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的热点事件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社会的巨大撕裂，有人在这之中感到焦虑愤怒，也有人感受到压抑和无望。因此有了今天的这篇文章。
文章名：Political Depression来源：HuffPost作者：Dr. Robert Lusson政治抑郁是一种临床症状，符合美国心理学会（APA）的抑郁症标准。表现为在大部分时间里持续感到情绪低落或烦躁，并有悲伤，空虚或绝望的想法和感受。也可能会持续对过去、现在和将来进行负面自我对话，这种状态会一直延续，甚至直接造成疾病的产生和发展。最终，这些症状会严重损害个体的社会交往、职业发展或其他重要的社会功能（根据美国《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标准》DSM-5标准）。
政治抑郁本身是难以被定义的，因为由政治事件诱发的抑郁经历可能先于已有的抑郁症状发作，也可能触发或加剧本身已经存在的抑郁状态。并且，在原有的抑郁症状表现基础之上，政治抑郁可能会多出一个表现维度，即个体开始失去能够掌控自我命运的想法和感觉。这种认知会使得人们认为努力工作、接受教育、保持想象力和坚持信仰是不重要的，并且认为一个人的可能性是有限的。这种观念含有一种特别强烈的、带有美国特色的焦虑，因为在几个世纪以来，美国人都深受一种“个体不受种族、性别、宗教、种族、阶级或财富限制且有无限可能性的想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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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毕生都在一个岌岌可危的制度基础上塑造世界观的人来说，到了老年期他们可能会开始产生一种悲哀的感觉。政治抑郁可能包括一段犹如经历丧亲之痛的时期。在这段时期内，人们会哀悼政治主体的死亡，深情地回忆和重温原来的政治经历，这是一种逃离、规避和自我安慰的应对机制，与染上毒瘾的人的自我强化机制性质类似。年轻人可能会感到焦虑，甚至愤怒，感觉被欺骗或背叛，并且不愿意开始重新审视自我的信仰体系，因为这个任务对他们而言太艰巨了。而当我们发现当下的自己和原来的价值观步调不一致时，政治抑郁可能会反过来引发更深层次的、关乎生命意义问题的危机。政治抑郁产生的部分原因可能来自于个人的恐惧感——个体害怕自己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而受到严重的伤害或社会排斥。目前可能存在的伤害有：一个国家的政府管理被一种社会偏执所驱动，甚至可能有人认为，一些社会正在培养人的自卑感，而这些企图是十分微妙和马基雅维利式①的。这可能转而产生一种令人内心不安的“煤气灯效应②”，即个体或团体通过——告诉他人他们所经历的并非事实——这种系统性的尝试去侵蚀一个人的现实世界。注：①“马基雅维利式”通常指运用权谋的；狡猾欺诈的；②“煤气灯效应”又叫认知否定，实际上是一种通过“扭曲”受害者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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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我们可能在经历政治抑郁的时候变得随波逐流。因为经历政治抑郁就像航行在一片黑暗的海洋里，在这片海里你什么都看不见，目之所及没有陆地，太阳月亮和星星都不在他们应在的位置，所以根本无法前进。与此同时，对于改变与个人初心相违背的潜在灾难性事件，也只会感到无能无力。Why Therapists Should Talk Politics一书的作者理查德·布鲁伊莱特博士（Richard Brouillette）说，当伤害来自于体制时，那些受到影响的人会感到非常无助，并用愤怒、内疚和自我批评来掩盖这种无助。 治疗师通常会在会话中避免政治相关的话题，并将谈话重新引向症状本身，引向个人和家庭生活中的问题。然而，尽管这种限制治疗话题范围的做法可能会起作用，但它也可能会加深患者与世界脱节的感受，使患者失去信心去理解世界、改变世界的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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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抑郁可能与人与环境的关系有关。那些容易产生政治抑郁的人，通常可能是活跃热忱的行动者，这些人非常期待政府能够实现美好愿景，并希望自己也成为美好愿景的制造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同样渴望获得影响和管理他人的权力与机会。这种充满激情的关怀和渴望是有代价的，那就是个体很容易感到极端失控和无助，这种深深的创伤感可能会使个体者陷入一种冷漠和孤立的环境中，这个环境足以让个体暂时不去面对由于对现实的认知所带来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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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关于政治抑郁更清晰和更丰富的定义仍在讨论之中，但现在看来，政治抑郁已经受到临床医生们的关注，如何治疗也是医生们的工作责任。治疗师会讨论如何处理政治抑郁，不再会否定它的存在。不可否认，政治抑郁就存在于我们当中，作为治疗师，我们有责任促进患者全面康复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