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谭中：中国5000年文明道路的故事该怎么讲？
我和国际关系专家交流或许有一点格格不入，因为我反对地缘战略、地缘政治方式，我认为全世界就是被地缘政治、地缘战略搞乱了。我提倡要搞地缘文明方式。正逢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际，有一件小事即谭中的新书出版。《简明中国文明史》这本书宏观地探讨了中国五千年文明的发展。今天我把题目定为"5000到2050"，5000年的中国历史是我研究的本行，2050年是十九大的目标，把这两者放在一起，看能不能把我研究的内容和十九大挂个钩。
中国的传统和现代不可能大分裂
5000年中国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讲"走中国道路"，我的书里主要谈的也就是中国特色，40-60年来我的研究就是中国特色。大家知道，美国的费正清是有名做中国研究的专家，他把中国划分为两大部分，一个是Great Trandition伟大的传统；一个是Modern Transformation现代的改变。我喜欢费正清，但我不是赞成他，而是批评他。他写过很多关于现代中国发展的书。《环球时报》还把费正清选为60年对新中国影响最大的60个人之一，和马克思、列宁在一起。但是，在费正清看来，凡是好的事情即中国好的东西都是因为现代的改变，凡是中国坏的事情都是因为传统造成的。我想其实费正清并不相信中国有伟大的传统。或许中国传统并没有那么伟大，但中国有它的特色。
10月30日，人大重阳名誉高级研究员谭中先生做题为《5000到2050——中国特色文明道路的发展、变迁与返证》的讲座
在一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认为新中国与旧中国的传统就是一个大的分裂。然而，传统和现代不可能大分裂，传统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的。旧世界依然影响着新世界。旧世界在法文中就是Ancien，就是旧的时代，有一种说法是，"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我是极力反对这种看法的，孔子等人都是旧时代的，可孔子等人的思想依旧影响着今人。没有旧时代，又怎么会有今天？
我一贯的看法就是，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一开始就走在文明的道路上，所以5000就是说中国五千年的文明道路。这个故事很长也很复杂，我简单说说。
中国是"天造地设"的，是"地理共同体"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中国的国学大师和印度学大师，我很崇拜他。他用"天造地设"一词来形容中印的关系。中国的存在、发展是"天造地设"的，印度的存在、发展也是"天造地设"的。喜马拉雅文明圈形成以前，世界上是两个古陆，劳亚古陆和冈瓦纳古陆。印度所属的印度洋板块在冈瓦纳古陆，它后来分成欧洲、美洲、大洋洲，印度洋板块脱离游到了北方，靠近了欧亚板块，它从西南方向挤到了中国的下面，把海底抬高，从而有了喜马拉雅、青藏高原。这一过程被称为"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因此，可以说，中印的的确确是"天造地设"的。
中国地理的最高点在西南、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慢慢地势下降，一直到沿海。从青藏高原流出两条文明河，一条是长江，长江是世界第三大河；另一条是黄河，黄河是世界第五大河。世界上其他的大河都是国际公河，没有哪个国家占有世界上十大河之一。但是中国占领两条，而且完全在中国境内。
看中国地图，黄河向北，长江向南，到了山东、江苏，又被淮河连接起来，所以，黄河和长江就是在地球上画了这样一个轮廓，这个轮廓就是中国的轮廓，所以，我把它叫做"地理共同体"。中国还没有人类的时候，就有了中国的"地理共同体"。再后来有了人类。据我所知，200万年以前巫山猿人在四川三峡，170万年以前元谋古猿在云南。看中国文明是从哪儿开始的，不是从中原开始的，而是从西南。元谋是在云南，巫山是在四川，都是在喜马拉雅这一带，所以我把它叫喜马拉雅文明圈，喜马拉雅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世界上一半动植物都是从喜马拉雅那儿发源的。
所以，有了这样的生态环境，中国的文明就开始了。中国文明发展的一个最大特点，它没有从部落发展到民族，中国从来没有发展出什么民族。民族的定义是什么？比如，英格兰民族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祖先，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地点。中国则是从各个不同的地点，整个黄河、长江流域不同的点发展起来的。很多中国人有可能不是同一个祖先，但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中国先是有"地理共同体"，再发展成"文明共同体"。走的是文明道路，而不是民族国家的道路。
从"政治共同体"到"命运共同体"
中国有记录的历史是夏朝开始，中国从夏朝才开始有"政治共同体"。"政治共同体"是从中原发展的。从地理共同体、文明共同体、政治共同体，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而形成了"命运共同体"。"命运共同体"，我借的是习近平的话。秦汉隋唐宋都是走在文明道路上，继续发展了"命运共同体"，唐宋朝则是这个共同体的高潮时期。
到了隋朝，隋炀帝开辟运河，扩大洛阳，他把洛阳建成一个商业、工业、生产、消费城市，又在运河旁边开辟一个新的城市叫扬州，他最喜欢扬州，死在扬州。唐朝有个诗人张祜说："十里长街市井连，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扬州有个二十四桥，"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些描写的是6世纪，还没到7世纪。6世纪的中国已经开始夜生活。
大家都记得李白写的《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诗人笔下的"明月"是什么意思？在我看来，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印度是用明月来取名，这个明月是代表佛光，代表哲学。
我认为李白这句诗文暗喻人生是在黑暗中摸索的，但是有了明月，有了哲学，有了佛光，就能辨明方向。"床前明月光"为什么能打动人呢？是因为李白描写的是一个"共同体"的概念，天下都是在明月照耀之下的，我们都觉得有亲切感。我到哪儿旅行，晚上睡不着觉看着月亮就想起这首诗，它看似简单，却实际上唤醒了你一种共同体的感情。
