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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该如何走出当前“治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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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RC2017
核心摘要
二战结束以来，欧洲一体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欧盟也一直作为区域治理的榜样而备受瞩目。但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英国脱欧危机接连重创欧盟，加之近来新冠疫情引发公共卫生危机，欧盟治理陷入了多重困境。其根源既有全球化时代的烙印，也有一体化发展和外部危机交织的作用，更有源自欧盟内部的经济、政治、社会结构性问题。欧盟采取了多方应对举措，法、德携手呼吁成员国团结一致，积极倡导战略自主，力图重振一体化。后脱欧时代的欧盟虽面临诸多挑战，但仍将不断探索治理之道，推动一体化继续前行，并尝试在全球力量格局中重新定位且发挥作用。关键词：欧盟 全球治理 主权安全 民主赤字 欧元区改革
治理问题关乎社会稳定和发展，任何政治行为体均需审慎面对。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内外因素的联动增加了治理的难度。欧盟作为目前一体化程度最高的超国家政治行为体，其治理更为复杂，既不同于传统主权国家的内部治理，又超越了一般国际组织的非制度性治理。欧盟委员会在2001年发布的白皮书中明确指出,所谓“欧盟治理”是指欧盟行使权力的相关程序、规则和惯例，其目的在于强化民主，缩短成员国民众与欧盟机构之间的沟壑，确保每个欧盟机构和成员国都能承担起对欧盟的责任，从而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欧洲一体化是人类历史上一次伟大的“政治实验”，作为开创先河的尝试，欧盟治理自然无经验可循，数十年来依然处于投石问路状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欧盟面临的治理挑战进一步放大，其前景更加严峻。
01
欧盟治理面临的困境
在实践中，欧盟治理涵盖了各个领域，从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到司法、共同外交与防务、能源安全、气候变化乃至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其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欧洲一体化、减小成员国之间的分歧和发展差距。但考察治理的实际效果不难发现，欧盟在推动一体化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盘根错节、相互作用，使欧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治理困境。其一是治理的合法性困境。政治结构断层是欧盟治理合法性的最大挑战，即在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因缺少民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持而产生的“民主赤字”。长期以来，欧盟的决策机构被诟病为“技术和法律专家组成的技术官僚团体”。民众认为，该团体以欧洲一体化和经济发展需要专业化管理为借口，摆脱代议制和人民的约束，这一“知识共同体”的小圈子即可作出影响欧盟的重大决策。在决策过程中，由于专业门槛过高，且政策透明度不足，普通公民往往难以参与其中。近年来，欧盟治理中的民主问题凸显，在难民危机等问题的应对上暴露出诸多不足。依据《都柏林公约》的“第一入境国”原则，欧盟保证难民在避难资格被受理后，至少被第一入境国接收，以避免成员国之间的相互推诿。但在实践中，意大利、希腊等成员国因自身经济问题难以负担潮水般涌入的难民；马耳他等地中海小国因领土狭小、行政人员不足无法对难民进行审核；匈牙利、波兰等国家更因历史文化原因反对接收难民。受不同因素影响，上述各国的民众对欧盟难民政策的反对声日渐增强，对于欧盟的不认同感也随之上升。即使法、德和部分北欧国家愿意履行分摊协定而主动接收，但难民身份混杂难以甄别、极端势力趁机渗入等问题对接收国的社会治安造成严重冲击，导致这些国家被迫收紧难民政策。欧盟因为其难民政策而备受指责，欧盟推行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合法性进一步受损。在此情形下，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逐年下跌。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虽创下近20年来的新高，但近51%的投票率既无法与1979年欧洲议会首次直选中高达62%的投票率相比，也难以保证民众的选票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因此，欧盟“民主赤字”问题始终难以缓解，并在极右翼政党支持率升高、反欧思潮蔓延等现象加剧背景下，进一步制约欧盟治理的合法性。02
