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今 | 关于“仙人王子今”——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

关于“仙人王子今”

—— 海外汉学论著的“古文词”汉译文/王子今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王子今教授

摘　要：“译”是自上古时代以来就受到重视的文化事业。“译人”承担着文化交流中介的重任。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翻译人才应“长于汉文”，“长于古文词”。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因为学术著作的读者，自有文化修养，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以秦汉文献为讨论对象，可以看到外文论著有所引用，而汉译有未能令读者满意的不足。

关键词：译；秦汉；原文；洪武；巫鸿；王子今；王子晋

自上古时代以来，“译”就是表现出重要作用的文化事业。《史记》卷60《三王世家》已经有政治成功则“远方殊俗，重译而朝，泽及方外”这种充满文化自信的话¹ 。汉武帝时代，司马相如文字已经有“康居西域，重译请朝，稽首来享”的宣传² 。《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也说：“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¹ 张骞西行，乌孙国曾经“发导译送骞还”³ 。“导译”，应是向导和译人。汉王朝专有“译官令丞”和“九译令”设置⁴ 。在上古丝绸之路上，“译”即承担着文化交流之必要中介的文化重任。据《汉书》卷96《西域传》，鄯善、且末、精绝、扜弥、于阗、皮山、莎车、疏勒、姑墨、温宿、龟兹、乌垒、尉犁、危须、焉耆、卑陆、卑陆后、郁立师、单桓、蒲类后、劫、山、车师前、车师后等丝绸之路上的西域诸国都有“译长”，即负责翻译的专职官员⁵ 。《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又可见“译人传辞”的说法⁶ 。

而文字翻译，对于文化的沟通尤为重要。马建忠很早就在《拟设繙译书院议》中提出，“造就译才”应选择“长于汉文”者。“拟请长于古文词者”，“专为润色已译之书”。工具书编写，要求“必取雅驯不戾于今而有征于古者，一一编录，即可为同文字典底本”⁷ 。严复提出译作的要求：“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又说：“用汉以前字法、句法，则为达易。”⁸ 陈乐民著文《难哉译事》，指出如果“译者国学修养有所欠缺”，将很可能影响译作的学术质量。他说，遇此情形，“当然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⁹ 。我们以为“译”之不易，是长久的文化难题。社会期待的好的翻译家，尤应重视对中国古代文献的熟习。由于学术著作的读者，本来有一定的历史文化修养，而非“市井乡僻之不学”。正如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所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¹⁰ 。

▲翻译家、教育家严复（1854—1921）

近二十年前，笔者曾经写过一篇《崔家的豆瓣酱——略说中国古代文献的回译》，后来改题《崔家的豆瓣酱——漫说译之不易》，于《中华读书报》刊出时，编辑改定为《“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所谓“豆瓣酱”，是对许倬云《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汉译提了一点意见。据许倬云说，2004年美国亚洲研究学会给予他终身贡献奖，就是因为他“对汉代农业的研究有革命性的贡献”¹¹ 。《汉代农业》汉译本可见关于崔寔事迹的文字：“《后汉书》有关崔寔生平的叙述里，也清楚地提到崔家制作和出售酒、醋和豆瓣酱等以增加家里的收入。”¹² 其实，《后汉书》卷52《崔寔传》只看到“资产竭尽，因穷困，以酤酿贩鬻为业”¹³ ，没有出现“酱”字，当然更没有什么“豆瓣酱”了。而汉代制酱，未必用豆类。关于“洗澡狂”，涉及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著《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汉译的问题。古籍常见“上浣”“中浣”“下浣”或“上漧”“中漧”“下漧”，译为“‘起先的洗浴日’、‘中间的洗浴日’、‘最后的洗浴日’”。译注态度谦虚：“此句中文出处不详，权且直译出来，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而《宋史》卷328《蒲宗孟传》的记载：“常日盥洁，有小洗面、大洗面、小濯足、大濯足、小大澡浴之别。每用婢子数人，一浴至汤五斛。”¹⁴ “蒲宗孟”译为“蒲承蒙（音译）”¹⁵ 。

▲《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书影

这样本应找到“中文出处”，如陈乐民所说，“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然而可能因交稿匆忙出现遗憾的情形，还可以看到一些。