从"明月桥上看神仙"这句诗歌可以得知，中国那时候已经开始夜生活，傍晚很热闹，有夜市，有娱乐，夜市在隋唐宋三朝特别发达。然而，从世界范围来看，隋唐宋时期，欧洲是黑暗时期，那是真正的黑暗，当时的人们还相信白天有神，到了晚上则是妖魔的世界，欧洲人晚上都不敢出门，因为一出门就到了魔鬼的世界。因此可以说，唐宋时期，中国的工商业文化、消费、市场经济要比欧洲早了一千年。
中华文明的中断和恢复
然而，历史再往前发展，中国的发展遇到了两个悲剧事件，一个是1127年北宋灭亡。宋朝时中国是世界上最繁荣、最发达、最先进的工商业国家。1127年，金兵打到北宋首都汴京，北宋没亡，掳走10万多工匠民众。另一个事情是1279年南宋灭亡，元兵入侵，十万军民投海殉国。这对于中国文明道路而言是个悲剧。
以后的元朝、清朝就不再是原来中国那个文明的国家，当然中间有个明朝，比较复杂。到蒙古元和满洲清，中国的道路改变了。但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文明并没有灭亡，元朝还是打出中国的旗子，满清康熙和乾隆更是，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艺复兴"。所以，中国文明没有灭亡，尽管那段时期中国文明的道路已经改变了。以后辛亥革命，中华民国都没能使中国恢复到唐宋那个时候的文明道路。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才能够翻身，回到自己的文明道路上。
按照十九大报告设立的目标，到2050年，按照预期完成现代化强国的目标，那么，中国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那时候，中国就成为世界上最繁荣、最强盛的国家。如果说我的书对中国文明道路还是有点悲观和彷徨的话，那么，十九大已经使我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一定会越走越宽。中国的文明道路前途是很光明的。
让世界接受中国，既要"为人"也要"予人"
互动环节：
谭中：民族这个概念早就应该死掉，但它活得这么长。现在所谓全球化，英文词叫Globalization，但很多有见识的专家说我们现在是Unti-globalization，现在什么都学美国，怎么全球化？
现在中国进入全球化，像《西游记》里，孙悟空和妖魔打仗，他要钻到妖魔的肚子里从而打败他。现在中国是进入民族国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一个文明国，现在到处是"美国第一"，这就是民族国的概念，即奉行"我字当头""对我生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就开始受民族国的影响。我们现在要警惕的是，中国现代化不要走民族国家的道路。如果说民族国的世界像个大沙漠，那么，中国文明就像一个绿洲，现在民族国的沙漠要把这个绿洲吞掉，他们总是想使中国变成西方的一部分。
在我看来，民族道路是一条死路。民族国的发展总是遵循着这么一个规律，"崛起-鼎盛-衰亡"，从罗马帝国、大英帝国到苏联，都是先崛起，再鼎盛再衰落。美国现在也是，崛起以后鼎盛，现在也在走下坡路。所以，中国不要这样设计。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中国很红，他所提的软实力softpower中的power不是强力的意思，不是"实力"，翻译有误。因为power是一个带有侵略性的词,实力是一个自卫性的词语。我认为中国不少人被这个词语误导了。现在中国要专注起来，要走文明道路，不要走民族道路，否则对中的发展前景不利，甚至是危险的。
英国人喜欢用"我在世界之巅"的表达。但我认为中国智慧要避免这样的概念。《老子》里讲了很多，比如"大智若愚"，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不是好表现的，而要像个笨人一样，老子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我们为别人做得越多的话自己会更加丰富，给予别人越多的同时，自己也越多。
怎么样让世界接受中国呢？中国既要"为人"也要"予人"，不要总是占人家便宜。中国目前在全世界的形象还有待提升。我感觉，中印形象比较而言，印度的形象好像比中国还好，因为世界对印度"敬爱"，喜欢印度，但对中国是"敬畏"，怕中国。我有个印度朋友曾说，中国人有一句口号"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他认为不妨改为，"天下人是我们的朋友"，从以我为主，转为以天下人为主。
中国有一句话"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但却忘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并不是说本山之石就没用了。中国一百多年，就喜欢看他山，不喜欢看本山。许多学搞经济的，搞哲学的中国人都有一种倾向，就认为外国的智慧最好。中国经济学家们写的书，几百万字里只有两三句是中国的智慧，大都是用美国的智慧。
一些学者的文章，一定要引美国的，一定要引外国的，讲哲学的一定要引用法国的，好像你不引外国的专家就不是一个学者。这个风气要改了，我们要学外国，同时更要有自信。另一方面，我们不要炫耀自己好像怎么了不起。所以，我说要大智若愚。老子还说过，"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现在我们要敢为天下先，这将来也会有坏的效果。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作者介绍
谭中（Tan Chung），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名誉高级研究员、云南社会科学院名誉院士、云南文史馆名誉馆员。1929年生，历史学硕士、博士，在印度教学研究40余年，曾任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国立艺术中心东亚主任。出版有包括《印度地平线》杂志“印度和中国”特刊、《印度与中国：20个世纪的文明交流与激荡》和《喜玛拉雅呼唤：中国与印度的起源》等中英文著述20余种。2010年荣获印度政府颁发的二等莲花奖，并在新德里从温家宝总理手中接受“中印友谊奖”；2014年荣获印度国际大学最高荣誉学位，是继周恩来、谭云山、巫白慧以后获得此一荣誉的第四位中国人；2015年荣获第6届《世界中国学论坛》颁发的“中国学杰出贡献奖”。
关 于 我 们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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