欧盟治理陷入困境的根源
欧盟治理的上述诸多困境源自内外多方因素的相互作用。随着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欧盟及其成员国在获得资源共享福利的同时也背负了负面效应。欧盟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愈发凸显，各国经济、社会、政治问题相互传导和刺激，持续增加欧盟治理的复杂性和难度。首先是全球化发展的负面影响凸显。自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便开始逐渐连为一个整体。二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体系将各国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全球化使分工与合作成为国家间沟通、交流的重要形式之一。全球化也是一柄双刃剑，在推动欧盟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同时，也使各成员国处于更加复杂多变的环境之中，一定程度上动摇了欧盟及其成员国治理的经济基础，加剧了社会阶层分化。欧盟在建成统一大市场之后，允许资本和人员在成员国之间自由流通，但因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人员和资本的流动在成员国之间并不均衡，即主要是经济欠发达的东欧和南欧国家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向西欧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流动。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精英阶层和中下层民众关注点的不同造成社会断层的出现，国家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使得极端势力在政治舞台得以重现并获得极大的社会支持。以法国为例，经济全球化虽为法经济带来发展机遇，但也打破了法国经济独立综合性发展模式。从企业层面来看，高福利、高税收推高企业经营成本，使法国企业在全球化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从产业层面来看，经济全球化造成了法国产业出现空心化、制造业萎缩现象。目前法国制造业占GDP比重仅为10%左右，远低于德国（19.4%），抗风险能力不足。全球金融和欧债危机以来，法国经济长期低位徘徊，甚至在2009年出现负增长，公债比占GDP比重接近100%，失业率一度高达10%。在该背景下，法国中产阶级规模萎缩，金融资本加速集中，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扩大。法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5%最富有的法国人资产占法国所有家庭净资产的1/3；1%最富有的法国人拥有全国16%的财富，并拥有全体法国人31 %的金融资产；2008～2016年，法国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减少440欧元，家庭购买力下降1.2%；1996～2016年，10%最富有人群在20年间月收入增长近1000欧，而10%最穷人口月收入仅增长约100欧。法国蒙田研究所2019年3月发表的一项关于“黄背心”运动（2018年底在法爆发的反改革抗议示威）的研究发现，在1万名受访者中，绝大多数将自身购买力下降列为参加抗议活动的主要动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威廉·德罗兹迪亚克指出，“黄背心”运动在工人阶级聚集的郊区和荒芜的农村地区扎根，尤其体现在“真空对角线”，即从东北部的阿登地区到西南部的比利牛斯山脉。这片广袤地区被称为“法国中部”，人口稀少，公共服务严重不足，这里绝大部分民众自认为被全球化甩下，被新的城市经济模式抛弃，难以维护自身社会文化资本与个人身份。法国“穆斯林问题”的恶化同样根源于此。缺乏劳动技能、教育程度低的穆斯林移民在经济危机中受冲击最大。近年来25岁以下穆斯林青年失业率高达50%。就业难加上子女多，穆斯林很容易陷入代际贫困，愈发沦为社会边缘，进而滋生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和法国一样，欧盟各成员国的中下层民众也是全球化中的利益受损者。