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会客厅丨齐欣：文化遗产传播的个体参与和体系建立

北京印迹 inBeijing 2022-04-01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AC建筑创作 Author 齐欣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其中分布着大量的文化遗产，其中包括6处世界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对北京城市规划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城市规划和社会参与中，不仅要注重文化遗产的保护，更要在传播中调动全社会的参与，建立公众合作平台，使文化遗产得到更合理和充分的发展和利用。

受访人：齐欣，人民日报海外版高级编辑；1985年至今长期从事文物保护、文化遗产及相关领域的报道。研究方向为文化遗产传播与公众参与体系。

注：原文刊登于AC《建筑创作》2018年第2期

西城区编制的《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中引入了“遗产小道”，您如何看待它与城市规划的结合？

齐欣：2017年，西城区开始推出旨在提升街道公共空间品质的《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规划部门创造性地将“遗产小道”方法和路线，引入了《导则》中，这绝对是一次全新的、前沿性的实践。因为规划界和传播界的思路大相径庭，传播者的工作是让受众体验文化遗产价值和遗产地精神，设计“小道”常常想怎么走都成，只要符合“位于遗产区范围、不破坏风貌、步行或者骑行”。但是这条线路在规划师的设计要素中常常是不存在的，比如人的停留点和观看点的设计缺失。

《导则》与“遗产小道”的这个例子，意味着规划部门开始由对政府负责，逐步转向以“人的使用与感受需求”这个更大的范围为规划目标。文化遗产传播也要适应这种结合和转变，更加着眼于强调文化遗产传播的“公共性”，以及在公共文化产品和商业文化产品之间，寻找合适的比例。为什么要这么做？没有公共文化产品作为基础力量，所有简单使用文化遗产价值的商业文创，成功率都不会高。因为它们恰恰没有把受众作为“主语”，而是简单地把“文化遗产”直接做了主题，这样反而就太不公共、太小众了。

文化遗产小道以西城区遗产地价值和遗产地精神为基础，将风貌区中的人、景、业重新串联规划；使用“点、线、面”并行的方法，增加体验的时长和次数，以此充分发挥这一传播平台独有的扩大公共参与、整合文化资源、促进文化遗产增值增名的功能（图片来源：《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

“公共文化产品”怎样产生？会有怎样的意义与影响？

齐欣：2017年，西城区举办了“我的西城宜居创想——北京市西城区街区、胡同公共空间创意设计方案征集”。如果将方案征集本身视为一个公众参与的案例，我们可以同时从传播学、社会学和人类学角度，观察个体、群体和团体彼此如何相互影响。在文化遗产传播实践中，类似于方案征集中的“24×20北京市西城区街区胡同观察计划”是经常发生的案例。我强烈支持并希望这种我们称之为“公共文化产品”的案例能够长期、多点、反复进行观察和记录。

24x20观察计划形成的39份的“观察报告”，不仅有血有肉地描摹了北京市西城区的人间烟火，更给出了有理有据的城市数据分析和判断，成为“公共文化产品”。

第一，目前社会各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参与衍生出的“公共文化产品”价值及其与“商业文化产品”之间的比例关系，这导致了许多的参与更像是一种“表演”，截止到“宣传”的目标就止步不前了。

第二，公众持续的参与一定会让参与者追问一个问题：“我是谁？”这个问题将归结到社会对于公众力量的定位，或者参与者的“获得”与“回报”。目前，公共政策体系非常缺少一个活跃的、有意义的遗产地实践结果，来诠释这种定位或者“回报”——西城区代表的“中轴线西侧”遗产区，非常有研究价值。

北京中轴线西侧西城区历史文化资源分布

（图片来源：《北京西城街区整理城市设计导则》）

文化遗产传播过程中参与者的身份该怎样界定？

齐欣：文物部门将文化遗产语境中的“人”分为三个主要类型：访问者（游客）、居住者（居民）、管理者（管理人员、专业人士）。至少，从中文语境下文化遗产价值传播的实践来看，这种划分方法过于简单或者说“过时”了。这是按生活时段来划分，还是按照交通方式（比如步行或骑行）去划分？现在受众自我身份认同的方法与界限已经被打破重组，同样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段，他的身份可以在访问、居住和管理研究中频繁而自然地转换。

我在西城区出生；大量工作是骑车在大运河沿线勘察；每天从家出门，至少两次穿越大运河边。我介绍自己时，却很少说自己是“原住民”，那么到了外地的河边，我是算“访问者”、“居住者”还是“专业人士”呢？所以，文化遗产传播实践对于我自己来讲，是一种很好的自我认同和辨识的原动力。和大多数文化遗产公益传播者一样，我认为我们还是原来的“我”—— 我终究是个记者。但是，我开始懂得利用信息传播的流程，发挥别人没有的“看信息“的专业技能，去推动文化遗产价值的正向传播。于是，行走、写作、讲授，都是同一个流程上的不同位置。我只是做了传播者应该做的。

