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犹在，中医药传承创新仍须加强
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过程中，中医药无疑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此前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中称，我国充分发挥中医药特色优势，中医药参与救治确诊病例的占比达到92%，湖北省确诊病例中医药使用率和总有效率超过90%，以金花清感颗粒等“三药三方”为代表的针对不同类型新冠肺炎的治疗中成药和方药，临床疗效确切，有效降低了发病率、转重率、病亡率，促进了核酸转阴，提高了治愈率，加快了恢复期康复。
而在降低救治费用方面，中医药“简便验廉”的特色优势更为突出。有统计数据显示，据对2020年1月10日至3月20日间湖北省17家定点中医医院收治的6875例新冠肺炎病例数据分析，平均每名患者中医药的治疗费用仅为1320.35元。而根据国家医保局提供的数据，新冠肺炎患者人均治疗费用为1.7万元，其中，医保支付比例约为65%，剩余部分由财政进行补助。
国医大师孙光荣撰文指出，中医药在中国历史上责无旁贷地处在疫病防控的第一线，中医“治未病”的学术思想完全符合疫病防控的主旨。“治未病”，涵盖“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中防逆转、瘥后防复发”的疾病发生发展全程，事实证明中医药对疫病的防控非常有效。
但需注意的是，目前我国中医药发展仍面临较大困境。
河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妹芝表示，中医与现代科学本属于两种不同的文化体系，“科学主义”无视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力求用现在的科学标准评价中医，改造中医，甚至否定中医，阻滞了中医发展， 造成了深远影响。
张妹芝认为，当前中医高等教育中的“去中医化”现象严重，从本科教育开始，到硕博，中医教育甚至论文均为实验研究性质，没能够突出中医药学术特色，中医理论研究的日益蜕化和中医临床的日益势微使得中医学传承发展困难重重。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中医药人员总数为71.5万人，仅占全国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7.5%。据教育部2017年数据，在医学教育供给体系中，医学类在校生为124.4万人，其中中医类专业学生在校生数为17万人，仅占医学类教育规模的13.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也坦言，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一段时间，中医药事业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大多数中医院无法维持，或被兼并或医疗服务萎缩，导致基层地方中医院减少、中医特色埋没，使得中医机构不增反降。
数据显示，2006年，中国拥有中医医疗机构比2002年的3801家减少792家，下降到3009家；从业人员方面，1999年《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大批民间中医、民族医不能合法行医，导致中医人员不增反降，到2013年底，中医人员从1990年底的54.3万人下降到52.3万人。
《2018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2018年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中，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占比仅为6.09%，全国中医类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占比仅为14.69%。
“中西医并重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的落实，离我们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李慎明说。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张瑾认为，由于我国对中药评价体系仍是借鉴西药标准，中药研发受限明显。
更有专家表示，在医疗市场化的管理模式下，“价廉”竟成了制约中医药发展的关键“瓶颈”。在全国各大综合性医院及专科医院的医疗业务收入数据中，中医药科室是清一色的“垫底”科室。即使在中医医院、中西医结合医院中，大多数西医西药类业务收入比重也超过中医药类。
孙光荣表示，中医药抗击新冠肺炎的实践，充分体现了“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强大生命力，我们应力争做到“三要”：一要在守正的前提下创新，做到“继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既不能唯古是从、故步自封，又不能以西律中、削足适履；二要以中医理论为主导，以现代科技为支撑，以跨界融合为平台，从理、法、方、药四个方面开展创新；三要以治未病和中医优势病种为主，让国际医疗保健与我国原创中医“接轨”。
具体来看，应加强中医药典籍研究利用；编撰中华医藏；制定中医药典籍、技术和方药名录；建立国家中医药古籍和传统知识数字图书馆；研究制定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收集筛选民间中医药验方、秘方和技法。
“此外，建设一批科研支撑平台，改善中药审评审批机制，促进中药新药研发和产业发展。”孙光荣建议，建立合作开发和利益分享机制，鼓励中医药开发创新。
李慎明也表示，应充分发掘我国中医药典籍、中药院内制剂和民间中医药力量这三个宝库的资源。探索合理适度的评价审批机制和一定范围内合法调剂使用的相关规定，发挥院内制剂的作用，最大化其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充分挖掘和利用民间“验方”“偏方”，包括少数民族的民间“验方”“单方”，并切实保障献方者、持有人的知识权益，建立献方者（持有人）、企业和国家三者共赢的利益分享机制。
此外，要鼓励中药制剂、中成药的研发。鼓励有条件的中药企业，尤其是中药老字号企业在全国各地乃至境外、国外建立连锁店，条件具备的可以设坐堂门诊，保证用药安全和有效。
李慎明指出，在中医药产业发展中，仅靠民营资本远远不够，应由国务院国资委组建国有大型中医药集团，并鼓励社会资本创办民营中医药企业，国家给予融资便利和税收优惠。此外，成立国家中药材专卖局，把中药材作为国家安全战略资源，对药材种养殖、收购、初加工、炮制制作和销售流通（包括对外贸易）实行专管专营制度。
“野生中药材资源逐步枯竭，人工种植有不少施以化肥、喷洒农药，药材道地性得不到有效保障。”李慎明建议，中药材可参照国家烟草专卖的相关职能与运行体制机制，对我国中药实行统一领导、垂直管理、专卖专营的管理体制，对全行业人财物、产供销、内外贸进行集中统一管理，明确国家中药材监管与储备管理职能并设立相应机构，为整个中医药事业和产业的恢复发展保驾护航。
“保护好、利用好野生中药材资源，对稀缺濒危野生中药材制定严格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法规，按照道地药材规则建立中药材种养基地，确保中药材的种养和炮制‘纯正’。”李慎明表示，应划定中药材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供应比例红线，优先保证国内供应；划定传统中药、现代中药和非药物使用比例红线，优先保证药用供给。制定稳定中药材产供销关系和价格的管理政策和规划，防止国际垄断集团或私人资本垄断药材、操纵价格，造成企业和国家经济损失，为中医药及相关行业持续、稳定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梁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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