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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本文刊于10月24日观察者网，原标题为《发展经济必须“对历史负责”》。中国第三季度经济数据公布之后，引发国内外舆论广泛关注，不少国家的经济专家和中国的智库纷纷给予评论，并对未来的经济走势给出分析和评估。尤其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中国老百姓也十分热情地参加到讨论中来。
在各种各样的猜测之中，有一种观点十分醒耳醒目，就是相当一部分人估计今年年底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在6%，而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普遍看低不看高，看跌不看涨。这么看自然有其“充足的理由”：国际经济大环境不好，几乎所有先进经济体都很悲观，对明年的经济增长抱有特别消极的看法。IMF、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机构，纷纷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测，包括对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等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做出负面分析。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就是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都先后推动了新一轮的货币宽松周期，降低利率成为主要政策工具。而第三个重要因素是美国与全世界开展的“关税大战”，给各国的经济发展挂了“倒车档”，给整个世界经济增添了巨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未来的经济充满担忧、悲观、失望情绪，是再恰当不过的现象了。这些信号充分表明未来的经济发展，包括中国在内，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似乎成为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不可逆转的事实。但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中国人除了“实事求是”之外，在分析各种复杂现象时经常采用的一个原则或方法，因为世界事物千千万万，只有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科学方法，才可能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找到该事物的本质和核心要素。对经济发展，更需要遵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原则，或许可以得出比较客观、科学、可靠的结论。就中国这个“具体情况”而言，形势还远没有到那么悲观的地步。无论从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都依然保持“蓄势待发”的要素，中国的经济发展总是有着不同于世界其它经济体所面临的困境。当国际经济形势不利时，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符合逻辑的，但是这种逻辑不是必然的。中国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中，经历过太多的“一枝独秀”的奇迹：尽管世界经济反复无常、跌跌撞撞，但是中国却始终保持高速增长。上个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和始于2008的金融危机重创了世界经济，许多国家的经济发展指标下降到了底部红线地区，美国、日本、欧洲经济增长徘徊在0.5-2%之间，但是中国始终保持强劲增长势头，发展速度遥遥领先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速度。有的人认为中国当时的发展模式是“竭泽而渔”，用光了最后一把力气，使得现在发展后劲不足。所以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直线向下就是符合逻辑的。这种分析和预判显然不符合现实，没有注意到中国发展的特殊性。中国经济发展的特殊性就存在于“中国特色”这个论断之中。如何把“中国特色”最大化、最优化，显然是政策的最终目标。中国经济奇迹的取得完全是充分发挥、利用和享受了“中国特色”这个红利。很多人忽略对“中国特色”这个红利的研究，因而容易陷入西方学者有关中国崩溃论的陷阱中，不能完整解读中国。
在谈论到中国经济现状时，有两个词总是被频繁使用，一个是“合理区间”和“底线思维”。这是我们讨论政策和形势的最主要理论基础。但是，目前没有人给出一个比较客观和准确的定义或定性，究竟如何理解“合理区间”的含义，GDP从6.5%到7.0%是“合理区间”；从6%到6.5%也是“合理区间”。现在有的专家开始讨论明后年中国的GDP在5.5%到6%，还是在“合理区间”。很显然，人们认为这些数据之所以是“合理区间”，是因为符合当时的外因和内因，下降是“合理”的，下降的范围也是“合理”的。这里只有一个“不合理”之处就是为什么指标只降不升，似乎有点说不过去的。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推动“一带一路”发展时提出中国要“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我们在制定和讨论经济发展政策时候，不能不考虑“量力”和“尽力”这两个原则，只要做到这两点，一切结果就都属于“合理区间”，这是最简单朴素的经济学理论了。