2010年罗哲文与齐欣在杭州骑行考察大运河遗产小道

（图片来源：齐欣）

文化遗产传播怎样处理价值和遗产地“原住民”的关系？

齐欣：文化遗产传播首先要认同变化中的价值演化，但这种演化与真实的存在价值和延续价值是有逻辑关系的。在这个基础上，文化遗产传播并不一定只培养本土忆旧的感觉，不一定刻意关注“老”和“旧”，老旧不等同于有价值。我们的调查发现：如果只是忆旧，容易将本地居民和游客区分开，外地人就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从潜在的责任中剥离出来，而无法自发产生共鸣——“这是你们的，和我有什么关系？”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智慧的印证。所以，关注文化遗产价值和遗产地精神的体验与传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中文语境下面临的巨大难题。

大运河遗产小道地图，刊载于2009年第三期《华夏地理》大运河位于中国中东部，地跨8个省级行政区，于2014年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遗产包括各个河段的典型河道段落27段，以及运河水工遗存、运河附属遗存、运河相关遗产共计58 处，河道总长度1011公里。大运河遗产不仅仅关系到某地某市，也是所有流经地乃至全世界的文化遗产。（图片来源：齐欣）

这些年的文化遗产传播的给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带来哪些变化？

齐欣：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全社会参与吗？我更愿意从文化遗产传播的角度来阐释。从人类发展历程来看，自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巴黎公约）”出现算起，文化遗产理念用了将近50年的历程，在全球范围内成为各个国家、民族和普通人群的共识。这个过程分为了宣展、对冲、接受、一致等社会交互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认为文化遗产的发展，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理念的传播。这种传播过程同时也可以看做是由小众的、外部的、精英的理念逐步地全球化，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下沉”。

在中国，从1985年侯仁之、阳含熙、郑孝燮、罗哲文四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出加入“巴黎公约”后，文化遗产理念逐步被各界所接受，至今已成为导引人们认知和行为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不仅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上升，影响力增强，遗产保护的面积范围也大大扩展。在这些扩展的范围里是有人居住生活的，如此一来，文化遗产的有效保护就明显无法由文物部门一个专业部门来承担了。

（从左至右）侯仁之（1911~2013）阳含熙（1918~2010）郑孝燮（1916~2017）罗哲文（1924~2012），1985年四人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联合签名提出《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提案》，建议中国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同年12月，我国成为《公约》缔约国。截止2018年7月，中国世界遗产已达53项。

面对文化遗产保护范围的扩大和传播的“下沉”，需要社会各方做出怎样的转变？

齐欣：2016年，我们在北京市西城区做了《文化遗产视角下的城区：中轴线西侧——北京西城区“四名”体系的功能和演变》课题研究。得出的结论之一是，西城区的大多数街区管理机构处于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远端”和“冲突的尖端”。社会各界价值多元，导致了传播者和受众——同时又是遗产地中的“利益相关者”——形成价值观统一的过程漫长。这就非常需要从法律、法规的高度去看待、肯定和规划这种“多元价值对冲和趋同”。也就是说，社会力量参与，最终而且越快越好地，要形成有效的公共体系。

“四名”的叠加过程与发展阶段的对应（图片来源：《文化遗产传播中的GIS 应用需求—以大运河遗产小道体验线路为例》部分ppt 页面，由齐欣提供）

与此同时，专业保护圈内也需要出现更多人，承担“传播”的功能，而且还要更进一步由专业知识宣传者，变为社会影响力的供给者。从梁思成先生开始，前辈们的专业认同感和社会使命感都很强。我亲身经历了与罗哲文、郑孝燮等老先生一起工作的时光。你会发现在他们人生生涯后期，几乎都不再做本专业的具体项目了，更多是以“游说”活跃在文物保护的第一线。老一辈的人可能不懂传播专业，可是他们懂得怎样将人的力量聚在一起；文化遗产传播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样的“游说者”。当代为什么没有出现更多的“侯仁之”、“罗哲文”？我认为是缺乏有眼光又兼具勇气的行业专家，去聚集、融合社会力量。

但是，必须看到，当初老一辈人达到这种“聚集”并非靠“公共体系”，而是依靠自己多年上通下达的位置。当文化遗产由一个点扩大为“区”和“城”这些更大范围的概念时，就不能仅仅依靠个体，更要加强群体和团体的介入。当一件事由松散的热情变为持续的责任时，也必须要依靠公众体系的制度力量。

动态的“四名”公共政策体系发展（图片来源：《文化遗产传播中的GIS 应用需求—以大运河遗产小道体验线路为例》部分ppt 页面，由齐欣提供）

文化遗产理念带来的影响是多元而具体的，产生的回报和模式也是巨大而不可逆的。现在需要的是有一点长远的眼光，再加上一点点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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