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澍德 黄峪 | 里昂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

里昂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

文/蓝澍德，黄　峪黄　峪（左）：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副教授蓝澍德（右）：国际翻译学院欧洲研究中心成员图片中“里昂中法大学中国名人铜像”雕像，为2014年11月中国广州市政府送给法国里昂的礼物。

摘　要：里昂中法大学（1921—1946）是近代中国在海外设立的唯一一所高等教育机构，也是当时由政学两界人士携手促成的中法文教合作独特范例。在与里昂中法大学的合作互动中，中山大学（包括其前身广东大学）和北京大学一道，扮演了重要角色：孙中山大力支持推动从广东输送赴法国留学人才，并从法国庚子赔款筹措经费用以建立国立广东大学；国立广东大学是中法大学筹备委员会成员；赴里昂中法大学留学生中，粤籍学生人数超过总人数三分之一，其中部分校友回到中山大学工作并成为教学科研及行政的骨干人才。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深厚的历史渊源，为研究20世纪中法文教交流之发端，提供了新颖的视角和生动的案例。

关键词：里昂中法大学；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孙中山；新教育

里昂中法大学（L’Insitut Franco Chinois de Lyon）于1921年创办，1946年结束招生，共有473名中国学生通过选拔，在此进修并考入法国各高校深造，其中有131人获得法国博士学位，60人获得工程师资格。多名校友学成回国后，成为我国现代自然科学、人文艺术领域以及高等教育的奠基人与开创者¹ 。2014年3月26日，习近平主席访法首站选在里昂，参观中法大学旧址，会见校友代表，并为里昂—中国关系促进中心、里昂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揭幕² 。

▲ 习近平主席为里昂中法大学历史博物馆揭幕，图片来自新华网

国内外已有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和阐释里昂中法大学创办的时代背景，将里昂中法大学创办置于近代以来中法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之下，梳理中法合作办学及对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贡献³ 。也有学者立足于北京中法大学（1920—1950），梳理北京中法大学历史文献，讨论里昂中法大学与勤工俭学运动、北京中法大学（北京、西山、温泉三分区）的关系，分析其对深化中法文化交流和民间高等教育合作的意义⁴ 。国外也有学者分析讨论勤工俭学生前往里昂中法大学抗议的“里大运动”前因后果⁵ ；里昂中法大学学生互动中所构建的中国人集体身份⁶ 、里昂中法大学的女性学生⁷ 等议题。

▲ 《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0—1950）》书影

▲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法国巴黎友丰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0-1950）》法文版，图片来自中国世界史研究网

应当注意的是，在中法大学办学过程中，除了里昂、北京两地之外，位于广州的国立广东大学也承担着重要与关键职责，值得深入探讨。举三篇相关历史文献为证。其一，在《北京中法大学章程》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中明列：“北京中法大学为中法大学三组（北京、广东、海外）之一，北京中法大学又自划为北京、西山、温泉三分区。”⁸ 其二，1925年成立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负责管理法国庚子退款的使用，法方委员1人，中方委员7人，分别来自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国立北京大学、国立东南大学、国立广东大学、中法大学。委员会后数次改组，但国立广东大学始终是该委员会中方成员之一⁹ 。其三，1928年4月以中法大学协会会长雷宾（Lépine）为签名人刊发的《里昂中法大学管理学生章程》中，明确了广州中山大学学生与北京中法大学学生具有同等待遇。此章程附注中明列：“本章程系中法大学协会干事部会同北京中法大学广东国立中山大学两代表所订定，经以上两校及法国外交部批准，即日施行。”¹⁰

一、新教育思潮中欧汇流：国内创校、海外办学

中法大学之肇始，与清末民初的“新教育中国化运动”密不可分。民国时期的“新教育”有几个涵义：受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影响的教育；受近代欧美教育影响的教育；与旧教育相对的教育。所谓“中国化”则指的是要让新教育适合国情和有自己的特色¹¹ 。据古楳所编《现代中国及其教育》，“新教育”有三个方面的特点：于宗旨方面，新教育不在于培养文官阶级，而在于养成现代国民，为国家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于制度方面，新教育的核心是建立学校教育，由国家负责制定系统完备的教育管理体系；于课程方面，传统的文官教育变为分阶段和分科目的生活教育。古楳指出，“新教育”作为一种极具时代性的思潮，同时也具备深厚的历史性和内涵的多元性¹² 。

1912年，民国政府在北京召开教育部临时会议，讨论公布将高等教育分为大学及专门学校两级¹³ 。自此，现代大学的概念为国人所认同，即大学的宗旨在于教授学生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以应对国家需要。大学预科修业年限三年，本科修业年限三年或四年。此后，政府酝酿于全国设立四所大学的计划，一所在北京，一所在南京，一所在武昌，一所在广州。后因大学师资和经费短缺问题，均未能实现。1915年，教育部又修订了学制规定，改大学本科为四年制，大学预科为两年制，并开设大学院，作为师生共事学术研究的机构¹⁴ 。之后，为了适应新教育精神以及国情发展的需要，又对大学学制做了重要变更。表现为：1.改学年制为学分制，升学毕业，不强制规定年限，而是根据学生修习学分数是否充足而定；2.改学级制为选科制，除绝对必修之基本科外，不强排学级课程；3.取消预科制¹⁵ ，1919年广东军政府计划筹建西南大学，却因陈炯明兵变，大学虽“粗有端倪”，却也“中辍未果”。到了1921年，南京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堪称成为“除北京外巍然奠一国立大学之基础”。也就是说，在中法大学创办之时，中国只有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两所国立综合性大学¹⁶ 。

