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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肇民: 百年一奇峰,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

郭珊 020艺术观察 2021-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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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肇民(1908—2003),著名美术家、美术教育家,原籍安徽萧县。1929年入杭州艺专,参加进步团体“一八艺社”,上世纪30年代辗转北平、南京进修,抗战初期参加新四军,后在重庆、南京、武汉等地担任教职。1951年起执教于中南文艺学院,1958年该校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1987年被聘为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曾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广东分会顾问,广东水彩画学会顾问。2002年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德艺双馨”艺术家的荣誉称号。


李可染先生与王肇民先生


从上世纪60年代起先后在北京、广州、深圳、巴黎、武汉、台湾、南京等地多次举办个展,代表作包括《荷花玉兰》、《残留的玫瑰》、《荔枝》、《青蕉李子》等。出版有《王肇民素描选集》、《王肇民水彩画选集》、《画语拾零》、诗词选《王肇民诗草》等作品。



“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这是王肇民先生自述的诗句。王肇民,一位德高望重的艺者,一位中国现代水彩画的先驱,一个令画坛后学无比敬仰的名字。李可染称赞他的水彩画是“把中国画的用笔、素描的功底、油画的色彩和诗的境界融合在作品中,形成了他鲜明的艺术风格”。



百年一奇峰,丹青寂寞人


在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出现了一位公认的水彩画大师——王肇民先生。在“真实则美,有力则美”的艺术观指导下,王肇民创造性地把国画的传统笔法、油画的色彩表现力、素描的根基、诗的气韵熔于一炉,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民族风格、时代气息和极高审美价值的水彩作品。其风格素朴而博大,兼有东方的深沉与西方的机敏,被誉为“百年一峰”,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写实主义绘画进入中国后达到成熟的真正标志之一,至今仍堪为中国现代水彩画的一个标杆和一面旗帜。



著名艺术评论家刘骁纯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王肇民)画西画,却得东方魂魄;他下功力,却又不见功力;他刻意地探索,却能妙合自然。”“他实现了法与道、平凡与奇迹、诗境与画意、致广大与尽精微的矛盾统一……王肇民在风景、静物与人物,特别是水彩静物写生方面达到的境界,国内无人可比。”



著名美术理论家迟轲更是盛赞王肇民的作品具有一种“伟大的风格”,“于平淡中蕴瑰奇,朴实中见高华,如狮虎之行于大漠,鹰隼之立于危岩,使人心生向往,脱去俗虑。”



“共言钢铁骨,谁解雪霜心。草木馨香冢,丹青寂寞人。”这是王肇民生前为纪念“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所写下的诗文。而在他去世之后,纪念文章不约而同地为他勾勒出一幅清冷的“寂寞大师”肖像。



有人曾说,王肇民的一生是一场“在沉寂中灿烂”、“以韧性赢得艺术”的远行。他不跟风,不趋时,在艺术探索之路上独自董道直行;他“慎思明辨”,敢于“学人之所不敢学,想人之所不敢想,言人之所不敢言,行人之所不敢行,而又不失其正”;他信奉“尺幅片纸有尊严”,对于创作始终保持纯粹的初心;他自甘淡泊,兢兢业业,对人以宽,对事以真;他学养深厚,在素描、水彩画、画论及古体诗词等领域成就斐然……



偶然画得好靠灵感,一生画得好靠学问


“1908年,我出生在安徽省萧县,那里是一望无际的淮北平原,那个村庄贫穷得从来没有出过一个地主。父亲是县里颇具文名的小学教员……”王肇民很早就表现出绘画的天分,小学二年级时,他看见瞎了眼睛的曾祖母在纺棉花,就用水彩为她画了一幅精彩的肖像。小学毕业时,他获得了“美术成绩特别优异奖”,“这促使我爱上美术。”



1929年从江苏徐州中学毕业后,王肇民以第二名成绩考入杭州艺专。在校期间,他因参加“左联”领导的著名进步美术团体“一八艺社”被学校勒令退学,在校长林风眠的举荐之下,转入北平大学艺术学院西画系继续深造。1933年毕业后,赴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旁听一年,之后又返回北平,任教于“私立北京艺专”。他将这段辗转南北的求学经历,概括为:“在国立杭州艺专,我学习了色彩;在中大艺术系,我学习了素描;在平大艺术学院和在北平工作期间,我学习了民族风格。这三点,恰恰是一个画家必须具备的修养。”



