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EE学术 ║ 哈巍等：中国对非洲国家的教育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
为了回应一些西方媒体提出的中国正在对非洲进行新殖民主义的批评，本期带来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哈巍研究员、卢可伦、康乐的文章，该篇研究以中国对非援助政策之一——政府奖学金资助为切入点，以官方权威的教育援助数据为因变量，以能源产量数据和作为外生冲击的能源大发现为核心自变量，使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来判断中国对非洲的援助是否具有能源导向，进而说明中国的对外援助是否具有新殖民主义性质。研究发现，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政府奖学金名额的分配显著地针对了非洲能源丰富的国家。本研究原文载于《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
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中非合作交往日益密切，双边教育交流也如火如荼地相继展开，但一些非议与杂音却不绝于耳，许多国家均曾在教育援助领域受到过新殖民主义倾向的批评，为此也曾有学者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讨论。按照恩克鲁玛的逻辑，只有通过援助，受援国才会逐渐养成对“宗主国”的依赖，新殖民主义的攫取自然资源的目的才能够实现。适用于各个前殖民地宗主国的新殖民主义理论是否也适用于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呢？
在关于中国对非总体援助的研究中，德雷赫（Drehe）和福克斯（Fuchs）认为能够基于数据得出结论的实证研究数量有限，其中关于教育援助的实证研究则更加稀少。另外，上述研究均未很好地克服内生性问题，资源和援助之间很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即更多的援助（尤其是援建基础设施）很可能进一步促进了石油和天然气产业的发展，因此需要引入更加外生的变量才能对这一问题进行更加精确的估计。
中国对外援助与来华留学生政府奖学金
根据2014年7月出版的《中国的对外援助（2014）》白皮书介绍，在2010－2012年期间，中国的对外援助有51.8％流入非洲国家。
在中国对非援助的过程中，中非合作论坛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与关于中非经济领域的援助受到的热烈讨论不同，中国的教育援助鲜有人关注。但是中非之间在教育领域的援助合作始终处于重要的位置，中非教育合作与交流也在2006年以后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中国的对外教育援助主要分为政府奖学金、短期培训、文化交流、孔子学院、学校建设和捐赠、教师借调和高校合作，其中政府奖学金是在官方文件中被提到最多的，也是最主要的中国教育援助的方式。
图1 非洲来华留学生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变化（1999-2013）
从图1可以观察到，中国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总体人数上在年份上呈现三个阶段的变化特征：
第一个阶段是1999－2005年，此阶段内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数额较少，且每年的变化不大。
第二个阶段是2006－2009年，中国对非洲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大幅度增加，在2006年度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上，中国与非洲的合作进入了新的阶段，中方特别提到要在未来扩大对非洲留学生的政府奖学金资助范围。
第三阶段是2009年之后，受2008年年底的金融海啸爆发的影响，中国政府对于留学生的资助也逐渐减少，之前的对外奖学金资助的上涨势头出现了减速。
研究设计和数据
研究框架
具体来说，本研究的模型设置如下：
在被解释变量部分，Yit代表各国接受政府奖学金总体人数和各国学历教育接受政府奖学金人数。在解释变量部分，本研究首先使用非洲各国石油与天然气产量数据作为自变量，其他一些控制变量则是根据过往研究的发现进行设置，笔者在本研究的回归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国家和时间固定效应，同时，为了克服上文中提到的内生性问题，避免能源与援助所存在的双向因果关系，笔者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入了“天然气与石油能源大发现”这一虚拟变量。能源大发现具有很强的外生性，是比较随机地出现在各个国家，也是随机出现在各个年份。因此笔者利用这一外生的冲击，来观察中国对非援助是否会因为这一突然出现的能源大发现而显著增加。这一设计思路增强了双重差分的因果推断说服力，可以观察外生冲击会不会对援助数量产生显著的影响。其模型设置如下：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为51个国家15年的面板数据：
表2 各主要变量基本情况
描述性统计分析
留学生与奖学金的整体情况