新教育实践的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海外留学。清末兴起的海外游学，主要由政府官费公派组织，学生多为亲贵子弟，游学归国后能受社会普遍器重，而美国、日本是留学生的主要目的地¹⁷ 。民国初年兴起的旅欧教育运动改变了这个趋势，大大开拓了海外留学渠道。1912年，在吴稚晖、汪精卫、李石曾、张静江、马景融、华林等一批从欧洲留学归国的有识之士大力倡导筹办下，留法俭学会、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等民间志愿团体相继成立¹⁸ 。同年，吴稚晖、李石曾等发起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得到时任教育总长蔡元培的大力支持，北京政府特批校舍。随后，四川、上海也相继成立俭学会组织。留法俭学会的宗旨“以纳最俭之费用，求达留学之目的”。1913年，受二次革命影响，预备学校校舍被北京政府收回。1915年，蔡元培、李石曾等以“勤以工作，俭以求学”为宗旨，成立勤工俭学会。自此，“内地苦无相当求学之地者，咸典装鬻产，自备斧资赴法”¹⁹ 。到了1917年，共和恢复，马景融等在北京重组留法俭学会预备学校。

▲ 留法俭学会第三班学生赴法留影纪念，站立者前排右三为李石曾

在“欲输世界文明于国内，必以留学泰西为要图”²⁰ 的思潮熏染之下，1912至1913年间，国人大兴勤学之风，普及留学，以推动改良家庭、进化女学。1914年，李石曾等在劳工群体中挑选愿学求学之人，引导工人利用工资和工闲时间进修技能。适逢一战爆发，法国国内急需人力充给，随即开始向中国招收华工。至欧战结束伊始，法国国内的劳工需求巨大。李石曾抓住机会，在创办勤工俭学会之后，与法国友人成立华法教育会，谋求学生出国与做工的渠道。由于中国劳工勤勉且劳资偏低，普遍受到法国工厂企业的青睐，需求巨大。在此形势之下，李石曾等一面在国内开办留法预备学校，一面大力营造勤工俭学社会舆论。此举也得到上至总统下至学者的鼓励，国内声誉极高，随即形成了一种运动。到1920年，赴法勤工俭学人数已逾千人，其中大部分到法国后都进了工厂做工。至1921年，在法留学生人数已达一千七百多人，华法教育会无资金维系，海外勤工俭学生的生活维持费出现断供，遂发生多次冲突。情势之严峻迫使蔡元培赴法视察实情后，发布通告，取消华法教育会对勤工俭学生的一切资助²¹ 。这一举措引发了留法勤工俭学生组织的多次运动，包括巴黎勤工俭学生示威请愿活动，赵世炎、蔡和森、周恩来等领导的留法学生全体大会等。作为旅欧教育运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勤工俭学运动未能取得预期的成效。该运动的倡议人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等从此实践中认识到培养高水平知识精英的重要性，着手开办里昂中法大学²² 。

▲ 1922年6月，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建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图片来自澎湃新闻网

1919年秋，吴稚晖于国内发表《海外中国大学末议》一文，旨在讨论创设中国大学于海外的理由。在他看来，当时中国的社会，不具备开设现代化大学的土壤，在国内办设大学只能是仓促之举。吴稚晖对当时中国学生海外留学的利弊有一定的清醒认识和反思，指出：“留学局面，无论如何选择，十人中必有二三荒唐鬼。”基于自身留学海外的经验，他将目光投向了法国巴黎，要在那里办一所中国的大学：“以巴黎建中国大学，优胜于仅仅派遣留学。”²³ 又说：“建设中国大学于巴黎，其主旨固为学生改良授课时之环境，为教团完美其组织，然后迁回中国作一较良之大学。”²⁴ 对于巴黎中国大学，吴稚晖已有较为清晰的思路：其一，办学宗旨在于孵化中国现代化高校。吴还计划几年后把大学移到广州，这批优秀留学生可担任较好的师资：“所以先立中国大学于巴黎者，亦即欲以试验及格之校风归迁于广州也。”²⁵ 其二，办学模式近似于预备学校，招收英语专业或者法文专业高等学生，或者预科班成绩合格的学生，再通过一年的法语专门训练，可使学生拥有学习专业知识的语言水平。其三，师资来源从法、比两国的留学生中聘请。其四，人才培养目的是为中国大学培养教授人才²⁶ 。

1920年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广东大学以及法国里昂大学代表合作筹备成立中法大学。同年，北京中法大学在西山碧云寺法文预备学校的基础上扩充为文、理两科，率先成立，首任校长为蔡元培²⁷ 。1921年5月，中法代表与法国里昂大学代表签订创办海外部的协议，在里昂政府以及里昂大学校方的合力支持下，里昂中法大学落户在里昂圣伊雷内堡旧兵营改建的校舍中。1921年8月，海外部招收的第一批留学生赴法，10月正式开学上课²⁸ 。