在精英和平民阶层日益断裂的背景下，民粹主义政治势力“以人民的名义”强势崛起，高举反全球化、反金融资本、反移民的旗帜，对欧盟治理所倡导的“开放、多元”理念造成持续冲击。其次是一体化的累积效应。欧盟成员国出于历史上欧洲统一的思想而走向联合，但背后更现实的动因则是和平与合作中的“发展红利”和“共同利益”。自舒曼计划启动欧洲一体化至整个冷战期间，可谓欧洲际一体化的利益共享期。最初，欧共体6个创始成员国（法、德、意、荷、比、卢）的共同目标是避免西欧国家沦为美国的附庸，抱团对抗苏联意识形态的威胁和防止德国再军事化，因此各国能够在煤钢、经济、原子能等领域通过让渡主权至超国家机构来换取和平与发展的福利。工业发展的红利所带来的经济增长促使煤钢共同体“外溢”并发展为欧洲共同体，各成员国通过欧共体来实现政策协调，削减经济发展中的贸易壁垒，强化工业发展中的资源共享。冷战时期，欧洲一体化主要集中于经济、贸易等“低政治”领域，且成员国以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西欧发达国家为主，同质性较高，因此一体化发展的复杂程度较低。随着后冷战时代的到来，欧洲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欧盟成立、欧元诞生，一体化逐步扩展至内政、外交、安全防务等更具主权敏感度的“高政治”领域，成员国需要让渡更多主权来换取全面发展的红利。21世纪初期，欧盟实现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扩大，成员国从15国迅速增至25国，在地域上涵盖了南北欧和中东欧国家，实现了“欧洲统一”的梦想。然而，中东欧国家“大批量”入盟，使得欧盟内部的多元性和异质性凸显，潜在冲突也大大增加。对于老成员国而言，欧盟东扩可创造出诸多新的红利，如获取低廉的劳动力，形成新的技术转让市场，保障更多的能源供应，实现东部的地缘战略安全等。但很多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中东欧成员国经济水平较低，欧盟东西经济差距拉大；中东欧国家大量廉价劳动力涌入西欧，引发西欧中下层民众的不满；东西欧之间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差异难以迅速弥合，极易引发社会问题；在应对金融和欧债危机等挑战中，东欧、南欧国家危机防范意识低,应对措施不够健全，导致欧盟虽承担了消防队员的角色，却难以继续深化一体化并开创新的红利期。该背景下，红利分配问题在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不断累积。冷战期间，一体化的参与国家数量少、经济水平相近、社会文化相通，所涉及的领域敏感度低，共同发展的目标高于国家间矛盾，因而容易产生红利，且各成员国能够相对平衡地分配红利。冷战后，随着欧洲一体化史无前例的扩大，原本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外部矛盾逐渐演变为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内部矛盾，而一体化的红利未能在成员国之间均衡分配则导致出现更多的利益分歧，使得欧盟深陷东西南北的“十字裂痕”之中，欧盟治理的困境由此加剧。再次是经济、政治、社会效应的相互转化。如果说内外危机的交错是欧盟治理陷入困境的水平性根源，那么多重危机之下经济、政治和社会三要素的相互刺激与转化则是欧盟治理困境的内部根源。如欧债危机以来，欧盟就经历了危机从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领域不断扩散的过程。2009年12月，世界三大评级机构对希腊实行信用评级下调，标志着欧债危机正式爆发。随后，希腊政府宣布实行新一轮财政紧缩政策以缓解危机，但拿不到失业救济的希腊民众举行多次游行，抗议政府的财政政策，由此债务危机的影响逐渐深化，演变为希腊全面的政治与社会危机。随着债务危机的不断扩散，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政府被迫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应对经济危机，而这导致出现公共福利下降等问题，从而引发失业人群甚至整个社会的不安，游行抗议频发，政府被迫辞职等政治事件，并由此形成恶性循环。虽然欧盟的经济援助使上述各国的经济获得一定程度的稳定，但危机余波依旧影响着欧盟治理与欧元区的稳定。巨额的经济援助使欧盟成员国内部产生嫌隙，成员国对于欧盟和欧元区的疑虑增加；无力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成员国国家信用受到打击，政治信誉的透支对于欧盟的后续发展产生诸多负面影响。又如在难民问题上，信仰伊斯兰教的难民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格格不入，难以融入主流社会，甚至引发恐怖袭击和流血事件。以波兰为代表的部分东欧国家对穆斯林的抵触心态不断上升，欧盟内部在难民问题上分歧持续扩大。究其根源，是成员国经济状况存在巨大差异，能力与意愿之间不匹配引发了社会矛盾的加剧，最终表现在成员国政治上的对立。可以说，经济、政治、社会三方面要素相互转化和影响，是造成欧盟治理困境进一步恶化的根源。03
