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华声：“移民城”的创新窘境 | 趋势
■本文选自《复旦金融评论》第05期
一个城市户籍放松后，当地企业会放弃“升级技术”，更多地选择以低廉劳动力为驱动的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这在中外历史上都有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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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华声
复旦大学泛海国际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5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推动中国经济继续前行的“双引擎”之一，有效释放社会创造力，将创新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
同时，我国另一项重要的基本国策是户籍改革。户籍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个政策制度，随着我国经济的日益发展，城市化进程日渐加速，户籍改革打破城市和乡村的户籍界限是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2019年4月8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核心内容是依据城市规模，在不同程度上继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其力度、尺度之大，再次彰显中央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城乡人口流动隔阂的决心。
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大量移民涌入城市，究竟会给企业乃至城市的创新动力带来怎样的影响？我近期在国际金融管理协会（FMA）旗下权威期刊Financial Management发表的学术论文名为“The Effects of Rural-Urban Migration on Corporate Innovation: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in China”，我们系统地研究了我国过去20年里，各个城市的人口流动是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
户籍改革带来的直接影响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融入城市，他们可以以更低廉的方式融入城市生活，更好地在城市安居乐业。这从社会公平正义的角度而言，无疑是非常有进步意义的。但是，大量的劳动力融入城市，使得当地城市面临着吸收新进入的劳动力的压力；同时，这些移民中，往往教育程度偏低、技能偏低者占大多数。在这一情况下，当地企业创新的动力往往会下降。
假设一个公司可以用低端劳动力操作低端技术来生产，同时也可以聘请高科技人才利用高端科技来生产。虽然国家鼓励创新，希望企业可以选择高科技的生产方式，但是最终个体企业的选择是根据两种生产方式的盈利能力决定的。如果前者的盈利能力更高，则选择前者；如果后者盈利能力更高，则选择后者。当更多低廉、低技术劳动力进入城市，无形中会使得第一种生产方式的盈利能力增强，因此公司技术升级换代、采取高科技生产方式的可能性和动机会减弱。
我们分析了从1997年至2016年中国三十多个城市放宽户籍制度之后当地企业创新能力的变化。如果用当地企业每年产生的专利数目来衡量该企业的创新能力，发现相较于当地进行户籍改革之前，在户籍放松之后当地企业每年产生的专利数下降14%。这种影响在严格执行户籍改革制度的城市、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特别明显。我们进一步发现，户籍放松之后，当地企业的研发投入会减少，员工中工程技术人员的比例会下降，员工的平均受教育水平会降低，企业反而扩大员工数目加大固定资产的投资。也就是说，一个城市户籍放松后，当地企业会更多地选择以低廉劳动力为驱动的低技术含量的生产方式。
在中外历史上，类似的情况发生过多次。英国著名学者John Habakkuk就提出英国在19世纪的技术进步明显慢于美国，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英国有大量低廉且低技能的劳动力。澳大利亚的著名汉学家Mark Elvin提到，14世纪的中国曾经出现过一种自动化程度很高的旋转式纺织机，但是这种“高科技”的机器很快就被弃用，原因就是中国当时有大量廉价的低技能纺织工人，购买和使用昂贵、先进技术的动力不足。
为了避免移民进入城市之后对创新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政府可以考虑的建议是，在放宽户籍限制的同时，一定要注意提高新进入人口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水平，给他们提供教育以及技能培训方面的福利，以防止企业由于大量涌入的低技能人口，而逐步放弃企业创新、企业升级的潜在危险。同时，当地政府应该考虑适当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以确保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动力市场后，劳动力价格不会大幅下降。这样，适当的劳动力成本会倒逼企业进行技术的升级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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