▲ 里昂中法大学正门，图片来自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馆藏部里昂中法大学资料室

综上，新教育中国化运动探索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如何使已经“建立”起来的外国化的新教育能够适应中国国情；二是在前者基础上根据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创造出适合自己的新教育。面向国内，是针对初、中、高等教育体制设计和架构组织的一系列改革；面向海外，则是由不断扩大的社会阶层人们融汇而成的游学浪潮。这两条支流，分途并进，分别体现为旅欧教育运动以及民初时期高校建设，而通过中法大学协会创办的里昂中法大学则是这两条支流在海外的汇流点。在北京、广东政教各界努力之下，里昂中法大学成立，为现代中国培养了优秀的留学人才，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回国效力，加入中山大学等高校担任教职，作育英才，实现了旅欧教育运动的重要目标。

▲ 1937年10月10日，里昂中法大学的中国学生和旅法华人在中法大学礼堂前合影，图片来自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馆藏部里昂中法大学资料室

二、孙中山大力支持：以里昂中法大学作为广东大学海外部

里昂中法大学创办过程中，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这批创办者均具有旅欧、留法背景、深受孙中山影响，为同盟会志同道合之士，期间也得到孙中山精神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据陈三井研究，孙中山对旅欧教育运动的支持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对创设西南大学的支持；2.对在法国建立海外大学之支持；3.明定里昂中法大学为广东大学海外部²⁹ 。

从1919年吴稚晖呼吁建立海外中国大学，到1921年10月里昂中法大学正式上课，筹建过程只用了三年不到，其间经费短缺是最大的困难。从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经费来源看，广东军政府的支持力度最大，承担了办学总经费的一半（30万元），另外30万由李石曾等人“于各处募集足之”³⁰ 。里昂中法大学招生之际，曾印发《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的经过、性质、状况》之宣传册。该册文字出自吴稚晖手笔³¹ 。根据此册记录，1920年，李石曾、吴稚晖辗转于广州、上海、漳州等地开展募资工作，分别获得不同政界商界人士如广东政府领导人陈炯明（陈竞存）、南洋巨商陈嘉庚、民国外交总长陆征祥（陆子欣）等人允捐。募资过程中，北京大学否决了李石曾关于在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设立北京大学海外部的请求，仅同意作为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之赞助者。1921年，由于开办西南大学用的关余经费被北京政府不当处置，里昂中法大学常年费随之无着。然而，陈炯明依然支持西南大学海外部建设，将里昂中法大学开办费转交蔡元培，并用现有年款资助一百名广东籍学生到里昂中法大学，为日后广州大学储备人才。陈炯明将曾允捐西南大学的五万元送给蔡元培，并赞同吴稚晖的提议，从广东省海关收入中拨年款八万元给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选取粤籍学生百人入学，以为将来广州大学培养教员。宣传册叙写道：“李（石曾）吴（稚晖）二君……去时孙中山唐少川二君赞助海外部并为作书致军政府……遂于三月二十六日政务会议将西南大学及海外部大纲全部通过。”又道：“吴（稚晖）君于（民国）十年三月至广州……进请陈（炯明）君谓倘得年款八万元，可选粤籍学生百人入海外部。预为将来广州大学养成教材。此粤生百人的一局，即作为在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内设一广东大学海外部。”³²

里昂中法大学建立过程三年期间（1919—1921），正是中国政局南北对峙之际。1921年，广东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总统，组建广东政府。国内各省倡议议定省宪、宣布自治。各省军政府间频繁发生武装割据。政局的动荡加大了军费开支，教育经费时常短缺。北京各校职工因薪资微薄而罢课，1921年甚至出现北京教育部因欠薪导致职员辞职的现象。《中国新教育概况》一书有叹：“吾国施行新教育，先办大学，基础不立，成效难期。”³³

原定广东大学的成立时间要早于1924年，且里昂中法大学“原定为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但因各种原因，广东大学到1924年方得成立，里昂中法大学学生主动请求按照原定计划归为广东大学海外部，里昂中法大学经费“列入职校预算，嗣后由校接济”³⁴ 。

孙中山对里昂中法大学的经济和精神支持，可由两份历史文献佐证。第一份文献为《与唐绍仪联名致政务会议请拨款补助拟在法国建立之中国大学函》。该信函由孙中山与唐绍仪联名撰写，对于李石曾、蔡元培等赴法斡旋庚款退还、兴办教育的努力给予高度肯定，极力赞同在海外创办中国大学，以振兴现代国民教育。孙中山在文中特别指出：

自民国肇始以来，政本未安，奸宄履作，民生疾苦，日益加甚；一线之望，惟在民心之未死，民智之渐开。而盈虚消长，实系于教育，教育之道，条例万端，以目前学校之未备，人才之难遇，国外大学之建议，实所以补其缺乏，应其需要，此为国家根本大计，诚不宜忽。³⁵

由上可见，新办教育，培养具有国民身份认同的现代公民，振兴中华，是孙中山的政治理想。现代高等教育必须的两个基本条件，即人才储备和安定的社会环境，当时的中国都不具备。作为补充措施，唯有先将中国大学的理想移植海外。与此同时，孙中山也没有放弃在国内建立大学的努力。1924年2月4日，孙中山颁布两道大元帅令，“着将国立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改为国立广东大学”，“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着手筹办国立广东大学³⁶ 。1926年时的国立中山大学下设文科、理科、法科、农科、医科，“并设法国里昂大学海外部，遣派留法学生”³⁷ 。

