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50多年，78岁老中医面临“合法”行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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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天运行医50多年，独门“绝技”耳穴针疗法曾被誉为“耳穴王”；10多年义诊，被百姓赞誉为“星期天大夫”，曾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以专家身份坐诊，而今却因没有行医证被停诊。王天运告诉健康时报记者：“看了一辈子病，我就想有个合法的身份继续行医。”
“中医持证行医是必须的，但如何合理合法的给老中医行医证是亟需解决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张其成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80年代义诊扬名
曾经的“星期天大夫”
从今年2月，王天运停诊了。“每天都有患者打电话要看病，他们急我也急。我现在什么也不缺，就缺一张行医证，能让我继续给患者看病，义诊。”王天运告诉记者。
王天运1942年出生于河南商丘的中医世家，他的外祖父是当地的一位中医，从小耳濡目染。
而他真正的走上从医之路，是在1963年底，他参军入伍后，他向北京部队新医疗法医疗队学习了快速针刺疗法。
“为了练习，针刺疗法，我把自己身上的穴位扎了一个遍，也买了许多书籍跟针灸专家学习交流，扎的深度、准度都会影响到给患者治病的效果。”王天运回忆最初在部队里行医的经历。
后来，王天运在山西、河南等地义诊，扎针手法越来越娴熟，医术也得到了当地患者的认可。
“在河南原籍探亲，用快速针刺疗法为乡亲们义诊，一天到晚只能休息2小时左右，一个月没出家门一步。患者病情就改善好转。一下子大家都来找我看病。”王天运介绍，那时每天院子里排队候诊的有数百名患者。当地县医院针灸科主任还带领5名医生向他学习。
随着看病的人越来越多，王天运也开始小有名气。1970-1980年，10年间，他在部队利用业余时间自学医学知识，同时也给战友们义务看病。
1980年初，他在向解放军总医院耳针专家黄丽春教授学习了耳穴诊疗法后，即在地坛公园用耳穴压豆方法为老百姓义诊治病。成千上百的患者在地坛公园东门排队约号。
就这样，王天运连续10年，每周日在地坛医院义诊，曾被称为“星期天大夫”。10年义诊，虽然不收挂号费和诊费，但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少人自愿捐出一、二角零钱，放入一个箱子里。王天运指定专人收集记账，全部分批捐助给中国儿童和少年基金会。到1990年，王天运共捐助5109.10元。
50年老中医就缺一张行医证
后来，他被邀请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以专家身份挂牌应诊，当时的国医堂领导给刘渡舟、赵绍琴、王绵之等顶尖专家定的挂号费是3元，却给他定5元，但他却只答应1元。
“因患者较多，国医堂同时给我开了六个诊室,他和他的助手日门诊量最多时曾达600人次。”王天运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除了耳穴针疗法外，他有一套治疗近视的方法，从1990年后，他的门诊对象主要转向了近视等群体。结并制定了《青少儿近视等眼病防控和逆转行为规范》。
2020年2月，因为无行医证，行医50年，王天运被所在门诊告知，为了避免处罚，停止坐诊。
治病无数、拥有独技，行医50载的王天运却一直没有行医证。“一直在给病人看病，国家出了新的医师管理政策也不太了解。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去考中医执业资格考试已经不太实际了。”王天运告诉记者，“中医越老越有经验，没有退休一说，现在就是想多给病人看病，让老百姓少打针、少吃药”。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王天运与行医证失之交臂。比如，成名后的王天运，河南原籍曾给他特办了主治医师资格证书。但后来在北京统一办理医师资格证书换发时，因当时他的户籍在河南而漏办。2018年9月，王天运按照北京市的确有专长考核办法上报了有关材料，因操作不当错报而没有通过报名审核。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执行组长张超中认为,“王大夫很有名，很多专家、领导都知道他。从医这么多年，医德、医术都很好，应该不属于非法行医者。”
张其成认为， “在我国，有的中医是医学世家、有的是学从名师、有的是自学，有好的技术、有真本事、老百姓认可就是好大夫、真中医。”后来，他被邀请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国医堂以专家身份挂牌应诊，当时的国医堂领导给刘渡舟、赵绍琴、王绵之等顶尖专家定的挂号费是3元，却给他定5元，但他却只答应1元。