王肇民很早就意识到“修养”的重要性。他曾说:“偶然画得好靠灵感,一生画得好靠学问。”“没有学问就没有看头,画出来的画就没有格调,成不了大器。



他从青年时代起便博览群书,读诗、读史,潜心钻研古今中外诸派画论,力求穷理致知,融汇贯通;同时,又通过“一八艺社”接触到马列主义书籍,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作为世界观和艺术观的支点。这为他日后提出“人当物画,物当人画”,透过所绘对象的表象发掘独特情感和个性,于平凡中见峭拔提供了理论储备,更成为他终生特立独行、葆有“真我”,敢与范缜、顾恺之、苏轼等历代文艺权威公开辩难的底气所在。



大凡真正怀有异才的人都明白,一个人珍惜和善待天分最好的方式就是加倍的努力。王肇民也不例外,他有句名言:“学画的万灵药不是方法,是勤学苦练。”他在学生时代经常“一画一整天”,“早上八九时进教室,下午四五时出教室”,中午也不休息,“一坐就是八小时、十小时”,为此落下了终生不愈的胃病。



在王肇民本人看来,其创作上所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仰仗的是“素描功夫硬挺”。因此,在往后的教学实践中,他格外重视学生的基本功训练。课堂上,他引导学生要“大处着眼,小处着手”,要把画面的整体和局部结合起来灵活处理;在课外,他提醒他们要博采众长,不要专学一门一派,他还耐心地示范怎样花一个晚上乃至一周只“读”一幅画,把构图、色彩、用笔等一项一项拆开来看,慢慢咀嚼。



“作画和作战一样,既要善谋,也要善断”,“绘画如剑客行刺,用笔、用色务求一击而中”……王肇民的这些自出机杼的妙论,至今仍深深印在许多昔日学生的脑海里。



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


一生未涉仕途,不善交际,画的又是“冷门”,这使得王肇民一度在世人心目中留下矫矫不群、不问世事的形象。随着其生平资料的不断发掘、梳理,这一点正逐渐得到重新认识。



事实上,刚到北平不久,在1932年春天,王肇民与杨澹生、沈福文、汪占非等杭州“一八艺社”的成员,发起成立了北京最早的木刻社团“北平木刻研究会”,成为新兴木刻在京畿地区的播火者。不久,他又参与成立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平津木刻研究会”,在北平、天津等地举办木刻作品联展。王肇民的《叫》、《夜》,胡一川的《饥民》、《囚》等一批我国最早出现于展览会上的木刻作品,曾为鲁迅所器重。前苏联大使亦称赞这些作品与捷克木刻有同等水平。



在北平期间,据同住的沈福文回忆,王肇民常趁夜半去西城一带墙壁上,用粉笔书写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俨然是一位忧时愤世的热血青年。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之后,王肇民返回老家萧县参加新四军,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为中小学编绘抗战课本兼绘制插图,揭露日军侵华暴行。而后持续八年的烽火与硝烟,流离之苦、救亡之责,将整个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抛入命运的激流和灵魂的熔炉。



1941年冬天,王肇民的父亲病逝于重庆,其时母亲体衰,妹妹年幼。次年春,他入渝扶柩,原本打算迎接母亲和妹妹同返故里,不料归途却因战火阻断,一家人被迫羁留重庆,长达6年有余。前半生所作素描、油画等作品,几乎全部毁于战火。



其间,他在重庆燕儿洞当小学教员,作画生涯一度搁置。在这段“山中结茅屋”,“他乡久停滞”的日子里,他一直留心时局,写了许多旧体诗词。从作品主题上分,既有抒发身不由己、不能驰骋疆场的苦闷,有如鹰隼“竦身展翅欲凌云,岂奈丝绳羁绊深”;也有寄托对千里之外的江南故地的眷念,如在故友李可染《水村图》上的题诗:“写到堤边杨柳外,应牵旧梦到西湖。”此外,还有一些诗作对抗战期间大后方官场腐败和黑暗现实予以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