欧盟治理困境的应对
在错综复杂的困境中，欧盟常常陷入成员国各自为政的分裂局面，疑欧声浪和极端势力的政治影响甚嚣尘上。欧盟采取了多方举措予以应对。 一是大幅缩减“民主赤字”。其一，提高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由于欧盟自身的特殊性，即使欧洲议会经历了数次扩权，但仍因有限的立法权而被认为是“次级选举”。2009年底生效的《里斯本条约》对欧洲议会的权力进行了补充，将欧洲议会的立法权能扩充至40多个领域，欧洲议会从政策咨询与监督性质的部门步入了共同决策领域。同时，公民参与机制崭露头角。在公民中享有较高呼声且获得足够签名支持的提案，将在欧洲议会得到商议，这被称为欧洲议会“新形式的参与民主”。正因上述改革措施的出台，201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投票率升至近51%，是持续下跌的欧洲议会投票率的首次回弹。可以说，民众已开始逐步意识到议会作用的增大，而公民参政程度的提高意味着欧盟的政策将更具民意的代表性。其二，树立欧盟的亲民形象。在政策宣传上，注重帮助民众理解欧盟复杂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欧盟官网的政策宣传和机构介绍均配有简洁的关系图表，以方便民众参考；政策发布信息中多附有政策文件、宣传海报，以及工作人员联系信息等，以供民众阅读和联系；欧盟主要机构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和照片墙（Instagram）等主流社交媒体上均设有官方账号，以欧盟工作语言与公众保持互动。上述措施的执行，使得欧盟树立起更平易近人的形象，吸引民众的关注和参与，从而逐步弥补“民主赤字”，降低合法性质疑。据2019年欧委会发布的“欧洲晴雨表”民调结果显示，欧盟成员国中有超过半数的成员国及民众在过去的一年间对“个人意见得到重视”以及“欧洲议会在欧盟的作用”等问题持乐观态度。这表明，在欧盟努力提高公民参与度和行政透明度后，欧盟的合法性困境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二是力推结构和机制改革。从更深层次来看，债务危机的爆发暴露出欧盟严重的结构性问题，即统一的货币政策难以与各成员国独立的经济政策相适应。作为“里斯本战略”的延续，2010年欧盟提出“欧洲2020战略”，旨在恢复欧洲经济，并通过结构性改革提高欧盟的危机应对能力。其中，“欧洲学期”（European Semester）协助指导欧盟及成员国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政策提出宏观建议。针对欧盟成员国对“欧洲学期”的多种批评，特别是对于其强制性要求的质疑，在实际运作中，欧盟一直在推进其社会化的改革。2014年，容克当选欧委会主席后不久即提出加强“欧洲学期”成员国自主性的措施，主张在给予成员国更多空间的前提下对成员国予以指导。在2020年的相关政策报告中，欧盟成员国表现出对于自主性提高的赞许和认同。在危机防范与应对机制方面，自2018年6月欧元区峰会后，欧盟针对“经济与货币联盟”的深化改革就已提上日程。相关改革主要包含三项措施：其一，强化欧洲稳定机制（ESM）的作用，增强欧元区的韧性、危机预防和解决能力，同时深化该机制与欧委会的合作，加强对成员国经济的宏观监控。其二，减少银行业联盟建设中的不良贷款，提高自有资金和合格债务以降低财政风险。其三，建立欧元区预算工具，在欧洲货币联盟框架内提高成员国的竞争力和结构稳定性。虽然各方对上述危机防范和应对措施仍有不小的争议，但在超国家层面加强控制、保障欧盟货币政策与国家经济政策的一致性的改革思路，仍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三是提高内部共同行动能力。内外多重危机冲击，特别是英国脱欧使欧盟的困境和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放大。以“退群”方式分裂欧盟而非通过改革去解决困难成为一种“选择”，这使得欧盟陷入一盘散沙的危险境地。在此背景下，欧盟各成员国亟需重拾共同行动的信心和动力。作为欧洲一体化的双引擎，法、德两国积极行动，发挥轴心作用，试图重新激发一体化动力机制的团结精神。2019年1月，法德签署《亚琛条约》（简称“条约”），作为《爱丽舍宫条约》的延续和升级，“进一步印证了欧洲两个政治和经济强国的联盟关系”，同时构建了一种“将当前与过去相互联系起来，有利于团结及合作的历史或文化大背景”。条约强调深化法德两国在外交与安全、气候变化、恐怖主义、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成立跨境合作委员会；主张加强两国间的密切磋商，特别是在大型欧盟会议前对共同立场的协调与确定，创立法德联合议会。