▲ 1912年3月25日，内阁总理唐绍仪抵南京与孙中山在总统府前合影

第二份历史文献为孙中山在广东政府临时大总统任上签署的《饬知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该文件为1925年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的行政令，将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并由常会决议：拨付9 500银元左右，给广东大学邹鲁校长用于置办留学的经费。9 500银元拨款中，4 000银元给里昂中法大学学生，用于支持留学生学费。里昂中法大学在该行政令中为“里昂中法大学广东大学海外部”³⁸ 。对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广东政府的关系问题，曾仲鸣在其《中国与法国》一书中亦有相关叙述，从另一个侧面描述了前文提到的吴稚晖向广东政府交涉获得八万元办学经费之事：

时南方正有创设西南大学之事，李吴两君乃建议以所欲设于里昂之中法大学，算作西南大学海外部。就所领开办费，拨一部分，寄至里昂，以为修葺校舍之用。工程之督察，器具之购置，均由褚（民谊）君任之……不幸粤中因政变，西南大学不果成立。迨桂系失败后，吴君与粤政府交涉，每年给款八万元，由政府考派免费生百名，入该校，称广东大学海外部。时广东大学尚未创办，故中法大学之粤生部经费事务，均由省长公署直接管辖。³⁹

邹鲁就任国立广东大学期间，为曾仲鸣所编述之《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一书作序时，对里昂中法大学的创办背景、国立广东大学与里昂中法大学的关系以及海外部之于广东大学成为中国最高学府的意义等问题，有着清晰的论述：

▲ 孙中山《饬知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

▲ 曾仲鸣

民国十年广东拟办大学，因预培教材，始有广东大学里昂海外部之设。中间变政，大学未能竟成。海外部已无所附，经费亦时虞不继。十三年春，大元帅合并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政大学、广东农业专门三校，为国立广东大学。广东大学里昂海外部学生乃本设立之旨，请求照案属之本校。本校并请于政府，指定九拱加二厘费等之一部，为里昂海外部专款。原有之学生六十名额得以维持学业。本校即特定专章，其六十名额有学成回国者，即照额由本校毕业生或教职员……本校为中国最高学府，实欲集各国各校之长而萃之一校。国立广东大学里昂海外部特本成案而维持继续之耳。此后，益当本此旨多设各国各校之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务期融冶各国学术之长于本校。⁴⁰

此外，邹鲁在其《回顾录》中也有关于里昂中法大学和广东大学关系之叙述：

我为奖励学生及预备养成教材起见，多派优秀而研究有成绩的学生出洋，前在广东大学时，我就将以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政府不能接济经费的时候，全部由校接济，特设一海外部属校主持，以后陆续有毕业，人数日少，我就决定额为六十名，不足时，随时由校派学生补足。⁴¹

在《国父全集》第七卷中，收入两篇重要历史文献。其一为《核覆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呈请明令将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及确定管理权责令》⁴² ，其二为《饬知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可见，孙中山领导的国民政府回应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请求，从法令层面将中法大学的名称由“里昂中法大学广东大学海外部”改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进一步明确了里昂中法大学的归属问题。国民政府拨款给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列入广东大学校内预算，且只能用于中法大学，“不得拨作别用”。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拨款构成与各项拨款金额不得改变。如果今后财政增加拨款，也不能动原定的拨款数额和各款项金额，只能额外增拨。广东大学负责里昂中法大学的经费管理以及校务人员的管理，广东大学有权选派学生留学法国进入中法大学⁴³ 。中法大学的创办超越了民间发起的勤工俭学运动的范畴，与民国初年国家层面的高等教育改良实践发生联系，是一次促动政学协同、中西汇融的创举。

▲ 曾仲鸣编著《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书影

三、作育英才，桃李岭南：任职中山大学的中法大学杰出校友

自1921年开始，广东政府资助粤籍学生赴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并依此在里昂中法大学内增设广东大学海外部。同时，中法大学中的广东学生经费事务由省长公署负责。1926年，中法大学首任中方校长褚民谊被任命为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署理广东大学校长兼筹备中山大学事宜⁴⁴ 。根据1928年4月制定的《里昂中法大学管理学生章程》，北京中法大学能选送免费学生去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并接受食宿供给，学生由北京中法大学委员会按规定选送（第一项）。第四项明列，此项选送条例，也适用于广州中山大学学生，受北京中法大学相似之委员会监督。在此章程附注中，更明列：“本章程系中法大学协会干事部会同北京中法大学广东国立中山大学两代表所订定，经以上两校及法国外交部批准，即日施行。”该章程签署人为中法大学协会会长雷宾（Lépine）。1930年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一览》也对本校派出在法国里昂就读的学生进行了介绍：

综计中山大学，自委员会改组始，至一八年底止，三年之中……在大学语科，有学生二千余人，附中学生五百余人，小学九百余人……法国里昂，有由本校派出留学生三十余人。⁴⁵

▲ 李尘生（Danielle Li）副教授

根据里昂中法学院院长毕内教授与里昂第三大学中文系李尘生副教授所编写，在里昂出版的《里昂中法学院今与昔》统计，1921年入学的首届学生有127名，其中女学生13名，另外还有15名在法招考的学生，其中有一半来自广东⁴⁶ 。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馆藏部收集整理的《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录（按入学日期排列）》显示，在赴里昂中法大学学习的473名学员中，粤籍学生共165人，比例达到34.88%，其中有37位粤籍学生拿到法国博士学位⁴⁷ 。165名粤籍学生概况如下表所列：