“底线思维”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它使政策制定者对风险控制具有前瞻性和防范措施，这非常符合中国的一个习惯思维模式即“争取最好结果，防止最坏事情发生”，所以能够保证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始终同步前行，也省略了许多可能发生的额外精力和资源支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底线思维”并不特指我们的GDP下降是毫无“底线”的下降，它必须有一定的“底线”标准，也就是说，中国的GDP必须保持在某个特定的位置以上，不管风吹雨打，该“底线”不可撼动、不可越界、不可越线。有的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非正常低于“底线”标准，是不可取的不作为的表现，这种行为本身就是突破了经济规律和法律“底线”要求，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我们理解的“底线思维”就是中国的发展速度，必须能保证中国国民的收入能够与GDP增长同步、同量、同质，必须保证不能增加失业，不能造成物价失控上涨，不能影响到社会稳定，所有这一切和GDP共同构成了“底线思维”的内涵。有这样的“底线思维”增加了国家抗击和防范各种风险的能力和实力，是保护国家安全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的“有预期市场经济”体制
中国的快速发展有赖于中国采取的是“有预期的市场经济”体制。它与其它形式的“市场经济”有很大的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就是中国在制定各个时期、各个阶段的经济指标都是“有预期”的，可以让人们事先知道未来可以实现的目标和收益，并制定出更为详尽的实施措施和规则，确保“有预期”最后成为“有保证收益”，从而可以顺利配置人力、资金、资源，为实现“有预期”发展目标而全力以赴。
“有预期市场经济”是“底线思维”最生动的体现，是最有效发挥经济潜力的催化剂。当然，一切“有预期”必须科学、客观，必须是“有底线”的“预期”，不可高得离谱，也不可低的没谱。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这是事实，而且压力比山大。李克强总理在西安会议上少有的呼吁要“顶住压力”，并且提出了几个具体措施。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出的地方政府一定要“顶住经济下行的压力”，政府一定要“有责任感和紧迫感”，认真实现“稳中有进”的经济的完美结合。这些信号透露出中国未来GDP增速有可能破“六”，这绝不是一个好消息。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工具运用似乎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都指望中央给政策，给项目、给饭吃。如何解决当前遇到的“内需不足”的问题，有不少可行的方法和机遇。第一，不妨出台“调整经济”的政策，可以适当出台“有预期”的刺激计划，刺激消费，进而带动整个供应链的活跃。前几年我们反对采取任何形式的“刺激”政策，收到一定效果，但是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采取必要的，有限的“刺激计划”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随机应变”是遵循经济规律必不可少的原则：在需要的时候采取必要的政策，在必要时采取需要的政策，让政策转化为生产力和效率，是极为重要的课题。第二，适当调整“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政策为“调产能、调杠杆、调库存”，以便有力对待外国对中国的施压政策，增强自身抗压能力，并同时积蓄力量，随时准备经济新的增长需求。第三，要增强政府在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一定要抱着“对历史负责，对国家负责”的立场，认真考虑发展规划，要让各种经济指标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对得起“历史”的审查。第四，确定中国经济增长的“底线”为6%，低于这个标准，很容易形成“直崖”式下跌，这样会给中国的现行经济结构造成巨大破坏，必须严守死防。对中国如此庞大，沉重体量的经济体，保持一定速度发展是稳定的关键，过慢反而会导致不安全因素，这和开车行船一个道理。因为经济速度过低，会严重影响市场的信心、热情，最终会打击投资者投资的积极性，也会损害社会劳动者的劳动热情。不利于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第五，呼吁调整各地“限购、限买、限用”的不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政策，风险管理措施，贯之于促消费，促供给侧改革落地，为国家、各民族提供更好的服务。各地政府要把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执政的首要任务，而不是“限制”人民对好生活的需求。第六，如同汽车要定期保养一样，中国的经济也到了定期保养的阶段，同样需要对“三率”进行必要的调整，如利率、汇率和速率等，依据国际市场变化和国内市场的需求加以协调，能够更好的发挥其功能，促进经济协调、稳定、持续的发展。中国要实现两个百年梦想，不保持一定的“准高速”是不能支撑养活近14亿的人口的目标的，让人民对幸福生活的向往充满信心，并且有真正的获得感和新的创业机会。中国未来任重而道远，需要齐心协力、共同奋斗，保证中国的经济“准高速”的发展势头，这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国家负责。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人民一定能，中国一定行！关于我们
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
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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