作者署名为“〔美〕张春树”的《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一文，是不多见的介绍西方学者秦汉史研究论著的学术综述。其中，在“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览”部分介绍的论著分为7类，即：1.秦汉帝国的起源；2.政治和法律秩序；3.社会和经济状况；4.思想和宗教；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6.疆土的拓展与帝国的扩张；7.秦汉史籍的翻译。而“5.考古、艺术和区域文明”一类中介绍了3种书。第3种即：“洪武（音）：《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斯坦福，1989年。”文末附有这样的说明：“李俊清、解亚红节译自《中国史学》（日本中国史学会编）第4卷。”¹⁶ 其中“洪武（音）”显然是著名汉代美术考古学者巫鸿。巫鸿是有很大影响的学者。《武梁祠：早期中国石刻画像的艺术观》汉译本作《武梁祠：早期中国画像艺术的思想性》，获1989年全美亚洲学年会最佳著作奖（李文森奖）早在张春树文发表8年之前，作者姓名误作“洪武”，是不应该的。

▲巫鸿

顺便说说巫鸿著作汉译中的类似问题。一天，友人电话告知，巫鸿的《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中出现了贱名“王子今”。译文可见在讨论“唐代墓葬艺术中的道教图像”“强调‘升仙’的观念”时有如下表述：“这个形象与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的传说密切相关。据说王子乔是周代的王子，他放弃了世俗荣耀而追求宗教的超脱。根据刘向在公元前1世纪撰写的王子乔的传记，他早在青年时期已是吹箫的好手，他的箫声引来凤凰，随着音乐翩翩起舞。他以后去嵩山随一隐士修道，在修行了三十年后终于通知他的家人到洛阳的缑氏山与他相会。当家人抵达后，他们看见子乔驾白鹤于山顶之上。伸臂与家人诀别后，他驾鹤而去，消失在天际之中。”注释说明了原文出处：“刘向：《列仙传校笺》，王叔岷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页65—68。”¹⁷ “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的说法令人惊异。据王叔岷校笺《列仙传校笺》，《列仙传》卷上“王子乔”条：“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凰鸣。游伊、洛之间，道士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三十余年后，求之于山上，见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于缑氏山巅。’至时，果乘白鹤驻山头。望之不得到，举手谢时人，数日而去。亦立祠于缑氏山下，及嵩山首焉。”¹⁸ 对照《列仙传》原文，可以知道译文的质量。“吹笙”译作“吹箫”是错误的。而“伸臂”其实不如原文“举手”。如果认真查证原文，译文自然可以准确完好。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书影

关于《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汉译本“仙人王子乔（或作王子今）”，友人说道：“好像没有见过这种材料，是不是作者误读了诗词比如‘吹笙王子今何在’或者‘洞中王子今何在’？”元诗确有“仙游王子今千载”句¹⁹ 。更早《法苑珠林》亦可见“王子今在何处”“王子今至何所”²⁰ 。仔细思索，“王子今”应当是“王子晋”误译。《列仙传》“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句，译者可能有所忽视。《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幸嵩山，过王子晋庙。”《旧唐书》卷23《礼仪志三》：“王子晋为升仙太子，别为立庙。”《旧唐书》卷78《张昌宗传》：“时谀佞者奏云，昌宗是王子晋后身。”《旧唐书》卷183《外戚传·武三思》：“又赠昌宗诗，盛称昌宗才貌是王子晋后身，仍令朝士递相属和。”²¹ 《新唐书》卷104《张昌宗传》：“时无检轻薄者又谄言昌宗乃王子晋后身，后使被羽裳、吹箫、乘寓鹤，裴回庭中，如仙去状，词臣争为赋诗以媚后。”《新唐书》卷206《武三思传》：“薛、二张方烝蛊，三思痛屈节，为怀义御马，倡言昌宗为王子晋后身，引公卿歌咏淫污，靦然如人而不耻也。”²² 可知唐代王子晋“升仙”传说已经相当普及。