里昂中法大学粤籍学生情况概览

说明：此表格中，编号按照此批粤籍学生在里昂中法大学注册学生总名单（共473人）上出现的先后次序重新编排，显示粤籍学生共165人。

如表所示，通过广东省政府与广东大学选送赴里昂中法大学就读的粤籍学子占里昂中法大学总学员超过三分之一，获得博士学位的37名粤籍校友中，有多位回到中山大学工作，实现了广东大学海外部培养教育人才的目标。这批例子零星见于《国立中山大学日报》，但较少在中大校史研究领域得到系统探讨，也未有作为里昂中法大学校友群体得到足够重视⁴⁸ 。根据陈三井研究，1921年里昂海外大学原定招生160名，分北京、上海、广州三处招考，京沪两地均未招足额，但广州考生“过于名额数倍，故一次招足”⁴⁹ 。由于本文篇幅所限，以下仅简述1921年首批入学的袁振英、袁擢英、张云、崔载阳、林宝权、刘俊贤、郑彦棻；后期入学的林克明、岑麒祥；另加吴尚时、李慰慈夫妇，夏敬农、杨润馀夫妇以及姚碧澄、黄绮文夫妇共14人作为例证。

在首批入学的粤籍学生中，袁振英（1894—1979）是上海、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之一，也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创建人之一。他1915—1918年就读于北京大学英语系，1918年7月毕业返回广东，进入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后赴菲律宾组织华侨工党，后来又在粤港两地报社任职，并曾受陈独秀邀请到《新青年》编辑部，参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工作⁵⁰ 。1920年，袁振英回粤担任省立一中校长，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1921年，法国里昂中法大学成立，袁振英辞职，1921年7月1日到广州市教育路广东省教育会报名入里昂大学博士院。袁振英1918年在北大毕业后，便有留学打算，当时蔡元培校长建议他先去法国勤工俭学，再代他安排官费生，但袁担心一战后法国失业率高，找不到工作，不敢冒险，才等到1921年。1921年9月，袁振英到达里昂后，收到陈延年、乔年两兄弟自巴黎的来信，邀请他参加和周恩来等组织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但因为两地阻隔，学业繁忙，而袁振英希望“持着一个学者的态度来研究，只作友谊的帮忙”，所以没有加入⁵¹ 。袁振英用了三年多时间撰写博士论文。1924年国立广东大学成立，校长邹鲁写了两封信让他回来。袁起初并未同意，最终仍在同年8月，与中法大学同学、女友黄式坤一起回到广东，进入广东大学任教⁵² 。在回忆录中，袁振英也提到广东政府向褚民谊及曾仲鸣提供十万元作为里昂中法大学校舍修缮费及“每年又拿八万元粤币来作经常费”⁵³ 。值得一提的是，袁振英与其弟袁擢英同时入读里昂中法大学，均获得博士学位。袁擢英在1926—1938年受聘于中山大学文学院，担任教授⁵⁴ 。

▲ 袁振英教授

张云（1896—1958），男，广东开平人，1913—1917年就读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1917—1919年担任菲律宾华侨商业学校校长，1919年返粤，于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20年考取公费留法，1921年10月4日进入里昂中法大学就读，1926年6月回国⁵⁵ 。张云曾多次担任中山大学重要职责，并且得到校方认可⁵⁶ 。1927年，中山大学将“数学系”改名为“数学天文系”，时任数学天文系教授的张云在大学本部东北隅的校山上修筑天文台⁵⁷ 。张云本提议建立国立广州天文台，但由于政局变动，只能改变计划，在校内建筑较小规模天文台，过程艰难，使得张云感叹不已⁵⁸ 。这座落成于1929年6月29日的天文台，比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还要早5年，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现代天文台⁵⁹ 。在中山大学于韶关坪石办学期间，时任教务长的张云接任许崇清担任代理校长，并创办了全校性学术刊物《中山学报》，创刊号于1941年11月出版。在其亲自撰写的《发刊词》中，张云写道：“传播文化，探讨学术，是大学的重大使命。”并且指出：“中山大学是华南的最高学府，它有宏大的规模和光荣的历史，而国父生前讲述三民主义就在本校，尤其值得纪念。”⁶⁰ 2011年，张云被列入首批22名《世纪广东学人》名录⁶¹ 。

▲ 张云教授

崔载阳（1902—1991），男，广东增城人，宋朝宰相崔与之的后人，1918年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考取公费留学法国，进入里昂中法大学文学院学习，以《比较涂尔干与杜威之教育哲学》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接受时任中山大学校长戴季陶邀请，回国任教⁶² 。崔载阳是国立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核心人物，他以研究所为平台，借鉴国外的学术研究成果，同时结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社会实际，不仅构建了“民族中心教育”的思想理论，而且通过开办乡村教育实验区将其理论付诸实践，堪称近代中国倡导“民族中心教育”思想最为得力者。

林宝权（1903—1985），女，广东新会人，1917年考入广东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预科，1919年考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1年通过里昂中法大学入学考试被录取，后就读于巴黎国立女中，主修法语，于1922年4月以《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女性教育》为论文题目，获得巴黎大学博士学位。1927年，林宝权受聘于上海暨南大学，讲授教育学、心理学课程。1932年，应广东省教育厅厅长谢瀛洲之邀，担任广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长，大大改善该校教学质量。1940年，林宝权被聘为中山大学师范学院教授，1943年，由广东省政府委任担任省立执信女子中学校长⁶³ 。

