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陈甬军:习近平“一带一路”构想的战略创新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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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甬军系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27日“经济大厦”微信公号。
什么是“一带一路”?王毅国务委员的定义我觉得很到位。他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媒体吹风会上说了三句话:第一句:“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倡议。这句话定位的是个国际合作倡议,不一定要搞那么大,搞那么多。第二句:核心是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线,加强全方位互联互通。这句话指出了它的中心内容。第三句,为世界经济增长挖掘新动力,为国际经济合作打造新平台。这句话提出了它的目的和历史使命。王毅作为外交部部长的这句话中的三段论非常到位。我觉得是六年来中央对理论界成果的一个提炼,是对“一带一路”实践的一个总结。
2019年4月19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情况;图片来源:人民网
第一个特征,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带一路”是在2013年提出来的。为什么在那个时候提出来?因为当时世界经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中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这个背景刚才史晋川教授也提到过。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怎么办,我们迫切需要一个新的战略指引。世界金融危机怎么样应对,全球经济如何实现新平衡,也都需要一个新的中国方略。联合国也没有什么权力叫中国一定要搞“一带一路”。中国也可以不提,就在自己的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上搞就是了,“螺蛳壳里做道场”,对不对?但是中国首先主动提出来了,而且必须在那个时机那个时间窗口提出来。开始它虽然是一个粗线条的框架,但后来逐步丰富发展,在2015年快速推进,并发表了第一份白皮书。然后在2017年举行的第一届高峰论坛上,发表了第二份白皮书,具体内容我就不展开了。但是在2013年那个时间提出来很重要,需要审时度势,需要战略眼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勇气。
第二个特征,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实践进展。“一带一路”开始提出时是一个框架,取丝绸之路的名字。具体怎么做,可以说当时从上到下都不甚清楚,需要实践的推进来丰富具体内容。就像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一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到1992年才提出来,这个我们经济学界的很清楚。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讲改革,也没有讲开放,就是一句话:把全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自己就有这个方面的体会。
我四年前开始研究“一带一路”问题,经过研究,我认为“一带一路”有三重属性:和平发展倡议、对外开放战略,除此之外,我认为它还是一个有特定内容的国际合作项目。我听过一些外交界、国际关系方面的报告,包括我们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讲得很好,很宏大。但是听了以后,感到不容易落地。我们的企业家,基层党政干部只是知道“一带一路”好好好,不知道具体怎么搞。所以我回来就用经济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觉得它应是一个有特定内容的国际合作项目。讲了几次以后,企业家党政干部反映很好。但是也有人说,陈教授,中央没有这么提,谁让你这么说,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说,这个事跟改革开放一样,需要根据实践来不断推进,我们经济学家需要在实践里面提炼出理论成果,中央吸收这些理论成果再予以政策定位。有人说,“经济学家给中央带路”。对,就是这个意思。我提出这个观点以后,习主席在第二年的讲话里也体现了这层意思。2016年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时,在人民大会堂上的报告上,习主席的原话是,“在一带一路等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中”开创对外开放的新格局。我听了很受鼓舞。中央就是根据实践的进展不断吸收理论研究成果,形成政策体系,再来推进实践发展,以此循环往复。当然这不一定是我一个人提,也还有其他人提。这样一个具体化的定位,就容易让企业家有一个定位,让党政干部有个定位。“一带一路”如果只是外交部有个定位,企业家没有定位,怎么行?如果那样,这个“一带一路”就是个空的。因此,需要总结经验,不断推进实践。习主席一开始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后来根据实践的发展又不断提出新理论新观点,包括这期的高峰论坛,提出了绿色、开放、廉洁理念等,进一步推动了实践的发展。