条约的签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当欧盟深陷英国脱欧僵局和民粹主义风头正盛之时，法德两国高举一体化的旗帜，通过签订具有强制力和约束力的条约，为一体化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条约在法德两国遭到极右翼政党的猛烈批评，如法国国民联盟主席勒庞抨击马克龙“犯下卖国罪”，德国选择党主席高兰也声称“不希望马克龙用德国的钱来给法国翻新”。但毫无疑问，条约的签订为法德合作确保欧盟的共同行动能力注入了一剂强心针。2020年7月21日，在欧盟轮值主席国德国的推动和法国的积极配合之下，各方经过艰苦谈判，欧盟特别峰会最终通过了7500亿欧元的“复苏基金”，用于支持受新冠疫情打击最严重的成员国的经济复苏。正如默克尔所言，“正是这次危机的不同寻常导致德国选择了一条不同寻常之路，其目的在于促成欧洲的团结”。“复苏基金”是欧盟成员国联合发行债券的首创之举和欧盟财政一体化的新模式，推动了欧盟治理的新探索，显示出欧洲一体化的韧性。四是努力对外发出“一个声音”。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发起贸易战，并采取了退出《中导条约》和《巴黎气候协定》等一系列“退群”行为，给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运作带来诸多不确定性，同时也将欧盟推到了全球治理的前线。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局势，欧盟意识到，其治理不仅需要对内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合作、提高共同行动能力，也迫切需要采取更加团结一致的立场对外发声和表态。2018年，欧委会主席容克在欧洲议会发表题为“欧洲主权时刻”的年度盟情咨文。他在咨文中指出，面对当前“更具不确定性”的世界，欧盟需要在深化共同外交和安全领域方面做出更多努力，以追求其“独立和强大”的目标。欧盟长期坚持独立自主的共同外交政策，而当下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对欧盟周边国的影响，拯救多边主义的危机，以及填补跨大西洋联盟中美国的空缺。一方面，面对俄罗斯、土耳其等周边国家对西巴尔干地区加强渗透，欧盟将西巴尔干地区的发展和欧盟扩大也纳入共同外交的范畴。2019年7月,欧盟-西巴尔干波兹南峰会的举行被视为五年期“柏林进程”的延续。德国在2014年首倡“柏林进程”，该倡议在帮助西巴尔干国家和地区发展社会经济、强化互联互通、增进地区合作以及融入欧洲一体化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波兹南峰会更加务实，虽然会议内部分歧不断且最终未能达成协议，但明确表达出欧盟对外统一行动、协助未来入盟国全面转型的意愿。另一方面，欧盟与日本、韩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潜在盟友”加强协调，以拓宽外交网络，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框架内积极开展多边贸易，在气候问题、环境治理、经贸、高新技术领域达成一系列新的合作框架。04
欧盟治理的前景
欧洲一体化经过70年的发展，历经风雨，在危机中曲折前行。可以说，危机成就并锻造了欧盟，而英国脱欧无疑是一体化进程中遭遇的最大挑战。2021年1月1日，英国结束脱欧过渡期正式脱离欧盟，标志着欧盟治理中所面临的一大难题得以解决。然而，历时四年半的英国脱欧大戏又深刻暴露出欧盟内部的种种弊端和缺陷，给欧盟治理留下了一系列问题和挑战。此外，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恐怖主义扩散、难民危机冲击、全球经济低迷等这些“伤口上的盐粒”都在倒逼欧盟进行变革。总体而言，欧盟当前所采取的应对举措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不可否认，欧盟依然要面对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多方压力。欧洲议会投票率的回升似乎是欧盟克服民主赤字的一份“出色答卷”，但同时民粹主义在欧洲议会的影响加大却是不争事实。欧盟机构改革和欧元区逐见成效，但债务危机余波未平而新冠疫情的压力又接踵而来。在危急时刻，法德轴心加速一体化重启的作用明显，但来自欧盟内部的维谢格拉德集团、节俭四国乃至罗马—波兰轴心等团体的反对之声也在升高，加剧了欧盟治理的多元化挑战。多重机制性合作下，欧盟在强化对外能力上初现端倪，但由于安全防务问题牵扯核心主权让渡，成员国之间一直纠纷不断。美国对于欧洲军设想的不满及俄罗斯对于欧盟东扩触及其势力范围的警觉，也可能使欧盟对外发出“一个声音”的梦想难以真正实现。在后脱欧时代，以及在后疫情时代背景下，欧盟仍然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欧盟治理任重而道远。其一，深化政治结构改革，提高欧盟的合法性。