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钦：“创新”大战“僵尸” | 前沿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第05期

■作者：王永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众号：复旦金融评论

僵尸企业显著降低了正常企业的专利申请和全要素生产率。解决僵尸企业问题，可以降低信贷扭曲，减少资源错配，从而促进我国以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

全文共计3362字，预计阅读时长9分钟

王永钦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无论是达尔文的进化论，还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这一法则在自然进化和社会进步中被不断验证。然而，社会治理远比自然选择要复杂得多，当人为因素导致资源错配甚至扭曲时，一些不合理现象就会产生，而僵尸企业就是其中之一。

从“优胜劣汰”到“大而不倒”：中国僵尸企业的诞生之路

僵尸企业的概念，最早由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家彼得·科伊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是指那些不能产生经济效益、无望恢复生气、只能依赖政府或银行“输血”维持下去的企业。

上世纪90年代日本房地产泡沫崩溃以后出现了大量僵尸企业，中国僵尸企业问题受到关注主要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尤其是在造船、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行业。

比如，《纽约时报》2016年1月报道的舜天船舶，就是一家负债累累、深陷困境的公司。在全球需求萎缩的环境下，舜天四艘完工船只被拒收，之前交付的一艘订单船只也因质量问题被退回，同时又因高达8100万美元的违约贷款被中国银行告上法庭。

再如《金融时报》报道的中远集团，作为中国最大的航运企业，也经历着亏损严重、债务高企的状况，其2015年的三季报显示，中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亏损38亿元，同时负债权益比高达206%，在航运运力整体过剩的局面下，中远去年还是签下了11艘船的订购单，以获取政府对于更新船只的高额补贴。

僵尸企业有两大特征：一是效率低下，经营困难，亏损严重；二是能得到政府和银行的不断“输血”，即能获得政府补助和银行优惠贷款。据此，我们对中国上市公司的“僵尸企业”进行了测算。结果显示，中国僵尸企业数量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快速增长，从2007年的47家到2015年的256家，增长4倍多。

占比数据显示，僵尸企业占整个样本企业的比重在金融危机之后也不断上升。虽然2001~2005年和2012年后，僵尸企业占比都处于7%以上水平，但考虑到2007年后上市企业数量明显增加，而新上市企业有盈利方面的要求，成为僵尸企业的概率远小于上市多年企业，因此，2007年后的企业僵尸化问题事实上更为严重（见图1、图2）。

我们考察中国僵尸企业的行业分布特征。首先，我们算出2013~2015年平均僵尸企业占比排名前十的大类行业。其中，畜牧业近年平均僵尸企业占比最高，不过这一行业的上市公司只有10家，基数较小。此外，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以及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产能过剩行业的僵尸企业占比较高。

接着，我们对比僵尸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和其他行业中的分布特征（我们将钢铁、有色金属、煤炭、水泥、玻璃、造船等定义为产能过剩行业）可以看出僵尸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与其他行业中的分布存在明显差异，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在较为公认的几大产能过剩行业中，僵尸企业占比明显上升，而在其他行业中僵尸企业占比变化不大（见图3、图4）。

危机！转机？“GDP锦标赛”下的“另类”父爱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按不变价计算，GDP累计增长高达33.5倍。产生这一震惊世界的“中国奇迹”背后原因有很多，但毫无疑问，围绕官员晋升的地方政府“GDP锦标赛”制度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已有大量研究表明，通过采用以GDP为核心的考核目标，极大地提升了地方政府“抓经济建设”的动力，你追我赶之下，促使中国经济高速增长。

但是，以GDP为标的的考核制度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典型表现为仅关注GDP规模和增速而不关心GDP质量，导致环境污染、危险生产等频现。而僵尸企业现象，很大程度上也是这一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衍生。当面对经济下行的不利环境时，地方政府出于保增长、保就业方面的压力，对于已经面临严重经营困难的僵尸企业伸出“父爱关怀”之手，尤其是对于其中的国有、大规模企业，通过影响国有银行信贷，向这些僵尸企业“输血”，以维持其生计。