“一带一路”提出六年来之所以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最主要的就是它的理念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而不在于做了多少个项目,这个是精神动力。所以这一次高峰论坛今年4月下旬在北京开会,来了五千多个外宾。它不是一般的外事活动,事先有规模可以控制的。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大家都要报名参加,跨国公司的高管要来,他买了机票来,你不能不让他参加,那时候首都机场几乎要瘫痪,长安街都进行交通管制。北京作为一个国际交往中心都搞成这个样,就是因为有很多人要来参会,学习、研究“一带一路”这个理念。
通过习主席不断总结经验,推动“一带一路”实践进展,六年来涌现了一批标志性的建设项目。比如,蒙内铁路,就是中国与肯尼亚共商要建这条铁路。第一步,先由国家开发银行贷款,软贷款发放给对方,蒙内铁路建设大概需要三十多亿美元。第二步,肯尼亚借了后拿软贷款给中国的铁路建设总公司、交通建设总公司签订铁路建设总承包合同。第三步,通过铁路收益和肯尼亚于基础设施发展推动经济增长后的税收收益来归还原来的贷款的本金和利息。这样通过合作就获得了双赢。中国有什么好处?首先,产能拉起来了。比如,铁路机车中车就有定单了,铁路设计建设的产能就拉起来了,定单层层下去以后,投资乘数就出来了。第二,项目本身是有利润率的,这个企业家们知道,内部利润率大约在15-20%,长远来说是可以赚钱的。对方得到什么好处?一来把原来的老铁路改造了,二年来铁路运营效果好,然后拿铁路的收益来偿还借来款项的本金和利息。更加重要的是,完善的基础设施促进了肯尼亚GDP的增长,这样税基增加了,企业多交了税来还贷款。这个回路对分析巴基斯坦卡西莫电站的建设也是适用的。不过它用了BOT的建设方法,但是建设资金循环路线是一样的。用中国一笔资金启动,然后拿电费收入来还。
第三个特征,创新理论,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很重要的一条,就在于它有鲜活的生命力,要对中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回答。不然只是几个人在报纸上讲讲,念念经,不会有什么大市场。因此,我四年前根据“一带一路”的实践,把它做了一个经济学模型,用以说明“一带一路”的经济本质,效果很好。
理解“一带一路”的经济本质,主要有两个模型。第一个,供给与需求,经济学最基本的模型。在供给方面,中国有三个要素:第一个是产能,第二个是中高端技术,第三有个三万多亿的外汇存款,可以拿出几千亿给亚投行、丝路基金做资本金。对应的需求是什么?沿线国家每年有6000亿到7000亿的基础设施的需求缺口。那么,把供给和需求对接在一起,我们搞个合作建设好不好?“一带一路”就这么应运而生。这个模型是我开发的,四年来讲了200多次,长盛而不衰。企业家一听就明白了,这样就说明“一带一路”不是什么政治做秀,它是有一个经济学逻辑基础的。类似的事我们多讲几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站住脚了。对中美贸易战也是这样,要有自己的有说服力的文章。
第二个,搞个资金回路,运用抽象法,这也是我们经济学常用的分析方法。比如与一个亚洲国家合作,我们通过共商进行共建,开始借给它100亿美元软贷款,它拿100亿美元给我国五个公司签订合同,建设它们国家需要的五个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飞机场、高铁动车、火电站,等等。这样我们中国的产能拉出去了,按国际投资规则,每个项目也有平均利润。这些项目建设解决了共建国家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设施缺口问题。最后,项目投产以后,再拿这个项目的收益来还,当然周期会比较长。比如前面已讲的蒙内铁路和巴基斯坦火电站项目。当然还有一些是大学、医院、体育中心一类的项目,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些叫作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它不可能靠自己的收益来偿还建设投入,但又支撑着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由于基础设施的经济社会发展有“外溢”作用,项目投产以后,整个国家的GDP增加,税收增加,可以用这部分来还贷款。经过五年、八年,把100亿还掉,还有5亿、8亿的利息也还了。这个资金循环的回路就走通了,这个就是“一带一路”的资金回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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