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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嘉宾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本文刊于9月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微信公众号。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近年来，中国在自身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也为其他国家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彰显着中国的大国担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对世界有何贡献？“一带一路”倡议蕴含了哪些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围绕相关问题，本期栏目邀请王义桅教授为我们进行深入阐述。记者：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您之前曾在接受媒体采访中表示，“中国梦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为什么这么说？王义桅：中国梦首先是属于中国的。我们不做其他国家的梦。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把自己的事情办好，就是对国际社会的最大贡献。我们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保持头脑清醒，坚持自信、自觉。作为世界大国与文明古国，中国不仅自己充满“四个自信”，也乐见其他国家有“自信”；不仅要有中国特色，也乐见其他国家特色；不仅自己要强起来，也要和世界一起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这就是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与文明担当。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是相通的。中国梦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中国有句古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中国近年来发展取得的成就，对其他新兴国家产生极大的示范、鼓励作用，也使得中国梦对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强大吸引力。中国梦也代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达梦。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也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脱贫致富、现代化，倡导正确的义利观，着力打造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只有以世界各国为伴，实现共同发展和文明的共同繁荣，才能行稳致远。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在全球化遭遇挫折后，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火车头的中国，将自身的产能优势、技术与资金优势、经验与模式优势转化为市场与合作优势，将中国机遇变成世界机遇，融通中国梦与世界梦。
记者：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6年来，从蓝图到实践，从倡议到机制，“一带一路”得到了全球范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响应。作为“一带一路”研究者，您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蕴含了中国发展的哪些成功经验？王义桅：“一带一路”这个名字本身包含了中国传统哲学——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经济走廊”“经济带”等提法也具有鲜明的改革开放特色。“要致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再穷不能穷教育，不把贫困传给下一代”，也是中国发展的切身经验。中国最晚提出丝绸之路复兴计划，为何超越其他国家的丝绸之路复兴计划，成为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一个原因就是中国近年来快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互联互通基本完成。比如我们过去十年时间建了三万多公里的高铁，占全世界高铁总长度的七成，开创了人类铁路史上的奇迹。政贵有恒，治须有常。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以及中国建设者吃苦耐劳、不怕困难的精神，得到充分展示。世界上至今有13亿人生活在没有电的状态中，但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却成为这个世界上发电量最多的国家，中国国家电网长距离、特高压输电网，实现成本最小化，推动人类共同现代化。北斗导航系统2020年实现全球覆盖，更有利于发展中国家远程教育，扫除文盲，脱贫致富。可以说，“一带一路”的成功证实，中国的现代化经验最鲜活，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最有吸引力。“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也表明我们在回头看，深挖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潜力。中国的技术市场化能力最强，工业化经验最鲜活，实事求是、实践能力与变通性最强，最能适应多样化世界的发展需要。“一带一路”还展示了中国道路的深厚历史文化内涵。《管子》有云：“以天下之目视者，则无不见；以天下之耳听者，则无不闻；以天下之心思虑者，则无不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彰显中国“达则兼济天下”的大国担当，激活“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开创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探寻21世纪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建设命运共同体。鼓励世界各国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通过国际产能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让合作成果更多惠及人民，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简而言之，中国走了一条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给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记者：在西方，有一个流行词汇叫“中国悖论”，就是中国没有实行西方模式，却实现了经济社会的超常增长。但也因此出现了一些质疑的声音，比如“中国幸运说”“中国不可持续说”“中国威胁论”等，对这些观点，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回应？王义桅：从某个时间开始，以“西方中心论”主导的普世性，在近代西方文明的强势主导下，形成了普世价值体系，“普世价值”成为西方国家掌控话语霸权的工具。许多西方人以西方理论为参照系来解释中国问题就会陷入误区，以西方某个学科来理解中国问题就会存在片面。毫无疑问，各国具有差异性，世界具有多样性，但共同的历史记忆、共同的处境、共同的追求，将各国紧密相连，形成共同身份与认同，塑造共同未来。普世价值体系的历史基础，是西方主导了全球化的进程。对中国而言，破除“中国威胁论”悖论的唯一出路是实现“再全球化”——现在的“全球化”，本质上是西方器物、制度、文化的“全球化”，并非“真正的全球化”。“真正的全球化”是尊重和表达各种文化、各种理念和发展模式，充分展示文明多样性的全球化。事实上，中西方文化中存在人类共同的价值，中西文明是可以互补的。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中国道路的成功还原了世界多样性，破除了“全球化就是美国化”。同时，中国智慧、中国方案的存在，也启迪了西方模式，中国的持续成功发展不仅解决中国问题，也为西方走出困境提供启示。当然，中国发展的成功更激励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告别效仿西方的迷思，寻求自身发展道路。记者：有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稳定基石。中国的繁荣稳定也将惠及世界的稳定发展。对此，您是如何理解的？王义桅：中国有将近14亿人口，其中还有很多贫困人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坚持不懈推动消除贫困、改善民生等工作，在几十年间，让超过8亿人摆脱贫困，成为世界上减贫人口最多的国家，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忘初心，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宗旨，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给国际社会贡献了良好的经验。中国脱贫致富的模式，也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所认同，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强大的信心。此外，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三成，起到为世界经济托底的作用。中国稳健的经济政策，也在遏制国际上存在的一些以邻为壑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再者，“一带一路”通过互联互通，带动沿线国家经济发展，也能够帮助消除一些国家因贫困而导致的动荡。中国和平发展、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理念，也推动全球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的方向发展。环顾世界，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中国保持了自身的确定性，以中国的确定性，引领世界走出不确定性。鉴于中国的体量和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这种确定性弥足珍贵。中国的确定性从何而来？一是源于体制，二是源于政策，三是源于领导力量。先说体制的确定性。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且中国的郡县制自秦汉确立，延续至今。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是避免民粹主义最有效的制度优势。再说政策的确定性。中国改革开放持续深入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及“五年规划”，确保政策连续稳定。政策确定性背后是连续不断的中华文明。最后是领导力量的确定性。中国共产党人一代一代接续奋斗，与一些国家政党轮换的局面形成鲜明对照。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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