相得益彰之处。正如何炳棣说，联大学生用功受到清华和南开学生纪律严格的遗风，“师徒私相授受式研究所的建立，北大的贡献尤足称道”。其实，三校之间并非不存在任何矛盾和摩擦，何炳棣先生在回忆录中就有所涉猎，钱穆先生在回忆录中也有所提及，所谓北大“一时师生群议分校，争主独立”就是例证。只是，小碍无妨大雅，和而不同是三校关系的总体情形。
西南联大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上的一个片段，至今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当时西南联大的学生规模约为3000人，教师200-300人。现在，三所大学中任何一所大学的学生规模都超过了3万人，是那时学校规模的十倍。相应地，办学条件、技术和制度环境也发生了变化。大学的组织形式也有所调整。例如，谢泳如此描述过去大学的情形，“旧大学里的师生之间重趣味重性情，而轻利害”。这种变化是否适合采用从“学术团体”到“科层组织”的概念模型去刻画呢？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大学组织增添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华罗庚在被熊庆来聘为清华教员之前，仅有初中的学历；李政道在被西南联大吴大猷教授选拔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时，仅为本科二年级学生。这种情况现在根本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可以对包括西南联大在内的早期大学进行历史社会学的想象和分析，将其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研究其接续与更替，以揭示其变化规律。
上面分别从学术本土化、学术自由和大学之间的关系三个方面，对于西南联大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粗浅的分析和讨论。在每一个问题背后，都蕴藏着可资利用的理论工具，比如学术本土化与组织研究中的资源依赖理论有关，学术自由与思想史和制度史有关，大学之间的关系与信任和社会网络理论有关。
总之，现有的有关西南联大的研究关注人的文献比较多，关注制度的文献比较少。现有文献多是个体回忆录，可以从中反映出一些典型人物的聪颖、努力及取得的成就，但是从群体互动角度讨论问题的少，西南联大八年的办学史有没有留下什么制度遗产？今后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的理论视角指导下，审视大学组织的历史资料，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提升对大学组织理论认识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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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何章立
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成立于1999年，由原国家教委、原国家计委和财政部联合支持设立，是国家教育经济和教育财政问题的重要研究和咨询机构。研究所也是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依托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是全国重点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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