▲ 林宝权博士论文《中国的女子教育》

刘俊贤（1899—1971），男，广东新会人。自幼喜爱数学，先后就读广州中学、省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1年赴里昂中法大学攻读法语，后转入里昂大学攻读数学，取得理科硕士学位和数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山大学、昆明中法大学执教，任数学天文系、力学系主任⁶⁴ 。此后代表中国第一次应邀参加国际数学家大会，担任中山大学理学院院长⁶⁵ 。

林克明（1900—1999），男，广东东莞人。1918年入读广东高等师范学院英语系，1922年6月就读里昂中法大学，1926年在里昂大学建筑工程学院毕业。先后任职于汕头市政府工务科、广州市工务局设计科，期间负责设计广东省立图书馆（今中山图书馆）。1930年任中山纪念堂建设工程顾问，主持该项工程的审核和现场监理。1932年，创办华南地区高等院校第一个建筑系——广东省立勷勤大学工学院建筑工程系，任系主任。次年，开办林克明建筑设计事务所，设计中山大学农学院等7所教学楼及广州多所学校。1946年起任中山大学工学院建筑系教授⁶⁶ 。

▲ 林克明教授

岑麒祥（1903—1989），男，广西合浦县廉州镇人。1922年毕业于廉州中学，1923年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7年毕业后担任广州知用中学语文教师，升入中山大学大学部三年级，1928年就读里昂中法大学，先在格勒布尔市某大学攻读法语，然后回到里昂大学学习，获得“英国与文学”和“实际研究”高等研究证书。1931年转入巴黎大学，师从法国数位著名教授学习语言学，1933年获得法国国家文科硕士学位和语言学高等研究文凭。1934年春回到广州，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讲授语言学、语音学和方言调查，同时兼任文科研究所指导教授和《语文文学专刊》主编。1935年任文学院教授，1945年在中山大学创设中国第一个语言学系，任系主任。1948年兼任文学院代理院长、院长，1949年任中山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兼语言学系主任。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兼管教务处工作⁶⁷ 。

▲ 岑麒祥教授

郑彦棻（1903—1990），男，广东顺德人，1924年毕业于国立广东高等师范学校，1926年赴法国就读于里昂中法大学，后于国立巴黎大学法学院获统计师学位，入国际联盟秘书厅任职七年，1936年应聘回国立中山大学任法学院教授兼院长⁶⁸ 。

▲ 郑彦棻教授

吴尚时（1904—1947），男，广东开平人，1924年考入广东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1928年毕业于中山大学英语系。次年考选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地理学，1934年考取法国国家硕士学位。1935年回国，在中山大学地理系任教，并于1940—1945年任系主任，讲授地形学、水文学、小区域地理、读图学诸课，皆当时国内所鲜见。1945年离开中大，受聘于岭南大学历史系⁶⁹ 。吴尚时是少有的典型综合地理学学家，其许多研究成果经受了科学发展和时间的严格考验而历久弥新。如提出中国山系“一带三弧”格局、“丹霞南雄层”同时异相说、论证珠江三角洲之存在等⁷⁰ 。吴妻李慰慈（1907—2001），广东新会人，生于越南西贡，自小学习法语，1925年回国，就读于北平中法大学服尔德（即“伏尔泰”）学院。1929年毕业后，被选送到里昂中法大学深造。1934年回国， 在广州市市立美术学校任教授，1938年在中山大学（云南时期）担任法语教授，并兼任北平中法大学（驻滇）法语教授。1950年受聘为中山大学文学院外文系法语教授，1953年调任北京大学协助重建西方语言文学系，1957年调返中山大学担任法语教研室主任，1970年调至广州外语学院担任法语教授⁷¹ 。

▲ 吴尚时教授与李慰慈教授在广州市郊考察

夏敬农（1899—1966，湖北鄂州人）与杨润馀（1898—1990，湖南长沙人）夫妇二人均为1921年入学的首批里昂中法大学学生，又于1928年同船回国。夏敬农在里昂大学攻读物理学，在巴黎大学做过短暂研究，回国后曾在安徽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杨润馀攻读法国文学，后转第戎大学学习并获硕士学位，回国后接替叶圣陶担任《妇女杂志》主编（1928—1931），为该杂志首位女主编，并发表多部译作与短篇小说。曾担任武汉大学法语语言文学教授（1946—1949），后担任中山大学法语系教授。1970年调入广东外语学院担任法语教授⁷² 。

▲ 杨润馀教授译著《莫里哀》书影

姚碧澄（1904—1966），广东平远人，曾就读于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后编入国立广东大学就读，留校任教后考取官费，1926年赴里昂中法大学学习，后考入里昂大学医学院，学习八年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担任国立中山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院长，后曾任教于云南大学医学院，1946年回到中山大学医学院兼任寄生虫学教授，并自行开设碧澄医院行医。1958年创办广州医学院。姚夫人黄绮文（1904—1969），广东番禺人，在广东高级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取官费留法机会，1934年从里昂大学理学院毕业，获得理学文凭，回国后在国立中山大学理学院教生物学，后任教于云南大学，1946年回到中山大学医学院教授生物学，并协助培训越南来华学习医学的留学生⁷³ 。

▲ 姚碧澄教授

上例可证：其一，通过广东省政府和广东大学输送到里昂中法大学的学生占该校学生三分之一，素质优秀；其二，返校工作的粤籍校友对中大各学科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结　语

