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程诚：“百日计划”后中美应进一步建立系统性协调机制
作者程诚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研究员，本文刊于7月1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编者按：“百日计划”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定下的合作计划，该计划在中美经贸领域打开了局面，接下来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全方位、系统性的中美经贸协调机制：中美需要加强政策沟通；中国可以提高与美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合作水平；全方位扩展中美人文合作与民心相通。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参与程度。
7月19日，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今年4月海湖庄园会晤时商定的四大对话新机制之一。据中国商务部介绍，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将总结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取得的积极成果，并对中美经济合作一年计划进行讨论。
7月19日，中美首轮全面经济对话将在美国华盛顿举行
“百日计划”是中美两国元首在海湖庄园会晤时定下的合作计划。自5月中旬《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正式出台以来，在中美两国都形成了较高的共识，获得了政策界和企业界的巨大支持。这无疑给中国与美国特朗普新政府的交往打开了局面。美国贸易部长罗斯称其为“宏伟的成就”（Herculean Accomplishment），用词堪比古希腊史诗。他认为此次“百日计划”的成就甚至可以与中美经贸关系史所有成果加在一起来比肩。
“总体来看，美国媒体、智库和专业机构多数认为“百日计划”是中美元首海湖庄园会谈成果的具体展现，充分展示了中国对待中美关系的诚意与信心，打开了中美经贸合作的新局面。以“早期收获”为代表的中美经贸合作方案，缓解了美国自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愈加强烈的对中国崛起的焦虑。美国金融界和实业界反响热烈，认为中国以“确定的代价避免了不确定的损失”，对于中方领导人的立场与魄力给予了较高的赞誉。
美国学界的分析更为深入，《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和《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刊文指出：“百日计划”最大的积极意义在于中美之间在处理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政策选项上形成了共识，并且认为在“早期收获”之后还会出现更多的合作领域，比如气候变化与叙利亚问题等。共识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中美作为高度相互依存的巨型经济体，彼此之间一定要避免打贸易战和汇率战，要通过政策对话来解决彼此分歧；二是要通过做大蛋糕而不是切蛋糕的方式来处理中美贸易结构问题，亦即美国确认要通过增加对中国出口而不是减少美国进口的方式来缩小美国贸易赤字。
以布鲁金斯学会为代表的美国智库界的主流观点也较为积极，肯定了“百日计划”通过设立明确的时间表来推进中美在双边重大问题上的合作，并且认为中美将在奥巴马时期形成的“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外开辟新的对话机制，由此基本上将贸易战排除在了政策选项之外。彼得森研究所认为，“百日计划”说明元首会面和后续多轨接触实现了中美两国政策界的良好沟通，应该给美国新政府更多的耐心，同时中国还应该加强与其他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大国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影响美国在保护主义政策上的选择。
不过，在以上这些理性的声音之外，美国学界和媒体仍然存在一些对于“百日计划”的消极评价。一种观点是认为中美暂时的合作计划只是“权宜之计”，双边经济和政治的结构性问题难以解决，甚至于鼓吹中美之间仍然存在走向冲突的必然性。
”我们认为，中美贸易关系是由全球生产链和网络在过去几十年内形成和决定的，几年甚至十几年内都难以改变。一方面，从基础设施、治理能力和劳动力水平来看，在可预见的未来，尚没有第二个潜在工业国可以与中国相提并论。另一方面，即使出现替代国，影响相对价格的基础设施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来建设，而这一过程本身需要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国的参与，否则根本无法完成。
“百日计划”的出台，说明美国新政府对于中美关系和贸易问题的学习曲线快速上扬，已经领会了中美贸易问题本质上是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问题，两国政策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现状的事实。
中美贸易逆差问题与其说是双边经济的问题，不如说是美国国内政治问题。美国贸易逆差不论扩大还是缩小，都不会根本上影响其经济增长，但对于就业会有较大的影响。特朗普此次选择贸易问题着手，是认为这一领域最能够体现其“让美国再次伟大”的主张，也较为容易达成妥协，从而为其政府提供施政亮点。随着种种丑闻的持续发酵，美国新政府难以寻找施政亮点来转移国会和民众的注意，因此特朗普对于如“百日计划”之类的合作方案的需要还会加强，也更有意愿去推进合作，甚至做出某些妥协。
我们应该密切关注美国国内政治，尤其是国会政治的动向，加强对于2018年国会中期选举的研判工作。由于美国政治体制的原因，一年半以后的中期选举将是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采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方式，从“百日计划”到一年期的中美合作方案，特朗普政府有了充分时间来研判中美关系。同时，国会对于特朗普的施政也会有一个比较全面的判断。而这一判断会直接反映在中期选举当中民主共和两党的权力对比，以及共和党内部不同派系之间的对比上。
6月21日，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长马蒂斯在华盛顿共同主持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
设立具体时间表的工作方式，为具体的谈判操作者提供了强烈的动机，有利于破除障碍，快速取得成果。但是对于中美两个大国而言，在这种方式之外，还需要深层触及问题的核心。如果深层问题被隐藏下来，未来仍然有重新爆发的可能。“百日计划”在中美经贸领域打开了局面，接下来，应该进一步探讨如何建立全方位、系统性的中美经贸协调机制。
首先，中美需要加强政策沟通，吸纳中美双边政策圈积极参与。
其次，中国可以提高与美国战略性支柱产业的合作水平，增加投资，扩大进口。中美贸易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难以解决，只能通过扩大美国某些产品对华出口来缓解。例如，可以扩大美国产液化天然气和汽车的对华出口。从数量级上来看，中国对美产LNG的需求量在2030年可能达到260亿美元，中美如果达成长期天然气出口价格协议，对保障中国能源供给也有积极意义。目前美国对华出口第一位是汽车，但是关税较高，未来可以建立双边机制，商议逐渐降低关税的可能性。
再次，全方位扩展中美人文合作与民心相通。继续加强多轨道交流机制，尤其是智库交流与媒体合作，继续采取积极接触、主动塑造的策略培育对华理解与好感。奥巴马政府对待亚投行的消极态度被美国智库与媒体认为是重大决策失误。特朗普政府则派员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与此同时，中国应加强对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参与程度，如继续支持G20等包含美国在内的多边机制。从特朗普访欧的情况来看，中国与欧洲实际上存在着维护经济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应该利用多边平台，联合其他大国，在经济和气候等问题上限制美国使用保护主义政策的可能。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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