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经济参考报》：中医不是“慢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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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医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显著疗效更让不少人的固有看法得以改观。知名中医临床专家、医史文化学者、湖南中医药大学教授彭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再度证明了中医药从来都不是“慢郎中”，一部中国医学史，就是一部古代中医与急性病尤其是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急性病的治疗从来就是中医擅长的领域。中医不仅可以通过辨证论治和方证对应的方法治疗各种已知未知的流行性传染病，对危急重症的疗效也很卓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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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历来擅长急性病治疗

记者：在过去很多老百姓的印象中，中医就是“慢郎中”，慢性病要找中医，而急性病、传染病则要靠西医。但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的过程，中医药的表现却让人刮目相看。在您看来，中医是不是“慢郎中”？此次中医药在抗击疫情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具有偶然性？

彭坚：说中医是“慢郎中”，其实是一种误解。急性病的治疗，从来就是中医擅长的领域，一部中国医学史，就是一部古代中医与急性病尤其是急性流行性传染病做斗争的历史，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涌现了无数杰出的医家和著作。我曾经以“一项发明，两个伟人，三大体系，百位名医，千首古方”来概括中国古代治疗急性外感病的成就。

一项发明，是指古代中医发明人痘接种预防天花。中国早在16世纪就发明了人痘接种，大获成功后，推广到全国，接种方法被详细写进了《医宗金鉴》，并流传到海外。英国医生贞纳在学会人痘接种的基础上于1796年发明牛痘接种，预防天花，开创了用疫苗预防病毒性疾病的先例，但这至少比中国晚一百多年。古代中医所做的贡献不应该被忘记。

两个伟人，是指医圣张仲景与古代著名科学家葛洪。张仲景可谓“是全球抗击流感第一人”，他撰写的《伤寒论》，以六经辨证为纲，用113首经方穿插在各个环节，阻击流感，获得巨大成功。它不仅是一千多年来中医治疗各种外感病的有效武器，而且在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中再立新功，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而葛洪撰写的《肘后备急方》，堪称中医第一部袖珍急救手册，它记载了多种危急重症的救治方法。屠呦呦是从此书中找到用青蒿治疗疟疾的线索，并从中获得提取青蒿素的灵感，从而获得诺贝尔奖。在发表获奖感言时，屠呦呦不无感慨地说，如果东晋时代就有诺贝尔奖，葛洪应该是中国获此殊荣的第一人。

三大体系是指在辨治外感病时所形成的伤寒六经辨证、表里实热辨证、温病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体系，围绕着这些辨治体系，出现了数百位有著作问世的名医，留下上千首有效的方剂。经历了上千年的积累，到清代末年，中医治疗外感病的理论和经验，已经基本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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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绝不是“慢郎中”

记者：很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面对新冠肺炎这种史无前例的急性传染病，很多西医都表示束手无策，为什么古老的中医药居然能够有效地治疗？

彭坚：因果联系、线性思维、微观诊断、对抗治疗，是目前西医临床的最主要模式。西医一定要病毒来了，侵入人体了，弄清楚了它的分子结构，才能够生产出治疗药物和免疫制剂，虽然符合“科学”精神，但这种情况，正如《黄帝内经》所说：“临渴掘井，临斗铸锥，岂不晚乎！”

而中医有着自己独到的、始终如一的、行之有效的临床方法论，掌握了这个方法论，又能够灵活运用古代名医创制的有效方剂治疗各种疾病，包括从未见过的各种病毒引起的流行性传染病。

中医的辨证论治与方证对应是一种信息交流的方法，不需要解剖、了解病毒是什么，同样可以治病。因为只要得了病或感染了病毒，患者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和痛苦，这是体内发出的信息。而中医通过望闻问切掌握了这些信息后，就可以凭证候遣方用药，这是向体内输入信息。输出信息与输入信息相互吻合了，疾病就得到有效的治疗。

这次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清肺排毒汤，是以五首《伤寒》《金匮》方加减而成，并没有什么高科技成分。因为流感和新冠肺炎一样，致病的都是病毒，人体感染病毒之后，只要出现的证候相同，就可以“异病同治”，这就是辨证论治的优势，就是1800年前的经方如今能够而且将来仍然能够治疗各种病毒性传染病的道理。当然，辨证论治也有不足之处，一旦无症状表现，就不好辨证用药，而这次新冠肺炎恰好有相当多的患者是没有症状表现的，这就需要进行核酸检测。西医检测，中医治疗，中西医结合，在这次对付新冠肺炎中，表现堪称完美。