本文从新教育运动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出发，探讨里昂中法大学创建过程中，创始者与孙中山、广东政府以及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里昂中法大学标志着现代中国新教育两条实践分支——海外留学和国内办学的汇流。在创办里昂中法大学过程中，中外合作，募资办学，设立广东大学海外部的举措，是中国的知识和政治精英立足当时国情，为实现中国大学与世界大学并轨发展而创造性地探索出的一条新路。里昂中法大学标志着新教育中国化运动过程取得重要成就，为中国培养了一批高等教育和研究人才，使中国的科学与教育较早地融入到现代学科系统。学员回国后，多人成为我国科教文卫事业的领军人或奠基人，多位校友更成为中山大学教学科研的骨干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里昂中法大学实现了近代以来新教育实践的理想，是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篇章不可或缺的一页。里昂中法大学与中山大学的历史渊源，值得后辈学人重视和深思。

注释

1. 许睢宁、张文大、端木美:《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0—1950)》,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2. 端木美:《重返里昂中法大学》,《光明日报》2014年8月9日。3. 葛夫平:《关于里昂中法大学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胡晓:《中法大学与中法文化交流》,西南交通大学2003年硕士论文;李雪燕:《华法教育会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04年硕士论文;刘希伟:《里昂中法大学究竟为谁而设》,《煤炭高等教育》2006年第5期;王红:《里昂中法大学:中西文化教育交流的特殊见证》,《教育研究与实验》2015年第1期;杨忠儒:《民国赴法留学变迁研究》,河北师范大学2012年硕士论文;张士伟:《近代中法高等教育交流史研究》,河北大学2010年博士论文。4. 许睢宁、张文大、端木美：《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0—1950）》，北京：华文出版社，2015年。5. Gregory LEE,La ‘Marche sur Lyon’ ou le conte des deux forts, Transtext(e)s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No.9,2014。6. Florent VILLARD, Devenir moderne, rester Chinois : Pratiques discursives autour de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1921⁃1946) , Transtext(e)s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 , No. 9, 2014。7. Jacqueline ESTRAN, Su Xuelin et la première vague d’étudiantes à l’IFCL : Cartographie d’un désir d’ailleurs, Transtext(e)sTranscultures 跨文本跨文化,No.9, 2014。8. 许睢宁、张文大、端木美:《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1—1950)》,第2—3页。9. 葛夫平:《法国退还庚款与兴学——中法教育基金委员会研究》,《近代史研究》 2011年第2期。10. 中法大学协会:《里昂中法大学管理学生章程》,1928年4月。11. 吴冬梅等:《何谓“新教育中国化”》,《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年第2期。12. 古楳:《现代中国及其教育》下册,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 305—339页。13. 郭秉文:《中国之高等教育》,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03、103—104、104—106页。14. 郭秉文:《中国之高等教育》,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03、103—104、104—106页。15. 郭秉文:《中国之高等教育》,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103、103—104、104—106页。16. 段怀清:《法兰西之梦:中法大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台北:秀威出版社,2015年,第37页。17. 舒新城在其《近代中国留学史》一书中谈及中国海外游学的发端问题时认为,中国海外留学的历史应始于同治七年(1868),李鸿章和曾国藩依容闳举议上奏官费选派聪颖幼童赴美游学。此书第五章介绍中国学生留美起源,第六章介绍留日盛况,第七章介绍庚子赔款与留美,第八章介绍勤工俭学与留法。详情见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第28—99页。18. 陈三井:《民初旅欧教育运动史料选编》,台北:秀威出版社,2014年,第16页。19. 郭秉文:《中国之高等教育》,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第115页。20. 舒新城:《近代中国留学史》,第87页。21. 鲜于浩:《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118页。22. 里昂中法大学从国内招收经过考试录取的学生来法学习,而未能招收在法勤工俭学生。被激怒的勤工俭学生在1921年9月发动了“争回‘里大’运动”,导致包括蔡和森、陈毅等人在内的百余名学生被法国军警强行遣送回国。部分被遣送的学生由在1920年创建的北平中法大学中得到收容。参见[法]王枫初(Nora Wang)著,安延等译:《移民与政治: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生(1919—192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79—194页。23. 吴稚晖:《海外大学末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27,22,28,18—34页。24. 吴稚晖:《海外大学末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27,22,28,18—34页。25. 吴稚晖:《海外大学末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27,22,28,18—34页。26. 吴稚晖:《海外大学末议》,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第27,22,28,18—34页。27. 许睢宁、张文大、端木美：《历史上的中法大学（1920—1950）》，第40—42页。28. 吴稚晖著，王海燕选编：《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的经过、性质、状况》，《北京档案史料》2016年第3期。29. 陈三井：《孙中山与近代法国》，《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2期。30. 孙中山、唐绍仪：《与唐绍仪联名致政务会议请拨款补助拟在法国建立之中国大学函》，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五卷，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年，第187页。31. 吴稚晖著，王海燕选编：《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的经过、性质、状况》，《北京档案史料》2016年第3期。32. 吴稚晖著,王海燕选编:《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的经过、性质、状况》,《北京档案史料》2016年第3期。