《新唐书》

《旧唐书》

据朋友告知，巫鸿英文原文把“王子晋”写作“Wang Zijin”，似理解“王”是姓，“Zijin”是名，似乎忽略了“王子乔者，周灵王太子晋也”“王子乔是周代的王子”的说法。译文所见“他们看见子乔驾白鹤于山顶之上”，也以为“子乔”是名字，同样是基于这样的错误。通常以为“周王”家族“以王子为氏”，邓名世《古今姓氏书辩证》就是这样说的²³ 。

《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中，广州南越王赵昧墓，译文均写作“赵沫”¹⁷ 。可能是误译。河北平山中山王陵墓主，译文均写作“中山王喾”¹⁷ 。“喾”或许是作者自己的释读，然而发掘报告是写作“墓”的²⁴ 。

有的具有经典意义的名著，汉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写道，秦始皇实现统一，“他夸耀自己消灭了战争”，原注：“参见Tschepe p.259（据碑文所记）。”“他夸耀自己消灭了战争”，应即琅玡刻石所谓“天下和平”，“黔首安宁，不用兵革”。之罘刻石所谓“阐并天下，甾害绝息，永偃戎兵”²⁵ 。而译文所言“碑文”，其实如果说刻石文字更为准确。《儒教与道教》还说到秦始皇推行币制统一：“理性主义的帝国统一者秦始皇下令以铜和金来铸‘圆的’硬币（镒与钱Y und Tsien），其他的交换或支付手段一律禁止。”译文不很顺畅，而“‘圆的’硬币”或许应译作“圜钱”²⁶ 。

▲秦半两（秦统一后发行的货币）

还有一例，虽然并非秦汉史料，但是疏误离奇，有必要指出。在“第一章，城市、诸侯与神明”题下“货币制度”一节，引用了“根据史书（马端临）所载，早期中国的一份国家岁入清单”，其中“997年”的数据，“谷物31 707石；铜钱4 656贯（每贯为1 000钱）；绸1 625匹；绢273匹；丝线1 410两；纱罗5 170两；茶490斤；干草（新鲜的和晒干的）30 000围；薪280束；炭（“泥炭”）530秤；铁300斤”，“另有箭杆、鹅翎、杂翎、及蔬菜等”。公元997年为宋太宗至道三年。马端临《文献通考》卷4《田赋四》记载的数据为：“至道末，岁收谷三千一百七十万七千余石，钱四百六十五万六千余贯，绢一百六十二万五千余匹，絁紬二十七万三千余匹，布二十八万二千余匹，丝线一百四十一万余两，绵五百一十七万余两，茶四十九万余斤，刍茭三千余万围，蒿二百六十八万余围，薪二十八万余束，炭五十三万余秤，鹅翎、杂翎六十二万余茎，箭簳八十九万余只，黄铁三十万余斤。”²⁷ 汉译本除“布”“蒿”及“鹅翎、杂翎”“箭簳”²⁸ 外，所有数据均较《文献通考》记载大为缩减，相差竟至1千倍。实在难以设想，北宋王朝全国年收入田赋怎么可能出现“茶490斤”“铁300斤”这样微量的额度？除了数字的错误而外，将“绢”译作“绸”，“絁紬”译作“绢”，“绵”译作“纱罗”，均不知是何根据。而“刍茭”译为“干草（新鲜的和晒干的）”，竟然出现“新鲜的”“干草”。面对这样的错误，可知陈乐民“最好还是查出原文来”的建议是何等重要。