抗战胜利喜讯传来之后,王肇民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挥笔写道:“闻道东南破虏兵,长江万里可扬船。老亲爱说还家事,笑眼朦胧仔细听。” 1947年,他终于携家东归,回到南京任职。



据王肇民自述,他写诗所遵循的平仄、四部、格律、法度,均是少时从一个私塾老师的手抄本上自学而来。 他最喜欢唐诗的清新晓畅,从小便养成了一个习惯,随身带着手抄本,“受了感动就写诗”,回到家中再仔细推敲,然后抄正誊清。旅行写生、下厂下乡体验生活时,“每到一处,无不既画且诗”,写了整整五大本。他写诗也和作画一样一丝不苟,有些诗写了几十年了,出版前他还要斟酌一番才会付梓。



对于诗词、画作,王肇民抱定一个原则:“自家作画自家看,生不必闻死不传。”“我的画首先是画给自己看的,我的诗也是写给自己的,我不考虑市场和出版,不投人所好,也不考虑评职称。”他在《答客问歌》一诗中这样写道:“男儿立身先立志,尺幅片纸有尊严。”“他的作品总是在浓郁的色彩、结实的形体、精到的构图之外沉淀着一种摄人心魄的力量,这种超越形式本身的力量源自于他纯粹的精神追求,更是对生命的咏叹!”(诸迪语)


人取我弃,人弃我取


1948年10月,王肇民在40岁生日当天写了一首诗,喟叹:“忧患悲今日,蹉跎老此身。”就在此时,他的人生却在悄然不觉中,出三峡、渡荆门,驶向了新的航程。



1951年,王肇民赴武汉担任中南文艺学院教员,1958年,随校南迁至广州美术学院,任油画系素描教师。当前半生“流水生涯时左右,落花身世各西东”的漂泊告一段落之后,他出人意料地放弃了已有一定造诣的油画,开始转投“偏门”水彩。对此,他的解释是受到了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的启发:人取我弃,人弃我取。’人家都不画,我坚持画,水彩画是用水调和颜料,对融入中国优秀传统的发展空间很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物质生活条件艰难,水彩画材料便宜,这也是促使王肇民专事水彩的因素之一。同时,他不顾年岁渐长体力下降,仍坚持每天进画室画人体,每年都出外写生直至八十八岁有余。



无论笔下的瓜果或脆嫩新鲜,或霉坏干瘪,花卉或亭亭初放,或零落凋残,王肇民均在充分展现生命盛衰的过程中,赋予对象“品格”,通过“迁想妙得”为之注入意味深长的性情与神态。他的水彩静物画运笔苍润并济,构图看似随手拈掇,实则煞费匠心,用色古雅中含筋骨,浓酽处显光泽,充满张力、强度与体量感,有如油画一般浑朴敦厚,静穆大方。其作品呈现出“质朴劲直,傲骨抖擞”的基本风貌,打破了水彩艺术薄涂淡抹、以轻盈灵动见长的一般规范,于方寸“小品”中拓展出一个“峥嵘壮阔,苍韵无伦”的全新境界。



王肇民将多年心得精髓形诸文字,集为《画语拾零》,开篇第一条就明确提出“形是一切”的口号。他认为“没有形就没有神,神不能单独存在”。书中创见犀利,文辞精辟,绝不宥于画史定见,处处闪耀辩证思维之光。



其中有两段文字,堪称是他对数十年艺海生涯的一次总结:“凡作画,少年要粗,青年要细,壮年要粗,老年要细……老年的细,是粗中有细,有粗细兼济之妙。杜甫说:‘老去渐知诗律细’,盖得之矣。”“树非老而枝不奇;人非老而语不妙。盖奇妙乃从岁月中得来,写字作画也是如此,所谓‘人画俱老’。”



著名学者王贵忱曾评价说,王肇民“知前人之所未知,言前人之所未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画论写得最好的三个人之一,可与黄宾虹媲美。