从图2可知，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中接受学历教育多于接受非学历教育，但在未获的奖学金的学生数量中，接受学历和非学历教育的学生人数大致相当。
图2 非洲来华留学生是否获得中国政府奖学金的数量对比 （1999-2013）
石油和天然气产量、能源大发现与政府奖学金人数对比图
从具体到国别的描述性统计中可以看到，中尼日利亚等国的政府奖学金数量和石油产量是一同增加变化的（如图3所示）；而加蓬等国，其石油产量变化不大，但是中国给予该国的政府奖学金人数却依然在增加（如图4所示）；甚至在乍得原油产量逐渐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给予乍得的政府奖学金数量仍然是在增加的（如图5所示）。同时当我们考察能源大发现与政府奖学金人数之间的关系时，会发现如加纳在2007年发现Jubilee油田后，中国对加纳的政府奖学金也随之大幅度增加（如图6所示）；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毛里塔尼亚在出现Chinguetti油田的能源大发现后，并未出现政府奖学金数量的激增（如图7所示）。
图3 给予尼日利亚政府奖学金数量和天然气产量变化图
图4 给予加蓬政府奖学金数量及该国石油产量变化图
图5 给予乍得政府奖学金数量及该国石油产量变化图
图6 给予加纳政府奖学金数量和石油产量和大发现变化图
图7 给予毛里塔尼亚政府奖学金数量及该国石油产量和大发现变化图
实证分析结果
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对奖学金自主分配的影响
以非洲各国石油和天然气产量为自变量，石油产量的系数并不显著，但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反而对于中国给予政府奖学金资助的总数量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学历教育奖学金的影响为负且接近于显著（见表3）。
表3 非洲能源产量对政府奖学金分配的效应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石油与天然气产量对奖学金资助分配的影响
在加入能源大发现的外生冲击后，所得到的结果如表4所示。能源大发现这一外生冲击导致了每年增加了奖学金名额2个左右，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说明突然增加的能源储量并没有显著地影响到中国对非洲的援助力度。
可从上述结果得知，石油和天然气的产量以及能源的大发现都不会对奖学金的发放产生任何影响，甚至天然气产量的增加对于政府奖学金的发放的总体数量还会起到负向影响。
表4 非洲能源大发现与产量对政府奖学金分配的效应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安慰剂检验——以非奖学金为解释变量
为了进一步增强因果推断的说服力，笔者还通过将各国非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总体人数、学历与非学历教育非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人数加入方程，从而进行安慰剂检验。
与奖学金的数量的回归结果不同的是：双边贸易额对于来华自费留学的非洲学生的总量和学历教育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了双边贸易往来的频繁拉动了来华留学的未来收益，因此即便自费来华对于许多学生来说也是有足够吸引力的，但是双边贸易额正如前文所示，并没有影响到教育援助的分配；赴境外留学人数（除赴华外）的符号从负转变为正，说明一国的教育水平和国际化程度越高，该国自费赴华留学的学生也越多，对比奖学金部分的参数为负说明优秀的学生更加倾向于欧美留学，下表的参数为正则说明了一国的留学人数越多，相对地赴华自费留学的人数也会增长，但是数量关联并不显著。
表5 非洲能源大发现与产量对自费留学的影响（安慰剂检验）
注：括号中数值表示相应的聚类标准误；***表示p＜0.01，**表示p＜0.05，*表示p＜0.1。
结论与讨论
从上述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非洲国家的石油产量和天然气产量的变化对于提升或降低中国对该国留学生的奖学金资助并没有明显的正向拉动作用，在很多情况下甚至石油与天然产量的系数为负，因而可以认为，越是资源丰富、越富裕的非洲国家的学生，反而越不倾向于来华留学，导致获得奖学金和未获得奖学金的人数均降低，一国突然发现的大规模能源储量不会影响到中国对于政府奖学金的分配。
从来华留学生的奖学金数据来看，中国现阶段并未利用其援助政策拉拢非洲国家，使之成为自己的原料产地和经济附庸。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还需进一步将研究数据的范围扩展至2016年，从而能够包含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更多的能源大发现信息。在之后的研究中需要增加对于其他资源，如矿产等资源的考察，以此从其他角度来考察中国的教育援助是否会因为各国此类资源的不同而发生变化。还需要进一步考虑海关进出口货物数量对奖学金分配的影响得到更加全面的结论。
本研究原文载于《复旦教育论坛》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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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责编：黄依梵 何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