“因患者较多，国医堂同时给我开了六个诊室,他和他的助手日门诊量最多时曾达600人次。”王天运告诉健康时报记者，除了耳穴针疗法外，他有一套治疗近视的方法，从1990年后，他的门诊对象主要转向了近视等群体。结并制定了《青少儿近视等眼病防控和逆转行为规范》。
2020年2月，因为无行医证，行医50年，王天运被所在门诊告知，为了避免处罚，停止坐诊。
治病无数、拥有独技，行医50载的王天运却一直没有行医证。“一直在给病人看病，国家出了新的医师管理政策也不太了解。后来，年纪越来越大，去考中医执业资格考试已经不太实际了。”王天运告诉记者，“中医越老越有经验，没有退休一说，现在就是想多给病人看病，让老百姓少打针、少吃药”。
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王天运与行医证失之交臂。比如，成名后的王天运，河南原籍曾给他特办了主治医师资格证书。但后来在北京统一办理医师资格证书换发时，因当时他的户籍在河南而漏办。2018年9月，王天运按照北京市的确有专长考核办法上报了有关材料，因操作不当错报而没有通过报名审核。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执行组长张超中认为,“王大夫很有名，很多专家、领导都知道他。从医这么多年，医德、医术都很好，应该不属于非法行医者。”
张其成认为， “在我国，有的中医是医学世家、有的是学从名师、有的是自学，有好的技术、有真本事、老百姓认可就是好大夫、真中医。”
民间中医“转正”难
2019年1月，北京市石景山区京西中医药文化研究会申报了王天运中医药传统技能传承工作室，王天运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合法”行医了，但该工作室至今也没进展。
如王天运一样的，许多民间老中医，因为行医身份问题而处境尴尬。“民间中医，虽然具有某一领域的专长，但通常年龄偏大、文化程度低，不要说考取执业医师证，连报考的资格都没有了。”张超中介绍，像王天运的情况不在少数，民间中医许多处于“无证行医”的状态。
1999年5月1日，我国实施《执业医师法》，从此国家实行医师资格考试制度，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才有执业医师考试资格，具有高等学校医学专科学历或者中等专业学校医学专科学历的人，才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我这一辈子，最放不下的，还是民间中医。”原运城市卫生局副局长、因推行运城民间中医管理改革而享誉全国的田康立曾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按照考试标准，是不可能给他们发证的，中医应制定适合中医的管理制度。
“一个80多岁的老中医，考了0分，他是家传中医，很会看肝病，一辈子看病都是免费的；另一个70几岁的中医，只考了7分，但他的中药炮制得非常好，每天找他看病的不下30个人。”田康立举例说。
2017年12月20日，我国实施《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以师承方式学习中医或者经多年实践，医术确有专长的人员，可以申请参加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
然而，两名推荐医师、三级审核、笔试，然后才是现场考核，层层加码，刚刚看到“转正”希望的民间中医，在一次次尝试后，又失望。
“在村里看病一辈子，我压根儿不认识执业医师，想找两个这样的人来给我做推荐，显然是办不到的。”山东聊城的一名民间中医透露，因无法找到两名执业医师来推荐报名，他选择相信了当地的考试机构，后来却被骗了3万元，也未能参加考试。
中医专长考试，在全国各地出现“两低”的情况，即审核通过率低、考试通过率低。根据各省公布考核数据显示，2018年，青海省考核通过率仅为11%，广西省考核通过率仅为6%，广东省通过率不足1%。
张其成介绍，行医证是现代医学的产物，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瑰宝。如何更好的传承中医传统，让民间中医合法、合理的拥有行医证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张其成建议，对于年轻的中医可以按照现在考核体系考核，对于老中医，可以设立“特色考核”制度。比如一些老中医可以按照实践考核方法，让考生给3-5位病人看病开药方，由若干资深名中医组成考核小组来评定其临床水平，主要考核其是否符合中医思维、是否有效，合格者即可发行医资格证。（来源：健康时报， 记者：王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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