通过比较不同省、区、市的GDP排名变化与当地僵尸企业数量，我们发现“GDP锦标赛”中表现相对更差地区的企业有更大概率成为僵尸企业。这意味着，承受更大政绩压力的地方政府更有动机直接补助或者要求银行继续发放贷款给亏损严重、处于困境的企业，由此保证当地的GDP和就业表现不会因为这些企业的破产而出现更明显的下滑。这也使得这些企业就此成为僵尸企业，继续存活在当地的市场中。

知否，知否？竟是绿肥红瘦！

众所周知，僵尸的可怕并不在其本身，而是僵尸会对正常人进行攻击，使其变成僵尸，也就是说僵尸具有严重的“传染性”。“僵尸企业”之所以得名如此，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

由于总体的社会资源毕竟有限，当效率低、活力差的僵尸企业占用了大量资源，效率高、有潜力的正常企业能够获得的资源自然就少了。如果正常经营的企业无法获得贷款等外部融资，正常的投资、生产过程很可能无法维系，严重时甚至出现资金链断裂的问题。原本正常经营的企业一旦无法“造血”，就会被迫转向政府救助而变成僵尸企业，进一步拖累其他正常经营的企业。

目前，创新型经济正在成为美国、欧洲、日本、中国等全球主要经济体增长的重要动力。对中国来说，面对新旧经济动能转换的现实需求，以信息服务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产业正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创新拉动经济增长也已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不过，创新毕竟高度依赖于资金投入，可以想象一旦僵尸企业占据更多的社会资金，正常企业能够使用的资金就会变少，从而影响其进行研发创新。

具体来说，一方面，银行出于对自身风险管理的考虑，贷款发放时会考虑到投向行业的问题，不会过度集中于某些行业。显然僵尸企业的存在挤占了部分信贷资源，导致同行业其他企业更难获取信贷，从而影响到同行业其他企业的表现。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存在垄断势力的非完全竞争市场，僵尸企业对同行业竞争者的影响很可能是致命的，当遭受宏观经济冲击或行业技术冲击时，僵尸企业依靠着银行的庇佑，甚至有可能获得成本上的优势，借此打压健康的同行企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考察僵尸企业对所在行业正常企业的专利数量和生产率的影响，我们检验了僵尸企业对正常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僵尸企业的存在严重抑制了正常企业在专利数量和生产率方面的表现。平均来说，僵尸企业行业占比每增加1%，行业专利申请数量会下降0.05%，同行业正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将下降0.12%。

此外，僵尸企业抑制正常企业创新的现象在国有企业、融资依赖度高行业以及集中度高行业中表现更为明显。经验证据进一步从数据上证实，僵尸企业确实会严重抑制正常企业的创新行为。

断臂求生，一场艰难的自我救赎

党的十九大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中国经济步入了新常态阶段后，创新和生产率的提升对于中国经济的升级转型尤其重要。创新高度依赖于资源投入，僵尸企业恰恰会严重扭曲资源配置，不利于经济体的长期健康发展和推动持续创新。

毫无疑问，处置僵尸企业问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然而，对于一个由来已久、长期存在的问题，其最终解决必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对此，必须拿出壮士断腕的气势，从而实现断臂求生。

这里，我们提出治理僵尸企业的三点原则：一是坚持市场化原则，严格僵尸企业退出机制，对于已经不具有“造血”功能且难以恢复的企业，应严格要求其退出市场；二是注重方式方法，对于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的企业要采取不同的处置方案，尽量多兼并少清算；三是注重对僵尸企业员工的安置工作，做到转岗不“下岗”，维护企业职工的权益。此外，围绕处置僵尸企业的改革重点，推进资源优化配置，提高行业的公平竞争，放松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的信贷约束，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根据《僵尸企业如何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来自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改写，原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8年第11期。原文作者：王永钦、李蔚、戴芸，改写者：顾研，编辑：潘琦。本文经原作者授权，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并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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