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 | 一别西风又一年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年第6期 编后记

本期含“中山大学学术名家访谈”“词学研究”“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亚欧文化研究”四个专题专栏，刊文凡18篇。

1950年，陈寅恪在中山大学开设《唐代乐府》课程，主要讲授韦庄的《秦妇吟》。《秦妇吟》是敦煌藏经洞发现的经典旧篇，引起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的关注，亦是勘察晚唐史事的重要材料。我今年九月下旬曾踏访敦煌，看着如今空空如也的藏经洞百感丛生，那里不仅催生了一门世界性的学问，也留存了中国盛世的文化光阴，令时光“倒流”有了可能。陈寅恪诗史互证的学术理路，也注定了他对此诗的关注有非同寻常者，故以一篇失传已久的旧诗来探讨唐朝灭亡的部分原因，当时选课的只有胡守为教授一人，不过当时史学专业的学生总共也就三人。陈寅恪听说胡守为来了，开口竟然是“胡先生你来了”，即便是盛夏，也穿着夏布长袍。一个人的课堂，也照样一丝不苟，“课比天大”，陈寅恪正是这一观念的践行者。师道尊严也体现在这些细节上。好依傍名家，恐也是当代陋习之一，胡守为教授蜚声学林，但他寂然隐居康乐园，很少以陈寅恪学生、助手自居，此非不尊师，乃是尊师之无我之境也。

▲ 胡守为教授

传统中国的皇权话语无处不在，即使文学话语权力也不例外。明代前期，“文柄”高悬在朱元璋及馆阁翰苑手中，而正德朝之后，文柄便开始旁落，文学话语权力出现分化，文坛格局便也因之发生变化，文学重心从中央庙堂而散落至省郡藩府，文学的流派便因此而成。以有明一代为参照，作为介于文学与政制之边界地带的文柄，其所带来的文学的地域分布、创作风尚、精神意趣的差异，实际也构成了文学发展的新风貌和新趋势。饶龙隼此文，有眼界，有判断，有魄力，值得一看。

从本期开始，本刊设立“词学研究”专栏。这一期刊发了郭文仪和杨柏岭二文，大致体现了晚清民国时期创作风气和创作观念的若干新特点。今年是庚子年，疫情肆虐全球，而前溯两个甲子的庚子年，同样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这一年（1900），八国联军强势入京，逼走两宫。而滞留在京城的王鹏运、朱祖谋、刘福姚等人，面对艰难困窘之境，既无力直面强敌，唯有中夜彷徨，用手中的笔记录时代风云，表达家国之思，在感伤中不失铿锵之音，足可见出这一时期士大夫在矛盾中徘徊，在徘徊中点亮时代之光的信念。《庚子秋词》《春蛰吟》两种唱和词集便是他们家国书写的集中体现。

王国维词学从现象上来说，确实折中于中西之间，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新概念容易引发更多的西学联想，但接续传统应该是王国维更自觉的追求，此只要读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便可明白看出。他斟酌于传统诗学之中自加裁断的思路昭昭在焉，一直到第31则方揭出境界之说，然亦散漫其中，一时无复归旨。在甄综手稿、择录若干刊发《国粹学报》时，才有体系性的思考。其提出的诸多概念和审美倾向多兼含中西诗学资源，故从中西两途确实可以大致臻至其词学核心。但需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王国维是在沉潜中国古典两年之后，才接触西方学术，则其最初一念之本心乃是不言而喻的。

▲ 王国维《人间词话》部分手稿图

作为中国文化“造极”标志的北宋，一直是中国文化的璀璨“地标”，而东京（开封）则是这一文化的主要承载之地。作为一朝之首善之地，城市中心的政治枢纽功能，此不待详言而可知也。但京城空间从来就涵括了中心和近郊两个部分，北宋东京的近郊最初承载的是郊祭、田猎、阅武、籍田等礼仪功能。到了北宋中后期，这些作为政治形式的功能逐渐被废弃，而农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则构成了近郊新的特色，这与东京后期的消费增长也许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梁建国一文重点探讨了这一转变。