在有关“非人格化的神”的讨论中，马克斯·韦伯举出史例：“公元312年，秦王以作证人与复仇者的姿态，对那据说违犯礼法与盟约的楚王发出诅咒，在铭文中秦王召唤的是一、天，二、在上面的统治者（亦即一人格性的天神），三、河伯（盟约被认为是在他那儿订立的）。”译文所见“公元312年”应为“公元前312年”之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硬伤。由于所引述秦石刻文字《诅楚文》的《大沈厥湫文》，所告之神为朝那湫的“大神厥湫”，所谓“河神”不确，应该称“水神”²⁹ 。此外，在有关统一的官僚体制之恢复一节写道：“‘皇帝位尊于古’，意思是说不得以古制今，古代的权势者亦不得支配君主。”原注：“始皇帝的这句名言记载于司马迁的《秦始皇本纪》。”然而《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没有“这句名言”，类似的表述见于王绾、冯劫、李斯等议帝号时所言：“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关于商鞅变法，洪天富译本可见如下记述：“其宰相，士人卫鞅（后来也叫商鞅）曾教他‘最高的智慧’，即教他‘如何主宰封臣’之术。”《史记》卷68《商君列传》记载，秦孝公决意改革，“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左庶长”并非“宰相”。所谓“最高的智慧”，应当即商鞅向秦献公宣传的“帝王之道”。体会“‘如何主宰封臣’之术”的原意，或许可以参考商鞅所谓“有独知之虑者，必见敖于民”³⁰ 。另一处译文写道：“反对在秦国打算实行的官僚化”的“王侯的氏族”指出：“先辈以教化治民，而不是行政的改革”，“对此，那位士人新宰相站在完全反对儒家的立场上表示自己的意见：‘普通人按照传统生活，才智较高的人创造了传统，礼仪在非常的事端上并不能给我们指示，百姓的福祉才是最高的法则。’”辩论双方的言论可以通过《史记》卷68《商君列传》的记载予以说明。改革反对者说：“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而卫鞅主张：“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³¹ 关于汉武帝时代对诸侯国管理控制的强化，《儒教与道教》汉译本可见“皇帝派总督到封国的宫廷进行监督”的说法，这里“总督”称谓，如果查看一下汉武帝时代的历史记录，应当知道译为“相”是适宜的³² 。

▲秦《诅楚文》拓片

▲《史记·秦始皇本纪》

美国学者尤金·N·安德森的《中国食物》使用中国考古资料往往借助《中国建设》《中国画报》中的资料，不免令人失望；“安志敏（音译）”这样的著作者标示方式也不妥。汉译本的疏误还有不少。如《氾胜之书》多误作《汜胜之书》，我们看到这样的介绍：“他们也使用谷物，将之烤熟或在其他情况下煮过后弄干，用做速食干粮；这种速食干粮与肉片干（dried meat）是标准的军饷。”如果“速食干粮”译作“糒”，“肉片干”译作“脯”，则要好得多。译文可见“一位权贵饲养兔子，并处死了偷猎者”，所说故事见于《后汉书》卷34《梁冀传》：“起菟苑于河南城西，经亘数十里……调发生菟，刻其毛以为识，人有犯者，罪至刑死。尝有西域贾胡，不知禁忌，误杀一兔，转相告言，坐死者十余人。”³³ 所谓“坐死者十余人”或应包括连坐一类情形，不大可能都是“误杀一兔”的“偷猎者”。如果加一条译者注，则中国读者可以真确知道史实，也可以分析这一情形是否与作者上文所谓“所有种类的猎物都已被吃光，寄望于外来的猎物”有关。而所谓“为了特定的庆典，政府却赠予豪门以牛和酒”，应当是指“赐……女子百户牛酒”，“诸民里赐牛酒”情形³⁴ ，受赐者其实并非“豪门”。《中国食物》汉译本还可见“《四民月令》中论述的‘醘’是用碎肉做的，发酵后很像现代的辣酱或蒜味咸腊肠”³⁵ 。《四民月令》中没有说到“醘”。醘是盛酒的容器。所谓“《四民月令》中论述的‘醘’”或许是“醢”的误写。《四民月令·五月》：“是月也，可作……醢酱。”³⁶ 《说文·酉部》：“醢，肉酱也。”段玉裁注：“凡醢皆肉也。”³⁷

秦汉文献文字的回译，可能难以避免海外学者对中国文献误解的情形。前苏联学者C.N.鲁金科《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的汉译本可见：“《史记》中曾记载：‘匈奴人死后葬在棺中，棺外还套有内外两重椁。而且死者身上还穿着由织锦和毛皮制成的殓衣。’”译者注：“关于匈奴贵族的葬仪，《史记·匈奴列传》载：‘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并未说明他们使用两椁一棺，身着织锦。”有的译者注可以充实作者的论说，扩展读者的知识。如鲁金科写道：“据《后汉书》记载：‘公元前77年至前74年间乌桓破坏了匈奴单于的墓葬。’”译者注：“原文据《汉书·匈奴传》载：‘汉复得匈奴降者，言乌桓尝发先单于冢，匈奴怨之，方发二万骑击乌桓。’《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昭帝时，乌桓渐强，乃发匈奴单于冢墓，以报冒顿之怨。’”又如：“直到汉代狩猎依然是匈奴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史记》就有了以下的记载：‘匈奴人的孩子能快速地骑到羊背上，还能用弓箭射小的鸟兽，再大一点的孩子则能射狐狸和兔子。’”译者注：“原文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³⁸ 这是非常负责任的处理方式，对中国读者提供了便益。鲁金科所谓“快速地”之说，应是《史记》原文之外自己的想象，因此可得以澄清。当然，如果用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的形式则更好，即作：“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³¹