但在当时,“形是一切”等主张却颇受争议。加上王肇民个性耿介不阿,凡有学术上的疑点,必据理力争,甚至“出言不逊”,这也令他颇受冲击。



晚年在谈到这些往事时,他平静地说:“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很多大风大浪,所以对身外之物看得很开,活得坦然,活得自由……”王肇民说,“我不看重的事,都不会对我构成真正的伤害。



自笑当官无媚骨,不衫不履亦悠哉


1979年,法国巴黎一家画廊的负责人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偶然看到王肇民发表的几幅作品,深为叹服,次年几经周折,在巴黎为他举办了个展。王肇民也因此成为“文革”结束后第一位在欧洲举办个人画展的中国内地画家。此后,王肇民又在广州、北京、合肥、台湾等地多次举办个人作品展。



对于荣誉,王肇民一向表现得很淡然。1992年初,在其从艺62周年研讨会上,他简短地讲了几句开场白:“只讲一点,希望对我的画论有意见的,提出来继续讨论一下。对我的经历、生活有什么不了解的,我也可以解释一下。”



在这份笃定的背后,是艺术上的远大抱负和非凡的自信。他曾自诩“中国第一世界水平”,1984年全国美展水彩、水粉部分在广州亮相,王肇民于同一时间里在广州美术学院开个展,水准之高,在行内外引起强烈震动。



王肇民生活简朴,为人热情、宽厚,视教书育人为使命,深受学生爱戴。他数十年如一日地坚持口传手授,边教边画,学生画一张,他就画一张。每天他都提早到达课室,从不迟到、早退。即便对于那些字迹潦草的求教信,他也同样认真回复,绝不马虎了事。



王肇民曾说过:“在画途上成功的人,多属于坚强的人。”他本人就是最好的范本。上世纪80年代,年事已高的他身患脚跟骨刺、白内障等疾病,仍借开会、讲学、参观之机,不放过任何写生机会。1982年,他在镇江被一辆汽车撞倒,腿部受伤,头部撞了一个大口子,当场就晕过去了。


他醒来后,第一句话便安慰肇事司机:“你不要怕,我不会为难你的,我也不会死!”司机十分感动,赶紧送他到医院治疗,又在十多天后特意买了一筐苹果前来探望。重伤初愈的王肇民歪躺在床上,照着苹果一气呵成地画了一幅作品—这幅画就是经常出现在其展讯及画册封面上的《礼品》。



出院时,王肇民头部刚刚拆线,走路依旧一瘸一拐。在半晕眩的状态下,他又在南京、镇江一带顽强地完成了《明故宫遗址》等风景佳作。在他的笔下,无论是水天一色,气势连贯的海门沙角,还是清寒幽静背景中的苍劲老槐,抑或是密林深处的世外人家,画面无不洗净铅华,爽利自然,流露出“天地真空阔,一萍可状吾”的旷达与磊落。



1997年春节,画完最后一张《玫瑰花》之后,即将年满90岁的王肇民终于放下了画笔。2001年11月,他生前最后一次个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幕。一年半之后,2003年4月22日上午,95岁的王肇民在广东省人民医院与世长辞。

“自笑当官无媚骨,不衫不履亦悠哉。春回南岭观梅去,夜入西江泛月来。死莫须留驼马冢,生何尝羡栋梁材。文章千古事谁识,白眼相看未可哀。”



写下这首《自笑》的王肇民对于“寂寞丹青人”,也许自有一番体会,并非纯以“苦涩”、“惆怅”足以道尽。或许他视娑婆人间如“沧浪之水”,置身其间,又超然物外,故而能够自行其是,数十年处于边缘而不为所动,“白眼相看”而不屑于自怜。一如他诗中所言:“任他车马满门庭,声价从来无定评。”“亿万人前谁识我,百千年后几名家?”



高山景行,赫赫具瞻。透过这份融合了时代变迁、艺术演进的“寂寞”,人们读到的是一代巨匠“赤子之心和饱经风霜”高度统一的人生信念,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孤傲的灵魂”(尹吉男语),还有一座供人审视今天的艺术创作、反思艺术家人格与尊严的可资参照的坐标。








图文来源/南方日报记者/郭珊、网络及中国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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