康德哲学深邃而复杂，而且前后之间，既有承接，也有转折，但探究人性则是其一生哲学的重要旨归。他兼顾政治共同体与伦理共同体，既尊重个体人性，更注重始终在整体视角下来思考人性的问题。刘凤娟一文从康德哲学的发展角度，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人性问题。

经济的全球化带来了文化的全球化，而学术的国际化则是题中应有之义。亚欧大陆相连，学术文化的关联度显然更高。职是之故，我们从本期开始设立“亚欧文化研究”专栏。本期除了栏目主持人郭丽娜一文之外，刊发了布里吉特·尼古拉、佛朗索瓦·穆罗、包世谭三位法国学者的文章。布里吉特·尼古拉的文章勾勒了18世纪由安菲特利特号商船带来“中国器物热”和“中国风”的消长之迹。穆罗在旅游文学的研究方面久享盛名，在他的系列研究中，他固然不回避欧洲国家当年对外殖民的政治企图，但同时也以一个欧洲人的视角，将其作为一种游历世界、开拓视野的过程。异邦异眼，关注更多的是本国立场，其观念之是非自然可以进一步讨论。但他的这篇文章无关乎政治，主要探讨的是旅游过程中形成的诗歌、小说等文字以及图像和音像等，他统一将这些都纳入到旅游文学研究的范围。从文学视角研究这一段历史，展现了一种新的维度。

▲ “安菲特利特”号首航中国航线（粗红线）图

维克多·谢阁兰不仅提出过“多样美学”的理论，也有诗集《古今碑录》传世，将“碑”这一中国文体植入其诗歌创作中，用汉语碑文来点题，反宾为主，而法语诗歌则形同注解。如此双语同步协调的写作，实际上形成了相互注释的文本形态，呈现出异样的创作风采，可视为谢阁兰“多样美学”理论的创作诠释。像《古今碑录》这样的现代诗集名，在中国大概是不可想象的，可能更多地被视为对传统碑文的辑录与考释，但在谢阁兰那里却是如此自然成章、贴切自如，中西文化即便在诗集的命名上也呈现如此大的差异性。借镜异邦的部分意义也在于此了。包世谭此文用力甚深，将追寻谢阁兰美学思想的源头、还原《古今碑录》的创作过程、厘析诗集结构与形式结合起来，深度探究其背景、内容和形式，体现了作者过人的识力。

▲ 《古今碑录》书影

岭南因地域特征而带来了与中原以及北方文化的差异性存在，这种差异性存在在晚清以前大体是以弱势的形式体现出来的。但从晚清以来，岭南得风气之先，传统的差异性却呈现出相反的倾向，即便不是强势北上，形成辐射的力量，至少也形成了与北方文化互补的局面。岭南早期社会学的研究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从民国开始直至新中国成立之初，岭南社会学的发展及时吸纳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社区研究作了重要的拓展，在一定程度启迪了后来社会学的发展路径。黄晓星对此做了有益的探讨。

数字金融的作用和意义，看似一个与很多人淡然相关的经济问题，其实其作用关乎民生大事，尤其对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属于成长期的小微企业的融资，更能产生关键性的作用。如此说来，梁琦之文关注的似乎是理论上的小问题，实际上引发的却是社会上的大问题。

此期编竟，2020年便走过去了。以往我们总抱怨时光匆匆，脚步总也赶不上工作的节奏；而这一年，因为疫情的肆虐而让我们备感漫长、无力，甚至偶尔也掺杂了慌张。当人与人之间需要用“隔离”与“防范”才能产生身体安全的时候，我们会惊异地发现：原来我们以为处理人与自然、人之自身情感与理智的关系十分艰难。而现在蓦然回首，方才觉得这些关系其实是容易掌控的，真正的困难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精神意义上而言，都是如此。

祝福2021年的每一天都气化谐和，祝愿我们能自如地重回那个自信而从容的时代。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执行编辑：赵洪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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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