注释

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109,3299页。

2. 司马迁：《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第3044页。

3. 司马迁：《史记》卷123《大宛列传》，第3169页。

4. 班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730、735页；《汉书》卷88《儒林传·周堪》亦见“译官令”职名，第3604页。

5. 班固：《汉书》卷96上《西域传上》，第3875、3879—3881、3889页；《汉书》卷96下《西域传下》，第3910、3911、3917—3921、3928页。

6. 陈寿：《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841页。

7. 马建忠：《拟设繙译书院议》，《适可斋记言 记行》“记言”卷4，清光绪二十二年刻本，第64页。

8.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英]赫胥黎著，严复译：《天演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1页。

9. 陈乐民：《难哉译事》，《读书》1991年第2期。

10.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王栻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17页。

11. 陈永发等：《家事、国事、天下事——许倬云院士一生回顾》，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年，第347—348页。

12. [美]许倬云著，程农、张鸣译，邓正来校：《汉代农业：早期中国农业经济的形成》，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13.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731页。

14. 脱脱等：《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572页。

15. [法]谢和耐著，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89页；王子今：《“豆瓣酱”与“洗澡狂”——翻译的故事与文化》，《中华读书报》2001年8月22日。

16. [美]张春树：《1970年以来西方秦汉史研究概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4期。

17. [美]巫鸿著，施杰译：《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北京：三联书店，2019年，第59、249，25—26，14、103—104、267页。

18. 王叔岷：《列仙传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65页。

19. 顾瑛：《登箫台寄李五峰》，《草堂雅集》卷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补配《文津阁四库全书》本，第40页。

20. 释道世：《法苑珠林》卷13《千佛篇第五之一·种姓部·求婚》、卷56《轮王篇第四十·育王部》，《四部丛刊》景明万历本，第152、678页。

21. 刘昫等：《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8、891、2706、4735页。

2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014、5840页。

23. 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12页。

2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

25. 司马迁：《史记》卷6《秦始皇本纪》，第247、245、250页。

26. 汪遵：《泉志》卷7《不知年代品下》，明万历刻《秘册汇函》本，第24页；胡我琨：《钱通》卷7《杂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81页；杨慎：《丹铅总录》卷15《字学类》，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64页。关汉亨《半两货币图说》称秦早期的钱为“圜钱”（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5年，第4页，第9页）；钱剑夫《秦汉货币史稿》称作“环钱”（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8页）；石俊志《半两钱制度研究》亦取“环钱”之说（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第8页）。

27. 马端临：《文献通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7页。

28. 《文献通考》未列“蔬菜”。

29. 王子今：《“大神”“威神”祀告：秦军事史的神巫文化色彩》，《社会科学战线》2020年第8期。

30. 司马迁：《史记》卷68《商君列传》司马贞《索隐》（第2230页）：“《商君书》作‘必见骜于人’也。”

31. 司马迁：《史记》，第2229，2879页。

32. [德]马克斯·韦伯著，洪天富译：《儒教与道教》，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7、12、29、56、95、131、58页。

33. 范晔：《后汉书》，第1182页。

34. 司马迁：《史记》卷10《孝文本纪》，第417、425页。

35. [美]尤金·N·安德森著，马孆、刘东译，刘东审校：《中国食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7—39、40页。

36. 崔寔撰，石声汉校注：《四民月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46页。

37.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影印，1981年，第751页。

38. [前苏联]C.N.鲁金科著，孙危译，马健校注：《匈奴文化与诺彦乌拉巨冢》，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23、24、26—27页。

载《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

责任编辑：李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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