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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中国扛得住“两个武汉”吗?——建立“疫情疏散区”常态化

刘志勤 全球治理 2021-02-06


全文约1700字,读完约需3分钟。

作者刘志勤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学术委员,本文刊于2月9日观察者网。


中国的抗击疫情的战斗进入到“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来自全国各地的援助物资和医护人员源源不断到达武汉和湖北疫情严重的地区,人们对“新冠肺炎”病毒的认识不断更新;而“新冠肺炎”病毒在人民战争狙击战中依然负隅顽抗,并不断改变着传播途径和形态,做最后的疯狂挣扎。敌我双方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敌攻我守”的较量之后,进入了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争分夺秒,抓紧时间,成为决胜局的关键。



从2月7日的疫情报告结果来看,全国确诊患病人数突破三万,直逼四万的关口,形势严峻,来不得半点松懈和麻痹,必须有“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雄心壮志,争取在这个双方相持阶段就把“新冠肺炎”病毒的有生力量基本消灭干净。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应当进一步细化我们的战斗计划,真正做到“防患于未然”,也就是提前把准备工作做好,做到极致,才能在复杂多变的防疫斗争中占据主动,主导地位,以防可能出现的“万一”。

第一,我们是否准备好承担出现“第二个武汉”的压力。现在看,这种可能性很小,但是我们的防御系统必须有足够的准备,就是我们如果拥有抗住“两个武汉”的能力,那么就一定可以成功保护现在的武汉,这是兵家惯计:集中两倍或三倍的实力集中打击眼前之敌,可以取得最有把握的胜利。

所以,我们在人员储备,物资生产,物流安排,药品布局,特别是医院设施的调配等工作一定要“未雨绸缪”,做足库存,放开产能,确保战事进展的需要。

我们一定要保证能抗住两个武汉的实力,就为最后战胜“新冠肺炎”打下最坚固屏障。

第二,各省、特别是人口超千万的大城市必须加快建立“疫情疏散区”。这个“疏散区”要包括各类应急医院、急救中心特殊护理所和各种医疗护理商品仓储运转库,并妥善养护,以便做到“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换句话就是,我们未来的城市建设,必须做到“ 小汤山医院常态化”,随时可以启用,就如战场上的战略预备队一样,能够更加及时有效的收治病人或突发事件受影响的群众,如地震,水灾,火灾等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让“小汤山”、“火神山”模式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部分,成为常态,常备设施,是保证中国顺利决战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部分。

让“疫情疏散区”常态化并不是危言耸听,无中生有的多此一招,而是现代化城镇化的必不可少的一环。从目前疫情发展趋势来看,局部蔓延,区域性扩散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这给我们的工程增加了紧迫性和压力:我们应当在这些小规模的传染连成一片之前,先把它们收编制服,不能再继续祸害社会。这就是造福于未来,造福于我们的子孙。

现在的抗疫斗争呈现出“胶着”状态,最早投入战斗的医护人员会逐步表现出疲劳和疲惫,这样会直接影响到战斗力的持续和有效,所以如何尽快结束“相持阶段”的时间,对于保证和保护所有参战人员的健康与战果,显得尤其重要。我们不能像治水患那样,洪水到哪我们追到哪,而是要先挖好沟、建设好水库,把不听话的“野水”治理成按人类需求而行动。

增加“疫情疏散区”可以长久的刺激各地经济,有效增加就业,还给国家遇到突发事件提供了优质“备胎”计划,是一举多得的良策。2020年是中国“决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一个“决战”,一个“决胜”,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对历史、对世界的庄重承诺,是不折不扣的“军令状”,必须如期,按质完成,绝不能打丝毫的折扣的。所以,我们宁愿把困难想的充足一些,而绝不可轻易放弃或改变实现上述目标的时间表。

第三,建议设立一个中央主管部门的信息联络平台,垂直到社会基层,各界人士可以通过语音,文字直接向政府汇报有关疫情等突发事件,便于掌握最基础、最鲜活的数据与材料。由有关人员汇总后上报主管机构,可以迅速、及时做出反应。避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漂浮等对政府治理能力的伤害。这样可以减少基层干部拖延时间,耽误决策的几率,为上层的决策赢得宝贵时间。这个方法可能有一些弊病,但是肯定可以改变现有的“汇报”体制的更大缺陷。改“汇报”为“直报”制度,利民、利国、利政。

2020年的元宵节注定是一个特殊方式,特殊氛围的节日,一定会给我们的抗疫之战带来新的动力。

“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必须鼓起全部精力,与病毒展开最后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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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2017》的“亚洲大国智库90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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