33. 郭秉文:《中国之高等教育》,舒新城编:《中国新教育概况》,第110页。34. 曾仲鸣编:《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广东大学海外部旧刊,1925年,第12—13页。35. 孙中山、唐绍仪:《与唐绍仪联名致政务会议请拨款补助拟在法国建立之中国大学函》,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五卷,第185—187页。36. 黄义祥:《孙中山与中山大学》,吴承学主编:《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3—20页。37. 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5页。38. 曾仲鸣:《中国与法国》,上海:未央书店,1930年,第145，137—138页。39. 曾仲鸣：《中国与法国》，上海：未央书店，1930年，第145，137—138页。40. 邹鲁：“序”，曾仲鸣编：《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法国里昂中法大学》。41. 邹鲁：《回顾录》，上海：独立出版社，1946年，第394页。42. 孙中山：《核覆国立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呈请明令将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广东大学海外部之一及确定管理权责令》，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七卷，第493页。43. 孙中山：《饬知里昂中法大学海外部定为国立广东大学海外部令》，国父全集编辑委员会编：《国父全集》第七卷，第493—494页。44. 褚幼义:《大同博爱,重在实行——褚民谊毕生之座右铭》,朱新天主编:《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纪念我们的父辈与里昂中法大学》,比亚利兹:法国东方艺术博物馆,2019年,第99—101页。45. 《国立中山大学一览》,广州:中山大学,1930年2月,第8页。46. Annick Pinet与Danielle Li编著:《里昂中法学院今与昔 L’Institut Franco⁃Chinois de Lyon》 (中法双语版),Lyon:Tixier et Fils à Lyon,2001年。作为里昂中法学院院长,毕内(Pinet)教授曾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里昂中法大学旧址时参与主要接待解说工作。47. 里昂中法大学完整学生名单来自里昂市立图书馆中文馆藏部:‘Liste des étudiants inscrits à l’IFCL。48. 近年来,里昂中法大学校友朱锡侯之女朱新天博士联系校友后人,以里昂中法大学校友群体为对象开展了初步研究。详情可见朱新天主编的中法英三语文集:《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纪念我们的父辈与里昂中法大学Pour que l’Histoire ne les oublie jamais⁃May History remember them forever》。49. 陈三井:《旅欧教育运动,民初融合世界学术的理想》,台北:秀威出版社,2014年,第112页。50. 李继锋、郭彬:《袁振英——陈独秀的得意弟子》,《炎黄春秋》2008年第3期。51.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清算我四十年来的自由思想》,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397—417页。52. 白雁:《袁振英:一位中共早期组织成员的曲折人生》,《炎黄春秋》2017年第6期。53. 袁振英:《发掘我的无治主义的共产主义的思想底根源——清算我四十年来的自由思想》,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袁振英研究史料》，第408页。关于广东官费生的特殊地位,袁振英还特别写道:“我们广东一般学生本来是官费的,但吴贼稚晖就把我们的钱来送给那些无政府党的贵族及江苏同乡和亲戚朋友。”(第409页)54. 吴定宇等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84、67页。55. 《科学家传记大辞典》编辑部:《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第二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94—298页。56. 李延保:“序一”,吴定宇主编:《中山大学校史(1924—2004)》,第4页。57. 张云:《国立中山大学天文台成立始末记》,吴承学主编:《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第503—510页。58. 陈晓平:《当天文遇上政治——张云和中山大学天文台》,《信息时报》2008年8月17日。59. 黄义祥:《中山大学在坪石》,吴承学主编:《中山大学与现代中国学术》,第160—164页。60. 《移一时之风气,示来者以规则》,《南方日报》2011年7月8日。61. 根据1935年10月8日出版的《国立中山大学日报》(第3—4版)“校闻”报道,崔载阳由校长聘定,在中山大学教育研究所教育学部担任教授。关于崔载阳事迹,可参考毛松年:《教育哲学宗师崔载阳先生生平》,《广东文献》第21卷第1期,1991年3月,第17—18页。62. 许刘英:《崔载阳与“民族中心教育”的理论及实践——基于学术史的视角》,《现代大学教育》2011年第5期,第63—68页。63. 此段信息来自博雅人物网:“新会人物“林宝权”,http://ren.bytravel.cn/history/6/linbaoquan.html。64. 《校闻:本校今日派刘俊贤教授播音演讲》,《国立中山大学日报》1937年5月9日。65. 陈树坚:《怀念恩师刘俊贤教授》,《中山大学校报》第325期,2014年11月6日。66. 中共广州市委党史文献研究室,“广州人物”,dfz.gz.gov.cn/gzsdfz/gzrw_ddmr_kjzj/201903/860211a72930495e9ece6b9abffccc01.shtml。67. 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http://chinese.sysu.edu.cn/article/465。68. 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下,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351页。69. 司徒尚纪:《吴尚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1、21—22、139—148页。70. 陈吉余、吴超羽、司徒尚纪:《吴尚时对中国近代地理学的贡献与学术思想探讨》,《地理学报》2017年第7期。71. 吴超羽:《吴尚时和李慰慈:历史的瞬间与永远的记忆》,朱新天主编:《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纪念我们的父辈与里昂中法大学》,第250—252页。72. 夏氏夫妇子女:《夏敬农——博学的物理学家;杨润馀——第一位文学杂志女主编》,朱新天主编:《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纪念我们的父辈与里昂中法大学》,第261—262页。73. 姚霖:《姚碧澄——将现代医学科学引进中国,胸怀祖国医学事业的学者》,朱新天主编:《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纪念我们的父辈与里昂中法大学》,第281—282页。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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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审：宋宇

审核：詹拔群、周吉梅

审核发布：彭玉平、李青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