中医的思维模式是方证对应，治疗方法是扶正祛邪、调节平衡，而不是寻找病毒，发明疫苗，对抗治疗；中医的防治方法是用现成的中药材、已有的古方，因人因地因时制宜，灵活加减，而不必去发明新药，因此可以马上用于临床救治病人。这次新冠肺炎的治疗更是证明：中医绝不是“慢郎中”！采用中医对付病毒性传染病的思维模式和防治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也许值得向全世界推广，对付人类将要面对的各种病毒性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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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对危急重症的疗效卓越

记者：有不少人认为，中医药只对轻症患者有效，如改善咳嗽、乏力、食欲不振、腹痛腹泻等，对于危急重症，中医药会有效吗？

彭坚：实际上，这次新冠肺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大部分患者一开始表现为轻症，如果不控制好，几天后就会突然转重，难以救治。即使是新冠肺炎的早期轻症，西医也没有明确的可以治疗的药物。因此，运用中医药在轻症阶段就阻断疾病向重症发展，并非可有可无，而是至关重要。武汉江夏方舱医院收治的近400例轻症患者，用中药治疗，则无一例转为重症，全部治愈，这正好说明，中医药扼住了新冠肺炎的要害。

同济医学院刘良教授解剖了十几具新冠肺炎患者的尸体，发现他们的肺部充满了大量黏液，即炎性分泌物，中医叫作痰。所以当病人轻症转为危急重症之后，即使上了呼吸机，氧气也吸不进去，因为呼吸机越好，越容易把分泌物引到呼吸道深部，加剧死亡。而中药则在各个环节阻止了黏液的形成，并把已经形成的痰排除出去，不让痰湿阻塞了肺窍导致呼吸衰竭。

以清肺排毒汤为例，这个处方是确定了这次武汉的新冠肺炎为“寒湿疫”而制定的。中医历来重视“痰”与“瘀”这两种病理产物在致病中的作用，如“怪病多生于痰”“无痰不作祟”“湿为无形之痰，痰为有形之湿，水饮聚而为痰”。方中的麻杏石甘汤宣肺透热，开鬼门，使痰湿从上而出；五苓散温阳化气，洁净府，使水饮从下而出；小柴胡汤调和表里，守三焦，截断疾病进入的通道；射干麻黄汤化饮除痰，止咳平喘。处方还包含《金匮》治疗胸痹的橘枳姜汤，茯苓杏仁甘草汤，理气化痰祛湿，使黏液不能形成，这才有效地阻止了轻症向重症的转化，使重症逆转为轻症。

除了痰液之外，中医认为的病理产物还有瘀血。国外尸检发现新冠肺炎死者肺部的毛细血管大量瘀血堵塞，这是致死的重要原因。中药“血必净注射液”有很好的活血化瘀功效，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起了救命作用。有数据统计显示，认为血必净能够降低百分之八的死亡率。根据已有报道的案例，中医药对危急重症个案的治疗效果也非常突出。说明只要辨证精确、用药得当，中医对危急重症的疗效是卓越的，中西医结合能够大大降低这类患者的死亡率。

此次抗击新冠肺炎，官方数据显示，全国90%以上的患者使用了中医药治疗，有效率也达到90%，“三药三方”成为治疗新冠肺炎的“特效药”。正如北京中医医院院长刘清泉所说：“这是中医第一次以阵地战的形式加入国家级疫情的防治中，我们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当然，这次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意义远不止这一点，中医几千年积累的治疗急性流行性传染病的思维模式得以成功运用，无数经方和古代名方再立新功；全国人民第一次亲眼看见了中医药的疗效，有力地提升和鼓舞了中医队伍的士气；也使得许多参加救治新冠肺炎的年轻西医对中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表示愿意学中医，为将来的中西医结合播下了种子。同时，这次也暴露了现代医学的先天缺陷，如果这个缺陷得不到弥补，如果中西医不能消除隔阂、紧密结合，面对未来人类与病毒之间的生死大战，鹿死谁手，尚未可知！这绝不是危言耸听，但愿我们要高度重视。（来源：经济参考报， 记者：李静 陈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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