欧盟并非一个主权国家，但具有主权国家的诸多特征。面对这特殊性所产生的合法性问题特别是“民主赤字”问题，欧盟正通过扩大欧洲议会的立法权来解决，力争使后者能够更好地代表民众意愿。欧盟机构运行也将更为公开透明，便利民众进一步了解和参与。同时，欧盟亟需对民粹主义的兴起进行深刻反思，传统政党当正视精英政治的弊端并加以补救和完善，以此才能铲除民粹主义的土壤。其二，推进欧元区改革，加强单一货币政策的韧性。从债务危机到新冠疫情危机，无一不对欧盟经济权能治理领域提出深刻挑战，而法德在欧元区改革中一直存有分歧，北欧和东欧国家也有不同的声音和诉求，欧盟内部的“十字裂痕”凸显，外部环境同样危机重重。在此背景下，法德轴心应在更大范围内发挥协调作用，以“复苏基金”的通过为契机来弥合欧盟内部的分裂，并充分利用2022年法国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之机进一步推进欧盟经济治理的改革。其三，调整难民政策，构建完善的融入机制。难民危机是对欧盟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全方位冲击，而《都柏林公约》中所暴露出的共同难民政策的弊端亟待修订。2020年9月，欧委会出台《移民与庇护公约》草案，从注重难民准入转向关注难民融入，这将有助于深度修补难民危机中所暴露出的种种弊病，值得进一步关注。当然，难民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欧盟还需进一步加强与难民来源国的合作，构建新时期的欧盟对非洲及中东的外交政策。其四，推动防务一体化建设，为欧洲战略自主谋求安全保障。在北约职能转变、恐怖主义蔓延和周边局势变化的共同作用下，欧盟通过建立欧洲军以强化在大国竞争中的硬实力。在永久结构性合作机制的框架下，完善防务一体化建设、提升相关机制约束力等改革，成为“多速欧洲”的一部分举措，旨在以缩小成员国军事水平的差距。其五，扩展海外行动能力，积极参与大国竞争。随着美国对外战略转变及其在全球治理中的缺席，欧盟开始积极拓展面向海外的行动，如通过亚欧会议、欧韩会议加强亚欧的联系，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担起全球治理的责任。此外，欧盟加强和改善对华关系也将成为其参与大国角逐和多边外交的重要途径。中欧已互为最大贸易伙伴；《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完成和《中欧地理标识协定》的生效表明，中欧经贸关系在疫情之下逆行升级。更重要的是，在多边外交舞台上，中欧在气候变化、能源转型、技术革新、反恐合作等方面均存在共同利益与合作可能。毫无疑问，当下的欧盟正处于新的十字路口，治理问题不仅将决定欧盟前进的方向，更关系到全球力量格局的平衡以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纵观历史，欧盟正是在不断应对危机中获得团结的力量与新的发展。即使会时有倒退或波折，但欧洲从分散走向统一的大趋势从未停止，一体化进程一直在曲折中涉险前行。GGRC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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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Global Governance Research Center, RUC)成立于2017年3月9日，是北京巨丰金控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马琳女士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由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负责运营管理的教育基金项目。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由原外交部副部长、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何亚非领衔，前中国银行副行长、国际商会执行董事、人大重阳高级研究员张燕玲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旨在构建高层次、高水准的全球治理思想交流平台，并向社会发布高质量的全球治理研究报告，努力践行咨政、启民、伐谋、孕才的智库使命。自2018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连续四年入围由美国宾州大学“智库研究项目”（TTSCP）推出的、国际公认度最高的《全球智库报告》的“亚洲大国智库100强”。扫码关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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